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計畫:行之有效的戰略大衛·埃爾伍德(David W. Ellwoo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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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計畫"最初並不是一項計畫,據該計畫的一些元老 說,它從未成為一項計畫。負責該計畫的二把手哈倫·克利夫蘭(Harlan Cleveland)稱它為 "一系列即興的……持續不斷的國際事件"。但是,這項"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常常被稱為"馬歇爾計畫"──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外交史上最成功 的舉措。 南非在種族隔離制度垮臺以後要求實行"馬歇爾計畫"。柏林牆倒塌以後,東歐人和俄 國人要求實行在1947年把蘇聯拒之門外的"馬歇爾計畫"。由於擔心非洲解體,英國政府於 2005年提議仿照"馬歇爾計畫"協調國際幹預行動。 有關"馬歇爾計畫"的神話經過演繹傳播,獲得了與其真正歷史遺產同樣的威力。 1955年,由官方指定研究"馬歇爾計畫"的歷史學家指出,該專案的起源是國務卿喬治·馬 歇爾(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學一次畢業典禮上講話時提出的一項"建議",只有短短一 段話,但它"迅速演變成一項規模巨大而富有活力的國際事業:隨著這一事業的發展,它 對很多不同的人具有很多不同的意義"。五十年後,鑒於"馬歇爾計畫"享譽之高,對它仍可 如此評說。 計畫的醞釀 當時並存的三種情況是導致美國在1947年春制訂這項為西歐提供幫助的新計畫的動因。 首先是戰後歐洲大陸在1946-1947年冬發生的酷寒造成的惡劣物質條件。第二是杜魯門主 義(Truman Doctrine)的失敗。杜魯門主義明確表示要幫助希臘和土耳其對抗蘇聯的壓力, 但它未能指出向前推進的具有建設意義的途徑。第三是國務卿馬歇爾在1947年3月至4月 為解決德國未來的問題專門舉行的莫斯科外長會議(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 期間艱難的經歷。 馬歇爾在戰爭結束時作為陸軍參謀長從五角大摟退役後,於1947年初被哈利·杜魯門 總統(Harry S. Truman)召回,擔任國務卿。馬歇爾在擔任陸軍參謀長期間功勳卓著──邱 吉爾稱他為"勝利的組織者"("the organizer of victory")──加上敏銳、誠實和自我克制等個 人素質,使他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威望的人物。他的耐心和責任感在莫斯科時經受了最大 的考驗。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家喬治·肯南(George F. Kennan)對馬歇爾在離開蘇聯首都時 簡潔的結語作了概括:"歐洲亂成一團糟。對此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他(馬歇爾)如不採取行 動,別人就會採取行動。" 肯南和他領導的國務院政策計畫室的工作人員起草了一份總體檔,最後的"馬歇爾 計畫"即出自這份檔。他們的想法部份來自羅斯福時代對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起因 的理解:階級仇恨、貧窮、落後和沒有改進的希望。這些決策人士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使 普通老百姓能夠分享工業化成果的戰後世界。他們認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人民 如果繁榮富足,或者至少是有希望實現繁榮富足,就不會支援集權主義。 但"馬歇爾計畫"是專門針對歐洲的。肯南、助理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和後來負責"歐洲復興計畫"工作的代表哈裏曼(Averell Harriman)等人認為,歐洲的 魔鬼精靈是民族主義。如果能夠利用歐洲經濟統一的框架消除產生納粹法西斯和20世紀 的其他對抗的根源,那麼因此而出現的繁榮可能會緩解民族主義的競爭,防止未來的武 裝衝突,從而使美國不必介入到未來歐洲戰爭中去。 於是,現代化與融合成了"歐洲復興計畫"的雙重目標,而爭論的焦點轉為如何實現這 兩個目標。在"馬歇爾計畫"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歐洲人應當在這一構想內自己思考和行 動:正因如此,該計畫才不單純是又一項援助計畫。 馬歇爾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學發表的簡短而看似簡單的講話首先闡述了歐洲面臨的災 難和無望。