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民意調查數量大幅度增加。民調專家約翰·佐格比(John Zogby)在這篇文章中探討了民意調查的重要作用──不僅可以衡量選民對競選公職的候選人的態度，而且能夠反映選民所持的價值觀和他們對熱點問題的看法。本文作者是"佐格比國際"(Zogby International)民調機構的總裁。該機構總部設在紐約州尤蒂卡，並在華盛頓、邁阿密和迪拜設有分支機構，自1984年以來一直在北美州、拉丁美洲、中東、亞洲和歐洲追蹤調查民意。

我以提問為生，所以首先在這裡提出幾個問題：選舉前數個月內進行的早期民調能說明什麼──是能預測結果，還是僅像一時的晴雨表？圍繞全球變暖問題紛紛揚揚的討論，美國人(以及關注美國選舉的人)是否已成為所謂"民調污染"(poll-ution)──即公共領域民調成災──的受難者？沒有公開民調行不行？我將爭取一一回答上述問題。

舉行選舉數月以前進行的早期民調能說明什麼？它們是能預測結果，還是僅像一時的晴雨表？

為說明早期民調的價值，我能聯想到的最恰當的比喻是，好比制定到2008年11月要達到的減肥目標。要減肥的人是應當幾個月迴避磅秤，還是爭取定期檢查效果？大多數減肥者就像專業政治人士和政治迷一樣，希望隨時追蹤信息數據。當然，正在節食的人不一定能在既定日期達到目標，但減肥效果數據能為是應進一步努力，還是偶而可吃一塊巧克力蛋糕提供依據。而民意調查就好似這些效果數據。

早期民調不僅能顯示哪些候選人在競選中處於領先地位，也能提供其他各種信息。一個特定時期的主導議題有哪些？這些主要議題會不會改變？是否必須予以作出反應？早期民調還能反映公眾的整體情緒。他們是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還是同意我們都會向他們提出的一個問題，認為"局勢發展偏離了正軌"？這些指數極其重要。民意調查只不過是將候選人的見聞和選民的直覺科學地數據化──是滿意還是不滿意，是充滿信心還是氣憤、氣餒、甚至絕望。

必須認識到，我們這些民調人員探究的並不是某種單一的感受，也不是選民對那些他們可能並不理解的問題的一時性看法。好的民意調查會盡力顯示特定問題所體現的選民的價值觀。價值觀不會變幻不定，而是根深蒂固且不容侵犯的。但人們往往會對自己的價值觀存在矛盾心理。同一位選民可能認為伊拉克戰爭進展不利，因為戰爭正在造成無謂的傷亡和破壞，但又同樣深切關心繫於這場戰爭的美國的尊嚴和信譽。候選人及其競選班子必須創造運用適當的象徵手段和口號，說服選民走出個人的內心矛盾。因此，就幫助候選人確定應如何強調最有效的宣傳口號和議題而言，民意調查很有價值。

此外，三十年的民調經驗使我懂得，在政治競選中，是多數還是少數往往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關鍵議題所引起的強烈反響。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2008年總統大選中的首要議題。首先是伊拉克戰爭。將近五分之三的選民將伊拉克戰爭視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在2004年，反對這場戰爭的主要是民主黨人(占80%以上)和很多無黨派人士(占60%以上)，而共和黨人當時對這場戰爭的堅決支持不亞於民主黨人的堅決反對。因此，布什總統發現，當他把伊拉克戰爭同反恐怖主義之戰聯繫起來時，伊拉克戰爭便於他無損──大多數選民認為他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比民主黨競選對手克裡(John Kerry)參議員要強。但到了2005年，共和黨保守派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減弱，而少數自由派和溫和派共和黨人開始與總統對立。

反恐怖主義之戰是第二大議題，而且能充份反映公共輿論的動態變化。布什總統在2004年贏得連任時，67%的選民認為他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更強，相比之下，克裡在這方面只得到24%選民的肯定。到了2005年，公眾認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不相上下。但是，步入2008年，民主黨人在這個問題上不一定會贏得壓倒共和黨人的優勢，因為選民並沒有給予民主黨人那種能推動他們贏得勝利的強烈支持。至少目前還沒有。

在往屆選舉中，引起強烈反響的議題不外乎"上帝、槍支和同性戀"(God, guns, and gays)。但隨著選民轉而關注伊拉克和醫療保健等其他問題──這些是會引起不安、憤怒和沮喪等強烈反響的問題──共和黨人可能會逐漸失去優勢。

