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時期，當現有的構想、體制和同盟足以應 對眼前挑戰時，政治藝術的目的是管理和保持既存國際秩序。但在非常時期，當歷史的 格局發生變化時，政治藝術的使命就成為改造我們的體制和夥伴關係，以便在持久原則 的基礎上達到新目的。

這樣的一個非常時期始於1945年，即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之一剛剛結束之時。二 次大戰徹底摧毀了原有的國際體系。一批美國政治家──包括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馬歇爾國務卿(George C. Marshal，1947-1949)和艾奇遜國務卿(Dean Acheson， 1949-1953)、范登堡參議員(Arthur Vandenberg)──擔當起設計和建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的責任。

半個世紀之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應對挑戰的最佳方案，但當時那些親歷其境的人 們卻難以做出明確的判斷。

1946年的現實是，德國的重建正在失敗，德國人民忍受著飢餓的煎熬，日本處於癱瘓 境地。1947年，希臘爆發內戰。1948年，共產黨發動政變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權。 1949年，德國被分割，蘇聯成功地試爆了原子彈，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內戰勝利。1950年， 朝鮮半島爆發了殘酷的戰爭。

這些事件並非民主進程中的戰術性失利。隨著鐵幕在歐洲落下，冷戰開始，很難預言 自由和開放終將勝利。但是，這一時期的政治家表現出高超的謀略，成功地制訂了原則， 組成了同盟，建立了保護自由的體制，抑制了共產主義的傳播，最終導致了蘇聯和華沙 條約集團的解體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

從1989年至1991年，我有幸在冷戰末期擔任白宮蘇聯問題專家。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 我親身參與了許多人認為永遠不會發生的事件：東歐解放、德國統一、蘇聯以和平方式 解體。一度被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件迅速展開，數日之後就演變成不可阻擋的趨勢。這 正是非常時期的特點。我現在認識到，當時我所做的僅僅是收穫1947年、1948年和 1949年明智決策的果實。

我們邀請讀者反思上述變遷以及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其他至關重要的選擇。回顧這些 非凡的時刻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今天面臨的挑戰。

布希總統和我都認為，我們再度處於一個歷史上的非常時刻。"9.11"事件的根本原因 在於一個全球性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尋求通過暴力表達自己的主張，這種意識形態植根於 現代中東地區存在的壓迫和絕望。因此，我們的應對措施必須廣泛而具有前瞻性。我們 必須清除恐怖主義的根源，即幫助該飽經憂患的地區的人民改變他們的生活和國家。

我們知道民主的進程並非一帆風順。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是一個不完美的民族連續幾個 世紀努力追求崇高民主原則的過程。在我們看到其他國家的人民在進行同樣的努力時， 我們理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應當相信他們也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正如二戰之後那些偉大的設計師們為今天的民主成就打下基礎一樣，我們目前的決策 也將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成功，我們將給後來者留下一個基礎，使他們能夠建 設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一個和平與自由高奏凱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