他然後警告那些企圖利用人們的痛苦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人。他明確表示,美 國的援助不會把意識形態作為條件;也就是說,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不會因其為共產 黨國家而失去參加"馬歇爾計畫"的資格。 最後是馬歇爾講話的要點。他在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語中,請歐洲人就他們的需要以及 他們在美國介入時所能採取的行動達成共識。馬歇爾說,美國的作用"應當包括在制訂一 個歐洲項目時提供友好協助,並在以後有實際可能時為這樣的項目提供援助"。國務卿馬 歇爾堅持認為,歐洲人必須聯合行動,並且必須尋求"治本而不是治標"。他在結束講話時 敦促他的美國同胞們"正視歷史明確賦予我們的巨大責任"。 一位美國記者寫道:"我們本來指望他們跳兩英吋遠,結果他們跳了六英尺。"不到兩 個星期,法國和英國外交部長在巴黎啟動了歐洲經濟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從6月底至9月底分階段舉行;在另外14個國家政府的協助下, 會議就他們認為他們所需的全部經濟援助為(美國)國務院準備了一份報告。大多數與會者 所代表的國家沒有一項全國性計畫,有些甚至沒有一份對其總體經濟狀況的描述。在對 整個歐洲大陸聯合進行規劃毫無經驗的情況下,與會代表們擬出總額為280億美元的預算。 這一數位立即被華盛頓否決,理由是數目過大,無法承受。 但最令歐洲經濟合作會議出名的是由克林姆林宮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率領的龐大蘇聯代表團與會後(巴黎會議)迅即離席而去的事件。面對西方有關聯 合制訂和實施將德國作為一個統一經濟體的全歐洲復興提案,蘇聯代表拂袖而去。這是 華盛頓已經預料到的。蘇聯代表團譴責美國及其重要盟國企圖控制歐洲各經濟體,並將 這項努力視作美國強權帝國主義披上的新外衣。莫斯科給東歐國家施加巨大壓力,要求 他們拒絕接受馬歇爾計畫的援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煽動下發 動政變,終於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盟國之間的分裂。 計畫啟動 經歷了一個漫長冬季的討論和提供一些臨時性幫助後,在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 加劇之際,杜魯門總統簽署了國會法案,"歐洲復興計畫"正式產生。美國還新成立了 一個稱為經濟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聯邦機構,負責管理此項計畫。 為了表明他希望獲得兩黨對該計畫的支持,民主黨總統杜魯門任命共和黨人、史蒂倍克 汽車公司(Studebaker)首席執行官霍夫曼(Paul G. Hoffmann) 為該署署長。國會在嚴格監督 的同時開始源源不斷地提供資金。 計畫確立時提出的首要目標是,截至1952年在西歐建立起"健康、不依賴大量外援的 獨立經濟"。經濟歷史學家韋克斯勒(Immanuel Wexler)寫道: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法案 規定,復興計畫必須建立在四項具體努力的基礎之上:(一)努力發展生產;(二)擴大對外 貿易;(三)實現並保持國內財政穩定;(四)發展(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很多歐洲人 原以為他們可以獲得一項大規模援助計畫,但結果令他們感到失望。他們很快認識到, 只有通過永久地改變歐洲經濟──單一經濟和總體經濟──的結構才能實現上述目標。 而這正是馬歇爾"治本而不治標"的原意。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歐洲經濟合作會議很快演變成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由 比利時總理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擔任主席。與此同時,美國駐每個參與國的大使館與 所在國紛紛簽署了雙邊協定,協定明確規定了歐洲各國政府對新的經濟援助機構所承擔 的義務,其中包括同意該機構有權在每個國家首都設立經濟合作署代表處,並成立正式 委員會,溝通每個代表處與參與國政府之間的聯繫,以便監督專案的實施。 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是制訂有效使用新的"對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的計畫。這 是整項工程最具特徵的一點,是使"馬歇爾計畫"有別於其他傳統援助專案的工具。這項基 金是專為接受"歐洲復興計畫"提供的物資在當地銷售所得的利潤而在每個國家銀行開設的 帳戶。