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

第四章：

公學運動的勝利：美國教育史上的轉捩點

作者 卡爾凱索(Carl F. Kaestle)

這本教科書出版於1727年在波士頓出版，「初階」原本指的是禱告者用的書，後來意指基礎的學校課本；在宗教與現實生活教育之間的分界、仍然是許多社會中等待定義的問題。

今日的美國人都有權力接受免費、開放給所有人、毫無宗教宗派主義的公立學校教育。雖然每個家庭都能讓孩童自費進入私校就讀，但私校就讀學生所佔的比例、半世紀來一直穩定地維持在10-12%的水準，大多數的學生從開始唸書的第一年到第十二年，就讀的仍然是公立學校，美國北部各州在1840年代開始執行這個教育體制，南方則是在十九世紀後期，這個歷程也就是所謂的「公學運動」（THE COMMON SCHOOL MOVEMENT）。

在美國殖民時期，並沒有開放給所有孩童就讀的免費學校，但在1840年代開始有了類似現在美國公立教育的機制，因為美國北方各州的選民認為，創設州立、由地方控制的免費學校，應該是個聰明的選擇，在這種教育模式盛行之後，則開始出現了美國完全免費的學校出現。

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上學並非國民義務，也並非免費、沒有開放給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數孩童學習的主要管道。學校教育在各個城鎮有不同的作法。通常女性不能上學、只能參加低層級的教育課程，有時是必須在和男孩不同的時段上課。多數的城鎮裡，父母必需支付部分學費讓孩子上學。這些教育上的障礙，普遍存在於英格蘭殖民的東北部、中大西洋與南方各州，而美國北部受西班牙和法國殖民的地區，在教育上的作為更是少得可憐。基督教的傳教士會不時透過北美的宗教教育系統，為美國原住民、非裔美人宣講福音，但學校教育的部分，不論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未將此問題視為根本問題。

殖民地學校系統的宗教基礎

H但在英國殖民地雖然有臨時性、非制式的學校教育，許多殖民地居民仍然希望培養識字能力，新教徒多數相信人們應該要學習能夠以本國語言閱讀聖經（對英國殖民地居民來說就是英文，而非拉丁文或希臘語）；1647年通過的學校教育法，麻州殖民地居民的立法機關評論該法為「老迷惑者撒旦條例」(old deluder Satan)，讓人們在新教徒宗教改革之前無法接觸聖經、現在又要求他們必須學習去閱讀；法律並未明訂教育應該是免費的、也並非人人必須參加的，法令的推動也未能徹底執行。在實行面上，父母親可自行決定是否送小孩接受教育，如果他們這麼做了、必須負擔部分的支出，而在當時宗教信仰也成為學校教育必然出現的內容。屬英國殖民地的美國、最常見的教科書就是《新英格蘭初階》（New England Primer）這本書，用押韻的對句教導孩童英語ABC，從字母A： 「在亞當(Adam)的墮落裏，我們都犯罪了」、到字母Z： 「主耶穌看到約翰之父爬上了樹」。

學校提供短期課程，可能六週在冬季進行、另六週在夏季進行，主要是未至農場工作的年幼孩童來上課；孩童接受教育對務農工作產生影響、也讓多數城鎮都決定限制學校教育的資源。正式的學校教育和美國的母國英國一樣、只是極少數精英份子的特權，在殖民地地區，只有少數歐洲名門後代能夠接受英文文法的進階課程，在哈佛、耶魯、或威廉與瑪麗等學校接受拉丁語課程、則是更少數的人能夠享受的待遇。這些享受特權教育的人，其後多半成為神職人員，而非為世俗社會服務。

其他的孩童多半是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學習識字、大人的角色、工作技能以及所有傳統，學習的地方多半是家中、工作環境或是教堂。然而，在十八世紀殖民地地區人口漸多、結構日趨複雜、政黨派系也亦趨複雜，敵對的異議教派之間因為信仰教義產生更多對立與爭吵，而政治與經濟的問題也讓殖民地人民與母國英國瀕臨決裂邊緣。因此，使用文字來辯論 – 包含口語與文字的形式 – 的機會也愈來愈多；在農業工作愈加商業化、高效率之後，產生更多金錢的交易、更多單一作物的耕種方式、也更希望能將農作物銷售到更遠的市場，在在都讓識字能力的價值有所提昇。靠海的波士頓、紐約、費城、查理斯頓等城市，以及一些內地中心像是紐約首府阿爾巴尼、康乃迪克州首府哈特福特，因為貧困且能見度高、聚集了一些慈善團體和教堂，在這些地方為貧苦孩童建立道德教育的免費學校，提供英語的「慈善」學校。

