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出版物

第三章：

總統卸任與人民崛起：喬治華盛頓與憲法中的有限總統職權概念

作者 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

在1797年，英格蘭的喬治三世國王，這位曾在美國革命戰爭中成為喬治華盛頓敵人的英國國王，得知他過去的敵人在3月份卸下總統職務，因為這起事件 – 加上檢視華盛頓早期在革命戰爭即將結束時、辭去總指揮官的決定，他曾說華盛頓是「眾所周知、最具高貴人格的人物」；事實上，這位國王還強調，他認為華盛頓可說是「這個時代中最偉大的人物」。

喬治國王一定是忘了馬基雅弗利(義大利政治家)針對退休提出的策略性建議。在他的文稿中，該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兼諷世者，曾經建議所有曾經贏得勝利者、都應該考量自己的可能遭到的猜疑；以一名鬥士政治家來說，有兩種方法可選擇：從軍職官階中辭職，可避免遭受嫉妒；或是運用這些官階讓自己成為擁有至高無上權利的人。辭職一途、Machiavelli認為不僅可避免他人猜疑，還能因而獲得廉潔的好名聲。

不論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是否曾讀過Machiavelli的作品，很明顯地他在職涯中充分運用了辭職的力量、累積個人的名聲 – 而他冀望整合國家的目標就像是他命中注定的任務 – 正是Machiavelli也應該認同的一種作法。

華盛頓從擔任公職、是一位年輕指揮官時，就開始了適時卸任的模式，他早在1750年時就是維吉尼亞軍隊的指揮官，當時他的目的是給殖民政府更多壓力、提供人民更多物資、送至前線抵擋印地安人的攻擊；到了1783年任職美軍總指揮官任內辭職時，他就已經學習到如何運用辭職來達到真正的政治目的，只要運用短暫離開工作、回到私人生活中 – 和擁有工作時能夠更上層樓有一樣的效果。

他的公眾角色十分戲劇化，他的辭職動作也是 – 包含他在這些轉捩點所做的聲明 – 都更強化了他的個人特質、以及成為美國政府架構與其後美國文明發展楷模的能力。最關鍵的事件、不外乎華盛頓在1782年拒絕了參與建構美國君權的機會；在那之後，於1783年，他更嚴正聲明他希望繼續以公民的身份、為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的國家，確立「國家特質」– 像是自由民主就是特質之一 – 且長治久安而努力。在他於1783年6月14日所寫的「十三州致總督公開信」中，華盛頓引用舊約聖經彌迦書6:8篇章中以下的內容：「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再略加修改後為同胞所寫出的祈禱文：

上帝仁慈地願意幫助我們所有人，能夠行公義、好憐憫、讓自己能保有仁慈、謙卑與好脾氣，這些都是我們心中神聖宗教中的上帝告訴我們必須擁有的美德，如果沒有祂作為楷模，我們將不可能成為一個快樂的國家。

華盛頓運用彌迦書的聖經內容，改寫為形塑美國自由特質的模式。

華盛頓的抱負

華盛頓的抱負和野心，與其職涯中擔任公務人員與軍職人員時期都有關係，歷史學家都認同1787年的憲政大會（請見本書中其他篇章內容）、終於能定下憲法的架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希望華盛頓擔任美國的第一任總統，然而，這還是必須要華盛頓同意參加大會、接受總統職務。華盛頓在參加大會期間，看似相當誠懇地表達出不確定未來方向的想法 – 他曾說 「相當戲劇化的一部大戲即將上映，在美國與全球各地、都將有不同的演出方式」 – 連他自己在內，已經不再是軍隊的領導者，卻仍是該齣大戲的主要演出者。

然而，在1789年1月由選舉人無意義通過後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後，華盛頓在1789年4月16日離開了鄉下的故居弗農山莊，也和故鄉維州亞歷山卓市的朋友鄰居道別，所有的希望就是建立起一個長治久安的民主政體。喬治華盛頓尋遍所有方法、希望為新建立的美國找出不同於歐洲王權的制度，在1789年5月，他將自己的想法寫成信寄給詹姆士梅迪森，詹姆士也是新憲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目前的狀況下，首要之務就是要建立一種慣例，我個人也衷心希望這些慣例日後能成為固定不變的原理」。

