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明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這種色彩 僅僅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進程的一部份，具體政策常常必須以冷靜的戰略目標加以平 衡。

沃爾特·米德是對外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亨利·基辛格高級研究員，(Henrry A. Kissenger)，斯科特·歐文和艾坦·戈爾 茨坦在同一協會擔任研究員。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經寫道，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性特徵是在富有犧牲精神的理想主義與狹隘的孤立主義之間搖擺。這一人們熟悉的二分法──要麼以堂·吉訶德的方式主持正義，要麼對世界上的災難視而不見──堪稱簡潔明確，但使長期以來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趨勢變得模糊不清。關於美國註定要擔當傳播民主、自由市場和個人自由的旗手的信念始終是美國與世界交往中的一個的因素。誠然，決策者們對推進這些目標的方式或對美國影響這種轉變的能力意見不一，但美國各個政治派別的領導人長期以來都認為，此項事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1913-1921)和希歐多爾· 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這兩位在政治上針鋒相對的領導人卻都認為 美國的命運與世界各國的國體和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威爾遜認為，"不管我們願意 與否，我們都是世界事務的參與者……凡是對人類產生影響的事情必定是我們自己的事 情……"同樣，羅斯福也主張廣泛參與全球事務："的確存在國際道德。身為一個美國人， 我竭誠促進自己國家的利益，但同時也盡我所能為整個人類的公正和尊嚴而奮鬥，並因 此感到有責任隨時對所有其他國家的行為作出評判。"因此，美國外交政策明顯帶有理想 主義色彩，但這種色彩僅僅是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進程的一部份，具體政策常常必須以 冷靜的戰略目標加以平衡。羅斯福對這些緊迫的目標和追求這些目標所必須作出的讓步 作了解釋，他告誡說："為了努力實現崇高的理想，我們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如果 我們不能一蹴而就的話，那麼我們必須一步步邁進，只要我們沿正確方向上真正取得進 展，那麼我們就應當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滿意。"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美國外交事務，我 們可以把它視作理想主義與國家利益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的反映，而不是在孤立主義與 參與世界事務之間作出選擇。。

因此，美國二十世紀外交史基本上是決策者謀求如何在利益與理想之間求得適當平衡 的歷史。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最近在談到這一平衡時說："美國外交政策始終帶 有……某種理想主義特徵……並不是盲目追求任何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是在原則和價值 觀的框架內進行選擇。因此，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每天去推行植根於這些價值觀的政 策，從而使我們得以始終朝某個目標推進……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聯繫，即通過日常的政 策實施把理想和政策結果聯繫起來。"將布希政府的做法稱為"現實理想主義"的賴斯顯然與 她的歷屆前任一樣，指出了美國在二十世紀與世界交往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上個世 紀中最危急的一些時刻，利益與理想之間的衝突最明顯。在這些時候，美國外交政策既 具有烏托邦式的樂觀主義色彩又體現了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而且兩種特徵常常同時展 現。

伍德羅·威爾遜這個名字已經成了美國理想主義的代名詞。隨著此前一貫奉行孤立主 義的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建立一個能夠保障民主的世界"的決心感染了美國 公眾。這位曾經擔任教授的總統所提倡的獨立自治的主張在全球各地民族主義者中引起 了深遠的反響，威爾遜本人因此被視為類似先知的人物。《華盛頓郵報》一名記者在報 導1919年春埃及反抗英國統治的鬥爭時指出，埃及的民族主義者受到"威爾遜理想的激勵 "，"在示威時，騷亂的人群呼喊著威爾遜的教導"。埃及民族主義者引用威爾遜的信條請求 美國參議院支持埃及獨立，但威爾遜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重申了美國對英國統治埃及的 支持。雖然美國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對自由的支援基本上停留在語言上，但事實證明威爾 遜的主張在二十世紀推廣民主的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但是，威爾遜推廣民主自由的運動與務實的現實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例如，雖然他 譴責土耳其人殘酷對待亞美尼亞人，但卻因擔心危及美國傳教團在中東的工作而抵制對 土耳其發動戰爭的強烈要求。確實，由於美國不願出兵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 國家亞美尼亞很快滅亡。威爾遜在戰爭中的表現也毫無理想主義可言，儘管他堅稱"不惜 一切代價動用武力"，並威脅要充份發揮美國戰爭機器的全部威力。因此，基於美國在一 次世界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看到的戰略是一個狹隘利益取向和根深蒂固的傳統原 則交互作用的產物。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甚至更加突出地表明美國的價值觀與地緣政治的需要之間的衝突。在日本轟炸珍珠港的前一年，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1945)發表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說。他在演說中宣稱，"世界各地"人民有權享有言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受貧窮困擾的自由和免除恐懼的自由。這些原則後來成為美國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口號，為普通美國人提供了參戰的意識形態框架。但是，當藝術家諾曼·羅克韋爾(Norman Rockwell)通過在《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所登載的一組繪畫作品使這四大自由名垂青史之時，羅斯福卻在與專制集權的蘇聯談判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當時到處是血腥清洗、徒有其名的公開審判和國家政策造成的饑荒，如何在推進羅斯福原則的行動中成為美國的盟友令人費解。

1941年7月，羅斯福派遣深得他信任的顧問哈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遠行俄羅斯， 對史達林作為一名戰略合作夥伴的承諾程度和可行性進行摸底。霍普金斯指出，與蘇聯 結盟會造成意識形態領域的困境，他向羅斯福報告說，他的訪問突顯了"民主與獨裁之間 的分歧"。總統的回應是向蘇聯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而這僅僅是大批援助的開始。羅斯 福總統同時授權製作一系列宣傳影片在美國放映，影片把史達林描繪成一個好人，為蘇 聯過度使用暴力開脫。羅斯福維持美-蘇聯盟的願望使他放棄了支持國外獨立自治的長期 承諾。喬治·W·布希總統在回顧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因其戰略利益而受損時，對美國在二 次大戰期間"為了穩定而犧牲自由"的外交政策深感失望"。