從現代角度來看，當年的初學教科書看來顯得無趣且有限，多數人都會認為現在的教育已有常足進步。

公學運動（The Common School Movement）

在十八世紀的大變動中，很多人會預期在殖民地勝利後、美國獨立革命期間進駐的英國軍力終於撤退時，美國人將可自由依據需求、建立一些共和單位，學校應該是最需要的前幾項。事實上，許多革命領袖-包含湯瑪士傑佛遜、班傑明魯斯 - 都認為這是應該做的事；傑佛遜在1786年寫信建議朋友要「鼓吹一場反對無知的運動」，支持維吉尼亞州建立免費的學校。羅斯、一位費城的心理學家以及參與獨立宣言的學者，在費城提出一項類似免費學校的議案。

在建國初期、國家系統公民教育領域參與運動的領導者，包含擁護傑佛遜的共和黨人以及聯邦黨人，但他們的努力都在州立法機關中付諸流水；看似多數的自由人民都認為、殖民地的教育規劃仍然不盡完善，特別是美國人都很擔心稅賦會因此增加（這也是過去在英國受到爭議的主要問題）、也不希望剛建立的國家政府干涉這些向來是地方甚至各個家庭自己決定的事情。在傑佛遜的免費學校教育議案於維州闖關兩次都失敗之後，他在1807年向他的朋友喬巴羅（Joel Barlow）抱怨道：「在我們的默許之下、大眾對於促進新想法的步伐像蝸牛一樣慢！」。

因此，在農村中各個城鎮仍然自行決定是否要成立學校，以及籌募資金的方法，學校的開支通常來自於所有居民的稅賦、加上學生父母親繳納的學費。有時候父母親會用提供食物給老師、或提供柴火給學校作為學費，但通常還是必須繳交現金。這些學費稱之為「等級帳單」（rate bills）。有時學校會提供所有學生一部份時間免費的課程、然後另外開闢一些「延長課程」、提供給部分父母親可負擔學費的學生來上課；這樣一來，孩童受到的學校教育多寡，就取決於家庭的財富狀況。最多每個城鎮或每個地區一定會有一間學校，黑種人與印地安人通常無法在這些教育機構唸書，即使是白種人的小孩，上學的時間也很短，老師通常教育程度並不怎麼高、教室也十分破舊，也因而之後在十九世紀初、鄉村地區的學校就成為學校改革者最常抨擊的目標：密西根的監督人約翰皮爾斯（John Pierce），稱這些鄉村地區為「無知老師們的天堂」，另一份報告則形容某地區學校的建築年久失修、「連老鼠都不想搬進這裡」。

十九世紀初、正依循蘭開斯特途徑閱讀與寫作的男孩照片。蘭開斯特試圖嘗試的是找出教育貧窮孩童的有效方法。

導生學校模式(The Monitorial School Model)