華盛頓於1789年在紐約市就任總統一職，受到大眾景仰，他希望成為一個有權威大但不獨裁的總統。

因此，在他首度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幾乎完全以美國新政府的責任 – 而非權利 – 為演說主題，但華盛頓也瞭解民主的追求路上、即使要避免獨裁者出現，也絕不能出現無政府狀態，在過去數年新共和國中、政黨成長同時與對立爭執成正比增加時，華盛頓投注更多心力在讓新國家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實體，包含他在1794年提出最受人矚目的「美國現況說明」演說中、提到「自稱為民主的團體」影響了後來的抗（酒）稅運動，約五百位賓州的農夫發起小型的抗爭，抗議聯邦課徵酒稅，這也是美國新政府面臨的第一次試驗；在華盛頓命令軍隊進駐該區時，這些群眾毫無抵抗地一哄而散。但這些「自稱為民主的團體」在當時仍被華盛頓視為有潛力發展為法國大革命時恐怖行動的群眾。除了以民粹主義、抵制到底的政治辭令抗議聯邦酒稅之外，這些農夫似乎受到法國大使艾德孟捷乃特（Edmond Genet）的影響，他曾以威脅要訴諸於人民來直接挑戰華盛頓的職權，企圖報復華盛頓針對英國與法國之間似有若無之戰爭提出的「中立聲明」。

另外，華盛頓也體認到一個成功的民主社會，需要具競爭力與有說服力的執行力，華盛頓希望在謙卑與堅決之間取得平衡的企圖，要達到並不容易；組織一個政府，需要對每個言詞、行動的象徵意義有敏銳的感受力，其後的實際執行也需要剛毅性格與鋼鐵般的意志力才能有所作為。美國憲法命令執行者必須尋求參議院在跨國條約部分的「建議與認同」，因此身為總統的華盛頓便遵循規定、要尋求參議院針對與印地安部落協商的「建議與認同」；由他的作戰部長亨立諾克斯（Henry Knox）陪同，對參議院宣讀與華盛頓重視的議題 – 藉以逐項確認合乎憲法精神的「建議與認同」。在此戲劇化的開端之後，華盛頓被引領到會場外苦等許久，而當時在會議中則由後來被稱為「全世界最重要審議組織」、針對繼續進行的方向進行辯論。體認到自己可能犯了錯誤、進而限制了未來總統的權利與職權，他轉身離開了大樓。華盛頓的行為創造了未來平衡共治的國家系統中，堅強、有尊嚴、擁有自主權的總統職位，透過中介向國會負責；這個行動奠定了未來在美國行政與立法兩權之間的平衡關係。

溫和與寬宏大量(Moderation and Magnanimity)

在確定新聯邦政府擁有堅強總統職權定位後，華盛頓接著要確定的是、未來的總統不會變成獨裁君主；他嘗試為新的聯邦政府以及總統辦公室做出明確定位，或是如他所謂的：「表達我對繁榮國家卻能兼顧紀律國家的想法，並能明確區分出快樂和光彩的分別」。他所謂的分別其實已經在1783年的「致總督公開信」有所著墨 – 民主的自治需要在溫和穩健的環境之下才能生存、茁壯，而針對溫和穩健，他還提出了另一個要素「寬宏大量」，這是一種能讓民主政府得以約束、妥協、避免苛求所有權力現象發生的要素（華盛頓其後在1796年的道別演說中，又再次宣揚「寬宏大量」的重要性）。

華盛頓在1789年的就職演說中，分析獨立宣言的沿革：

我滿懷欣喜、堅信智慧之光將出現在地球上的陰暗角落，探究調查的自由將能創造行為的雍然大度，人類將能改變過去多數人為少數人服務的不合理制度，而當人們能在地球上某個地方成為自由之身時，必然不會固守在某個地方、終身為奴隸。