但羅斯福擁抱蘇聯並不意味著放棄美國的理想。雖然羅斯福總統與一個殘暴的政權結 盟，但他也抓住機會，通過建立一個符合美國理想的國際秩序來推廣民主和自決。令美 國的歐洲盟國懊惱的是，羅斯福自稱是帝國主義的敵人並努力將英國人和法國人逐出遠 離其本土的殖民地。1943年卡薩布蘭卡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期間，羅斯福在一次 晚宴上向摩洛哥的統治者表示他支持摩洛哥獨立，而當時邱吉爾正坐在餐桌對面，為英 國殖民地的命運發怒和擔憂。此外，羅斯福譴責說，英國對西非的統治和法國對印度之 那的統治與盟國宣稱的戰爭目的不一致。羅斯福也希望糾正一次世界大戰後達成的有問 題的協定中的錯誤。他設想建立一個能夠有效確保集體安全和避免全球性衝突的國際組 織。雖然創立聯合國的任務後來落在其繼任者的身上，但聯合國的最初構建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羅斯福的想法。與一次世界大戰相同，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面為推行其 價值觀作出更廣泛的戰略承諾，一面與一個專制政權結盟，表現出戰術上的靈活性。

哈裏·杜魯門(Harry Trunan)在羅斯福1945年去世後出人意料地登上總統寶座，這位服 裝經銷商出身的總統隨即面臨巨大挑戰。杜魯門初次給人的感覺是，他與其溫文爾雅、 有貴族風度的前任羅斯福幾乎毫無共同之處。然而，靠死打硬拚而自我奮鬥成功的杜魯 門，像羅斯福一樣，制訂出一項將美國各種利益和理想貫穿於其中的政策。在杜魯門視 察日本城市廣島和長崎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毀滅的同一年，他稱讚聯合國憲章是"呈獻給 全能上帝的一份情深義長的感恩大禮"。美國總統對"決心為後世免除戰爭之禍"的組織表示 的由衷支持，與美國對日本進行的"毫不憐憫的戰爭"形成對照，反映了美國二十世紀外交 政策中崇高的理想主義與鐵石心腸的現實主義相結合的鮮明特徵。

杜魯門也許比美國世紀任何其他的總統都更能夠將美國的利益與理念結合為一體。規模龐大的《馬歇爾計畫》(Marsahll Plan)向遭受戰爭蹂躪的歐洲提供援助，解救了歐洲大陸瀕臨崩潰的經濟，同時阻擋了共產黨的推進。該專案以自由企業為重點，因而打破了歐洲的經濟壁壘，使經濟迅速得到復甦並為歐洲一體化奠定了基礎。被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譽為"整個歷史上最高尚的行動"的《馬歇爾計畫》可說是秉承天意，它調和了(儘管並不持久)美國在戰略上受到的制約與其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在貫穿冷戰時期的40年裏，美國決策者在協調原則與實用性方面鮮有這樣的成功，經常是冷靜的現實主義佔據上風。

蘇聯的滅亡和自由民主的勝利並未終結美國利益與理念之間的衝突。美國與中國在九 十年代的關係證明，這一不可避免的對立依然存在。在老布希政府1992年向臺灣出售 F-16型殲擊機後，克林頓總統(Bill Clinton，1993-2001)上任後中美關係處於低潮。天安門 廣場屠殺事件後，對中國實行的制裁和民主黨內發出的對中國繼續踐踏人權的行為採取 更加強硬的立場的呼籲使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並迫使總統簽署1993年行政命令，將人 權狀況與中國最惠國地位的延續聯繫起來。在有達賴喇嘛和天安門運動領袖柴玲出席的 簽字儀式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勝利地宣佈，"自從近四年 前天安門廣場事件以來，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願意為實現積極轉變而採取行動的總統。 "

這種高尚的理想主義很快成為各種因素的犧牲品，導致克林頓改變對中國的貿易政策。 這些因素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五角大樓因北韓測試核武器造成迫在眉睫的危機 而施加的壓力以及與北京之間一系列激烈的公開對抗。克林頓總統認為，可以通過將中 國融入全球經濟來最好地推廣美國的理想，因此他奉行接觸的政策，並於1994年5月宣佈 對中國的貿易地位與其人權問題分別處理。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在解釋 這一政策變化時說，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是"幫助加快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步伐…… 毫無疑問，在人權、宗教自由、安全以及經濟問題上，我們與中國有著嚴重分歧……問 題在於，什麼是推進我國利益和信仰的最佳途徑。我們認為，接觸是在與中國的所有這 些問題上取得進展的最可能行之有效的方式。"1996年秋，克林頓總統開始了為期三年的 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中國加入這一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但此一結果普遍被膂b為是克林頓外交政策的最大成就，它再次突顯了美國理念與利益之 間的衝突。

喬治·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的第二次就職演說表明，美國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取決於美國理念與利益之間的長期衝突。他宣稱"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和我們根深蒂固 的信念終於合二為一"，並致力於有效化解相互對立的力量。但美國價值觀與戰略目標之 間的衝突並非總是易於解決；儘管總統如是說，但巴基斯坦和沙烏地阿拉伯等美國的重要 盟國實行的統治往往與美國信念相左。正如過去一樣，在忠實於美國理念與關照美國至 關重要的利益之間找到平衡將是美國領導人在整個二十一世紀面臨的核心挑戰。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