在城市中，機會相對地比較多，早在十八世紀的都市地區，就已經有好幾種不同的學校，依據不同的財務資金來源、發展為不同等級的學校。最基本的模式為「慈善」性質的學校教育、提供貧困的白種人與非裔美籍孩童免費教育機會，這種學校通常是附屬於教會、由國家或地方政府成立的學校，其中包含非洲人免費學校、供貧困家庭兩、三歲兒童就讀的幼童學校、以及其他各種受資助的學校。在實行一段時間、逐漸引起注意後，新共和國中許多城市開始實驗一種「導生模式」（monitorial）的學校，在1810~1820年間成為英國、歐洲、拉丁美洲流行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一位貴格教的南教師喬瑟夫藍開斯特（Joseph Lancaster）創造、鼓勵較年長的學生去教導年紀較小的學生。藍開斯特花費心力寫了許多說明手冊，希望這種方法能夠愈加普及，他嘗試定義出適用的原則、為教室秩序訂出詳細的規章。當時男孩們常因違反學校紀律而挨打，擁護者大聲讚揚藍開斯特以鼓勵替代體罰的想法，透過活潑的課程與競爭作為促動學生學習的刺激，支持他對宗教派別保持中立的想法，還有最重要的、在財源與支出上的想法。藍開斯特宣稱在他的系統下、一位老師就能同時教導五百位的孩童。在1820年，藍開斯特的學校模式在匹茲堡和費城其他很多城市相當受歡迎，在底特律、密西根、華盛頓、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與紐哈芬市、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與裡其蒙市還有其他相當多的城市都是如此。在紐約市與費城，改革者組成了藍開斯特導生學校模式的網絡，這個系統成為之後這些城市公學教育地點與組織上的基礎。後來的評論家認為藍開斯特的導生學校模式對貧困的學生嚴格管控、還把他們與其他孩童分開，但藍開斯特的想法、的確幫助學校「系統」 - 在教學與課程上、甚至在學校教育組織網絡的建立上 - 都更為普及。

稍微有些錢的父母親，可將孩子送到於報上廣告招生的低價學校，每學期只收幾先令的學費；富裕的家庭則會為孩子請私人家教、或是送他們到昂貴的英式寄宿學校，不少英語系殖民地居民都採用這種方式；至於那些最富有的人，會讓寶貝兒子女兒到國外學府接受高等教育並培養社交技巧。在1820~1830年代，「免費」的教育可說是貧困家庭享有的極少數特權之一，完全仰賴來自新教與天主教雙方教會組織的捐獻、或是無關宗教的慈善社團慷慨解囊，在紐約與其他地方、這種慈善學校都有可能接收到來自國家與州政府的各種不同支援。但現今的私立與公立教育單位，至此都尚未出現。

公學改革運動舉集的努力

值此同時 ，在多數美國人居住的小城鎮與鄉村裡，1840年代的學校改革者積極想要結束在延伸教育與等級帳單上的歧視作法，要求學校教育的經費必須完全由房地產稅來之父，也就是所有房地產持有者自然成為整個社區教育系統的贊助者。徵稅制度反對者批評這是國家政府干涉地方政府的一種未經授權、不公平的作法，但康乃迪克州的學校督學亨利伯那德（Henry Barnard）卻稱之為：「免費學校系統的重要計畫」。改革者也推動將小農村地區併入較大城鎮單位的集中計畫，以做更好的管理與支援。同樣地、在都是方面，學校改革者同時也開始將慈善學校納入免費公立學校系統之中，並嘗試吸引孩童與富裕的父母願意到這些「一般的」學校就讀。將學校當作一個大眾化、平等起始點的想法，為改革者增加不少說服力，他們也以私立學校的不好之處來回敬批評他們的人。歐維爾泰勒（Orville Taylor）說：「私立學校系統是只為富有者服務的學校，不符合共和的特質，這種作法讓所有人不可能有一個公平的起跑點。亨利伯那德抱怨現在的系統、是「將社會分級…依據財富、教育或其父母的外在環境，把孩童分類」。然而，就如傑佛遜之前體認到的、行之有年的作法通常很難更改，即使賀瑞斯滿恩（Horace Mann）這位1840年代最知名的教育改革者、也為其所做努力所換得的緩慢進展感到失望，並將他的對手稱為「政治瘋子」的「龐大陰謀」。

以小範圍做地區管理的想法、仍然有很多支持力量，以麻州為例，傳統的反對者就認為：國家政府會用其影響力、禁止在這些公立學校中傳佈特定宗教教派的教義；在紐約州，在奧內達加郡的一個小城鎮開始抱怨：於1849年新通過的法律、讓人們「從鄰居的口袋中拿錢」、去支持學校的設立。紐約市的羅馬天主教會抨擊單一公立學校系統的設計，認為這將會受到新教教派教義的干擾。因此，在許多州內，改革反對者於州議會與市議會中，成功廢除了公學教育的一些關鍵要素，部分州內將小鄉村集中化的政策也歷經多次通過與廢除的命運，在1842年，改革反對者廢除了康乃迪克州的州教育監督一職，哈特福特時報這份民主報刊、形容這樣的中心化作法為「專橫」、「普魯士風格」的作法；只有麻州和俄亥俄州、是少數未成功廢除州教育監督的地方。