他在這次演說中也提出他對總統職務的期許，他解釋道：希望能總統能與普羅大眾為伍、進入那條雖然看似「錯綜複雜且充滿障礙」、卻終究能變成「方向明確的康莊大道」，能夠有所改變、原因就在於堅持守住那條「劃分對錯的分界線」。因此，在時機來臨時，他在1796年辭去了總統職務，建立起美國總統任期以兩任（八年）為限的制度，為美國總統與聯邦制度建立起的道德視野，也彰顯了他退休之舉的果斷與重要性，是美國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事件。

但華盛頓擔任新聯邦憲法任命之總統的任期內、也並非一帆風順，在他八年的任期中，美國已獨立成為自主的國家，值此同時美國人民也親眼見證了政黨的形成過程，華盛頓經代表們無異議通過擔任總統的狀況，日後再也不可能發生，這也給了當時其他政治人物提出爭辯的空間，對他 「管理」政府的正當性提出質疑；當新的民主政體分化出派系之後，華盛頓被視為聯邦黨的領袖，也就是那些為新憲法誕生多有努力的人們。

反對黨民主共和黨是由詹姆士麥迪遜與湯瑪士傑佛遜所帶領的政黨，除了華盛頓擔任總統的前兩年之外，不斷受到日趨壯大的反對黨挑戰，這段時間也是美國政治發展最快速的一段時間，這個新興國家見證了政黨報刊與政黨組織大量出現的歷程。現今政府架構中、支援總統職權的執行單位，在當時卻是由亞歷山大漢彌頓掌管財務部、同時也掌管聯邦黨，而湯瑪士傑佛遜是意見相對的共和黨人、擔任的是華盛頓政府的內閣秘書長；麥迪遜在1791~1792年之間發表的「國家報」（National Gazette）專文中，發表了共和黨宣言，而他正是過去聯邦黨人在國會中的主要發言人。因此，華盛頓在建國之初戮力創造的堅固聯盟，也因各派系為爭取勝出而遭到破壞。為了維持有效的辯論，華盛頓試圖控制對於不受控制部門的傷害，希冀 「過去的成績不會因為彼此的意見歧異而功虧一簣」，早期共和黨的爭論也終於獲得控制： 「控制在憲法規範範圍內」 也許是美國建國者與華盛頓總統任期中最偉大的成就了。

華盛頓辭任後，讓他能滿足地回到弗農山農場生活。

確定退休

在美國第三任總統選舉來臨之前，華盛頓決定在1796年退休，在做這個決定時，他希望自己在當時情境下的立意退休，能為新立國的美國帶來長久立意。在1796年5月10日，他尋求亞歷山大漢彌頓的協助、準備一份告別演說講稿，華盛頓寄給漢彌頓一份草稿，其中一部份是四年之前詹姆士麥德森所寫的內容（但當時時機還不到）；在四個月的通信聯繫之後，華盛頓達到了這個目的，並在1796年9月17日、週一的時間(行憲紀念日)，於「每日新聞報」（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上刊登此份著名的告別演說中，

他堅定的陳述「十分高興能獲得與大家相互關懷、協助、度過危險的收穫」，明確說明他不在續任第三任總統的心情，和過去在1783年從軍隊中辭去指揮官一職時、一樣心情輕鬆；在他之前於軍隊中辭職時，「心中充滿對於惶恐之下接任的職務滿是感謝」，他也充分說明自己的卸任理由：

1. 選擇新任總統的時間點已經愈來愈近，華盛頓選擇要透過自己的辭任、創造「更進一步的自由」。

2. 他走的路是兼顧「責任」與「個人意願」的方法。

3. 過去「責任」總是凌駕「個人意願」，就如同在1792年時、因為有關鍵性的「外交事務」問題，無法辭任總統一職。

4. 到了1796年，人民對於「國家內外」所關心的事，都已到了能夠讓他辭任的狀態。

5. 他並說明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就已經規劃自己在階段性任務成功時應當辭職，而這些成功都是人民的功勞。

6. 他也相當感激「你們所有人」努力得來的成功、也希望「你們的聯盟」與「兄弟之愛」能恆久不變，這樣一來自由的憲法就能在「你們的手中」永久地維持下去，而「美國人民在自由灌溉下過著快樂生活」的願望便能因而實現。