2008年大選中一個必定引起強烈反響的問題是移民問題。民意調查可以在此起到說明作用。美國人反對非法移民，但他們認為給已進入美國的人提供一條入籍途徑是合理的。他們希望加強邊境控制，但同時反對耗資數億美元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上修築隔障。移民問題和伊拉克問題一樣，支持或反對各種方案的人數對其影響不大，真正有影響的是人數相對較少的一部份選民中的強烈支持或反對情緒。面對移民問題，共和黨人再次處境維艱。

共和黨總統提名競選人和國會議員候選人被夾在兩派中間：聲音最高、最保守的一派反對採用任何措施將目前非法居留者的身份合法化；而越來越多的拉美裔選民則對沿美墨邊境修築隔障表示不滿。請看以下數字：拉美裔選民在參加1992年選舉的9200萬選民中占4%，在1996年的9500萬選民中占5%，在2000年的1.05億選民中占6%，在2004年的1.22億選民中占8.5%。拉美裔在美國選民中所佔比例的增長速度繼續超過拉美裔人口的增長速度。布什總統在2004年得到了40%的拉美裔選民的支持(比2000年上升了五個百分點)，佔了更大總數中的更大比例。主要受到移民問題的影響(同時還有伊拉克問題和經濟問題)，共和黨人在2006年國會選舉中的總得票率下降到28%，吃了個大敗仗。由於2008選舉年的早期民調顯示共和黨人在拉美裔選民中的支持率下降，因此共和黨人將在移民問題上面臨艱難抉擇。

是否存在"民調污染"？

1960年代的民調機構有蓋勒普(Gallup)和哈里斯(Harris)。到1970年代，幾個主要電視網與幾家大報開始聯合進行民調。直到1992年時，大型民調仍不多見。由媒體和獨立機構進行民調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對弄虛作假的候選人起制約作用。也就是說，由於公眾有了有信譽的獨立機構的調查數據，任何人都很難通過發佈為自己造聲勢的虛假民調誤導公眾和蒙騙捐款人。

隨著有線新聞網和其他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公共民調也出現激增。到2006年，公共領域的獨立民調至少有二十幾種，而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因此，現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各種新聞媒體和民意調查是否氾濫成災。但到目前為止，美國人看來對更多的新聞選擇和更多的民調表示歡迎。美國人希望有連屬感，希望知道他們自己的看法是主流派還是少數派，以及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在更廣泛的選民中──即在除了他們身邊的朋友和家人、美發師和理發員、便利店和街坊鄰里以外的範圍內──表現如何。

隨著民調數量的增加，民調人員、公眾和媒體所承擔的責任也相應增加。我們這些專職從事民調的人有責任提醒美國人民，民調能做到什麼、不能做到什麼。每當我們發佈調查結果時，總有人說我們"在預測"，而實際上我們只不過是展現某個具體時刻的狀態，得到當時的一個數據，反映某一程度的進展。從進行民調之後到舉行選舉之前，任何變化都可能出現，哪怕民調是在選舉前一天進行的。

民意調查並非盡善盡美。我們無法同某個特定群體中的每一個人交談，只能進行抽樣調查。抽樣調查必然存在誤差(儘管其他因素也可能造成誤差)。大多數全國性民意調查的誤差範圍為正負三個百分點，致使誤差率最高可達六個百分點。如果候選人甲在一次全國性民調中的支持率為53%，候選人乙的支持率為47%，那麼候選人甲的實際支持率最高可達56%，最低可能為50%；而候選人乙的支持率最高可達50%，最低可能為44%。這也就是說，這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可能不相上下。我們能夠顯示選舉競爭是否勢均力敵，但我們不能預測選舉的結果。即使作預測也只是憑本能感覺和基於我們掌握的數據，而那主要為了有趣，並不是作預測。

公眾應當對民意調查持健康的懷疑態度。民調是瞭解競選動態的有益工具，不應否定它。我們的調查結果通常是非常準確的。2000年，我進行的民調(以及CBS廣播公司的民調)預測，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戈爾(Al Gore)將在普選得票總數上略佔優勢，而其他幾項民調則認為當時擔任州長的布什(George W. Bush)領先兩到三個百分點，但我們說的其實是一回事。

最後一點是，媒體──特別是廣播電視──必須更好地解釋抽樣誤差，對措辭及民調可能存在的其他局限提出質疑，同時將民調結果放在應有的客觀背景下進行報導，例如，要指出在進行民調時出現的一些事件、講話或其他可能影響民調結果的因素。

沒有民調行不行？

我當然離不開民調。專職政治人物和政治觀察人士顯然也離不開民調。民調具有揭示政治群體最深層的想法、感受、偏見、價值觀和習性的重要功能。所有這些年的經驗讓我懂得，雖然美國人作為個體可能表現得認識片面、漠不關心、或者完全錯誤，但美國人作為一個整體一向相當知情，在民調以及最終投票時幾乎不會有偏差。

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