但是，在1838~1853年長達15年的時間裡，東北部多數的州（從緬因州下至馬里蘭州海岸線）以及古老的西北部（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伊立諾斯州、愛荷華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還是保有州立學校監督的職位，也要求各城鎮必須從房地產稅中完全之父學校教育的開支。在傑佛遜與賀瑞斯兩個世代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得以找到平衡點？我們應該注意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

工業革命緣起於軋棉機與快速發展的蒸氣機，刺激了後來歐洲移民至美國的風潮，促成人群聚集的都市化現象，以及讓國內三大主要區域的經濟功能產生差異化發展，中西部成為農業基地，同時也是加工與船運發達的地區，新城市與鐵路運輸大量出現，自該地區的勞動力擺脫奴隸的制度之後，新的歐洲移民開始大量進入美國中西部生活。在東北部，小農莊型態的農業發展以及山丘地形中的岩石土質，成為生產較不富饒的地區，因此在工廠運作容納愈來愈多勞動力、特別是在紡織與鞋業工廠的時候，這個區域就成為工業城鎮與都市的群聚地。南方因為勞力充足，主產物為棉花、煙草、米，長時間都仍然是農村，直到內戰時期結束奴隸制度為止。

但如果說單是因為經濟發展、公學就因而得以快速發展，又難免過於簡單化了；在這期間每一階段都對公學的進步有其貢獻、也經歷多次的波折，特別是在許多羅馬天主教徒在1830~1840年代，從愛爾蘭與德國、混雜在移民之中到達美國北部時，又為新教與天主教的冗長歷史添加了新的故事，這些造成新教徒領導團體緊張的新移民，接受了他們應該將自我的教派緊張關係與教義爭執放在一邊、至少在教育範疇內應該如此的想法，希望提出道德教育計畫、以及能夠符合自我價值觀的歷史觀點；為了做到這一點，美國國內精英與新教徒中多數人決定贊同中心化的學校制度，同時必須拋棄一些獨立農村、文化分離主義、以及地區自治的想法。

輝格黨（Whig Party）的角色

在美國內戰的三十年前，最能代表激進新教主義的政黨，非輝格黨莫屬；成立於1820年的輝格黨，依循其政府激進主義的政治信條，包含制度的建立、經濟的發展、以及道德的規範 – 他們透過激烈的手法行事，目的在於禁止酒精濫用、以及免費公立學校的政策得以實現；許多早期各州公學的監督都是輝格黨人，而絕大多數促使學校系統得以建立的法律、也都是輝格黨人支持才得以通過的。

當然也有一些同時支持兩黨的人，許多民主黨人也支持所有人都可參加的免費教育制度，並希望學校教給學生道德規範、美國過去的光榮歷史、以及政治制度的優點；但民主黨當時傾向支持地方掌權、反對強大的州政府進行干涉。輝格黨的領袖、紐約州州長威廉西伍（Seward）表示：如果認為一個能運用資源贏得戰爭、懲罰罪惡、對抗叛亂的國家，不能運用同樣的資源去「避開戰爭的禍害、提供大眾安全生活、避免叛亂事件發生、提昇大眾的道德修養、並增進所有人的幸福」，是很可笑的想法。

這是場難打的硬仗。但在1837 至 1853這段相對來說不算長的時間裡，北方各州的立法機關都已立法通過多數免費公學系統中的重要規範，為了打贏這場硬仗，公學提倡者藉助輝格黨的力量，說服許多同胞相信公立學校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不只提供人們更公平的教育機會，還能將共和政體、資本主義與新教徒的價值觀，整合為美國的特有文化。