遊客可參觀弗農山，一窺華盛頓時期的美國。

最後，為了能「永久地」、「讓所有人民擁有幸福生活，他提出了無私的決定、就如同他離開軍隊時一樣。

在華盛頓當年草擬1783年「公告演說」時，在幾位同僚的促使下、希望留給國人一種能指引他們未來決策的政治理念，華盛頓將這些同僚的鼓勵，寫在1783年6月3日一封給羅伯特莫裡斯的信中，表明他『在幾項政治議題上獲得高度自主性抒發自己的想法』，他同樣在1796年的辭任決定中、保有同樣的個人意志。

華盛頓在擔任兩屆四年任期的總統之後，於1796年辭任總統的決策相當重要，強化了有限總統的理念形成，華盛頓大可運用其擁有的軍力以及民眾的擁戴、成為一名獨裁者，但他並未這麼做；他的謙遜更讓民眾傾心，他在1783年回到故鄉時受到的盛大歡迎、又再度於辭任總統時上演一次。

但在完成更多艱困任務的此時，他成為反對政黨更明確的攻擊目標，在國家益形穩固、經濟日趨穩定的同時，國外的威脅也在他任期後五年、不斷強化國力之後大為減低；華盛頓的辭任總統也讓他自己避免落入被公眾藐視、被嘲笑是「差勁執政者」的窘況，這也是在華盛頓之後所有總統惱怒與失敗的根源。

人民的崛起

在評價華盛頓個人總統任期間的聲譽、以及對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貢獻時，不能忽略的是他早年的事蹟。他在結束革命戰爭鍾指揮官的軍旅生涯時，與忠誠跟隨他的軍官分離是一段深刻的過程，伍德福威爾森（Woodrow Wilson）記得、在革命戰爭最後幾年、「沒有實質政府存在時，華盛頓幾乎是唯一的權威人士、他就代表法律」；華盛頓的個人特質完全在1783年11月23日的朗薩斯酒棧(Fraunces Tavern)事件中展現無疑，英軍離開紐約、將與敵對軍隊分離時，依據當時在場的人描述，在那個眾人情緒激動、不知該說些什麼的時候，華盛頓拿下眼鏡說：「我的心中充滿了愛與感激，我將要離開大家」；他伸出手與對方軍官們一一握手。Henry Knox是站得最近的一個人，在和華盛頓握手時，華盛頓激動地擁抱、親吻了這位忠誠的將領。

接著在一片沈默中，他在同袍們離開前擁抱了每一個人，在八年的軍旅生涯後、這個激情的結束顯露出華盛頓衷心希望終止衝突走向和諧的心態，以及他能夠認同自己與他人價值與感受的能力。

在華盛頓於十多年後宣佈辭任總統一職時，在演說中曾說：「美德與道德是人民政府不可或缺的特質」，他所描述的也正是他身體力行的行動：民主政體的成功、仰賴的是願意給予他人應得之權益、並放棄部分個人自我意識與權力慾，能保有民主共和的首要條件，華盛頓相信、就是存乎個人理性審慎的基礎上。，華盛頓最後也將 「視人民為主體」 稱之為優質的「開明主張」與「國家倫理」。

藉由在他去職時所推崇的道德與理性，華盛頓希望他以身作則的力量能讓傳承者視責任高於個人意志，藉由限制自己的行為與特權、以及避免運用專制來抵制衝突，華盛頓很明確地表明他希望自己留給後人的、能成為真正民主的根基，不再回覆到過去的專制制度。他放器參選第三任總統的決定，讓華盛頓在1796年的卸任，成為人民崛起的開始。遵循兩任總統任期限制的傳統（現在已由憲法修正案強制執行），正代表著確保人民能永遠擁有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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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B. Allen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專精於政治哲學、美國政府與法學，處於休假狀態的他目前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中、詹姆士麥迪遜計畫的訪問研究員，正在翻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他的著作包括：喬治華盛頓：選輯以及思考的習慣：強化高等教育的普及與品質（與Carol M. Allen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