在南方，十九世紀於該地區強勢的民主黨，保有地區化、自由放任的傳統，強烈信賴以奴隸勞工為基礎的階級社會，讓更民主走向、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當地學校改革者相當挫敗；免費公學在南方一直到1861-65年內戰結束後一段時期，於1960至70年代初、才透過包含黑種人立法委員的重建立法機構、進入南方地區，接著在十九世紀南方的白種人民主黨重掌州立法機構時，該地區才漸漸往免費公學系統之路邁進，其資金仍由房屋稅為基礎，但對待黑種人和白種人的方式還是不完全公平。事實上，在北方也有不少種族隔離的狀況出現，全國為少數種族設立的學校，通常資源也較為貧乏。

社會機制的平衡雙輪

當現代公學系統在1837 至 1853年之間、於北方逐漸形塑出明確輪廓時，保有了逐漸進化、但非革命的特質；承接自地方團體的管理權，仍然在地方與各州職權之間擺盪，到了二十世紀才有更多的聯邦力量涉入。地方的力量至今仍然存在，如美國各地教育委員會由地方自行遴選，這是全球工業國家中絕無僅有的方法，也證明學校課程及預算由地方控制這個概念，仍然對一般美國民眾有其新引力存在。然而，透過推行少量的州立規範、讓當地學區所有父母不需再支付上學的費用，公學改革者創造了相當大的轉變，階級成見即使未能根除、也已有所改善。在此基礎之下，已經準備好為各個種族、性別整合的平台，都將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機會。

賀瑞斯滿恩（Horace Mann）於1848年宣稱：美國的一般公立學校是「社會機制的平衡之舵」，其機會均等的概念 – 與美國獨立宣言以及憲法內容相同的概念 – 在其宣言中達到強化與擴展、與改革主義者的理念也十分接近；但平衡之舵也暗喻了另一個也許當初並未意圖闡釋的意義，那就是平衡之舵也保障了社會機制不致分崩離析。這也是公立學校於過去一個半世紀、在美國絕大多數地方都能吸引大多民眾的原因。美國人堅信大眾的公立學校是教給孩童價值觀、一般政治系統基本概念、尊重制度、認同所有權與民主系統正常運行所必須之價值的必要機構。因此，在提倡平等的同時，有些人認為美國的公立學校本質上是個保守的社會機構，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民主架構中從種族、階級甚至天資孕育出來的傳統文化特質。地方控制權與依賴地方稅收支持教育支出的作法，讓個別學生可獲得的教育經費產生不平等，依居住地分配的學區制度，也讓公立教育中持續存在種族隔離問題，即使聯邦司法制度在過去半世紀來、費盡心力試圖改變這個狀況，仍是無法改變；而多數的公立學校也扮演著推崇學術至上的次組織角色。

時至今日，對於「大眾」公立學校的價值與課程仍然偏向是個屬於傳統美國新教派理念的文化單位。但作為民族融合的「文化熔爐」促進者角色，公立學校仍然是個普及的教育單位。在過去幾十年，雖然出現從發展中國家移民進來的新浪潮，但美國公立學校仍然吸引了約九成的學齡兒童就讀，剩下的人則多數是自費就讀於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私立學校。

在美國，所有人都可就讀的免費公立學校，被視為強化社會凝聚力的民主教育單位。

然而，當各種種族、文化背景的美國人進入公立學校時，有些父母與教育家開始質疑單一、綜合性質公立學校系統的正當性，辯論的核心在於承襲自十九世紀模式的學校教育，是否能幫助美國年輕人有效地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科技經濟中保有競爭力，如果不行、又是什麼原因。

美國人開始重新提起這個重要的大眾學校議題。公眾資金是應該直接交由父母親去選擇自己小孩適合的教育？還是應該建構以宗教為基礎的學校？公立與私立學校是否應該如美國立國前五十年一樣整合在一起？是否應由地方與獨立學校創辦者自訂規則，不受國家和聯邦政策的規範？是否應在現有架構下擴大全國性對公立學校的檢視，讓學校能提供學生更好的教育？快速變遷的社會給了美國當今對公立學校大辯論最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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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凱索（Carl F. Kaestle）是布朗大學教育學、歷史學與公共政策的教授，他在1997年進入布朗大學，過去曾在威斯康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任教。他的著作包括「共和政體的支柱：`1780~1860的公學與美國社會」，以及「美國的知識能力：自1880年以來的讀者與讀物」。近期他也擔任公共電視紀錄片「學校」的主要顧問與專業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