大部份的援助物資不像歐洲人所想像的那樣完全免費或可以變為現金,而是從美 國運來銷售給報價最高的公家或私人的商品。銷售這些商品所得的資金不是回到美國人 手中,而是被存入新的基金,用於支付重建和現代化建設的專案。這些專案由經濟合作 署代表處和各個參與復興計畫的國家共同決定。 同時,經濟合作署顯然是冷戰時期一項強有力的武器。駐歐洲高級代表哈裏曼大使 1949年甚至把整個復興努力稱作"救火行動"。接替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回顧說, "民眾和國會議員最終希望瞭解的是,馬歇爾援助計畫如何遏制了蘇聯勢力的擴大以及如 何防止了人們接受共產黨的經濟和政治組織並與之結盟"。艾奇遜曾說,他是就"馬歇爾計 劃"演講和回答問題最多的人。 向受益者宣傳"歐洲復興計畫" 與"歐洲復興計畫"針鋒相對的是克林姆林宮為了對抗"馬歇爾計畫"而於1947年10月成 立的一個國際組織──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其任務是協調蘇聯領導下的各國 共產黨的政治努力和指導各個參與國內部的宣傳工作。當時,共產黨勢力領導著希臘的 武裝叛亂,似乎有能力在義大利奪取政權,看來會給法國帶來混亂,並有針對德國的具 體行動計畫──而此時的西方卻毫無作為,是冷戰為"馬歇爾計畫"提供了緊迫感和凝聚力。 另外,經濟合作署規劃人員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克服可能出現的政治障礙需要越過地 方執政階層而直接向歐洲公眾傳達資訊。一批新聞記者和電影製作人發起了"歐洲復興計 劃資訊專案"(ERP Information Program),經過緊張的努力,到1949年底,把該項目變成了 一個在和平時期由一個國家針對多個國家的規模最大的宣傳活動。 "馬歇爾計畫"的演變 在所有參與者的記憶中, "馬歇爾計畫" 的早期階段(從1948年至1950年6月韓戰伊始 )是經濟行動和回報的黃金時代。專家們提到,在1947年至1949年間,參加"歐洲復興 計畫"的國家的商品和服務總產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他們宣稱,"以1938年為比較基準的 綜合生產指數至1949年上升為115,而1946年和1947年的綜合指數分別為77和87。"農業 也得到了恢復,而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的進展則被認為是"不平穩但肯定是令人鼓舞 "的。成員國外貿恢復到戰前水平,但它最引入注目的一個特點是出口方向的改變。出口 物件不再局限於老牌的歐洲帝國,而是在西歐的"歐洲復興計畫"成員國之間增長最快。曆 史表明,這是歐洲大陸經濟長期的結構性轉變,將在幾年內增強歐洲政治融合的需要。 與此同時,參與國關於"歐洲復興計畫"的設想與美國策劃者的設想在某些重要方面 的顯著分歧到1949年底已經顯而易見。西歐政府急需"歐洲復興計畫"提供的資金,但 它們同時努力想避免永遠依賴美國,並在更高層次上希望美國提供援助的條件能夠更有 助於實現它們自己的政治目的。 英國費了很大力氣抵制"馬歇爾計畫"關於立即與歐洲其他國家在經濟上融合的要求, 而這是各國接受馬歇爾援助必須滿足的條件。荷蘭人抵制以自由貿易的名義要求他們開 始解散其帝國的壓力。澳大利亞人直截了當地拒絕按照美國人的意願改造澳大利亞的鐵 路和銀行系統。希臘人拒絕採用"歐洲復興計畫" 支持的貨幣,因為他們認為以黃金為支撐 的本國貨幣是唯一可靠的交換手段。義大利工業界領袖告訴駐羅馬代表處說,不管合成 纖維有多便宜,義大利婦女都只會選擇本國用天然材料縫製的服裝。他說,罐裝食品可 能價格便宜,但人們更喜歡的是義大利的傳統烹調;和過去一樣,未來小公司和傳統手 工藝人的手藝對義大利依然非常重要。 到1950年初,實際經驗和廣泛的民意調查使人們的世界觀發生了顯著轉變。"馬歇爾 計畫"的策劃者不得不認識到,歐洲人往往更傾向於沒有共產主義色彩的社會福利國家, 而不是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這些策劃者因此將重點放在歐美有著相當共識的領 域:安全。"馬歇爾計畫" 的主管人員開始只要求各國平等分享"歐洲復興計畫"的益處,因 為他們現在的目標不再是改組歐洲,而是採取挖牆角的手段反擊共產黨對復興計畫和以 福利為基礎的社會民主改革思想的攻擊。 韓戰的影響 1950年亞洲事件令人意外和恐懼的突變很快給"馬歇爾計畫"自身的存在劃上了問號。 北韓六月入侵韓國,使冷戰對抗進一步激化,縮短了該計畫實施的時間並在很大程度上 改變了其內容,馬歇爾援助被部份用作讓西歐以"共同安全" ("Mutual Security")名義增強軍 備的手段。國會在1950年和1951年通過的《歐洲復興計畫法案》修正案另外提供4億美元, 本意在於繼續說服歐洲僱主和工人"接受美國對生產力的社會和經濟功效所作的定義",而 現在則用於幫助西歐在增加消費品生產的同時增加防衛蘇聯威脅的國防軍工生產。各國 都應為這一總體目標做出更大的貢獻(以加強北約),並因此重建自己國家自二次大戰以來 大大削弱的武裝力量。經濟合作署工作組很快認定,美國對普遍加強軍備的要求和原來 的"歐洲復興計畫"目標之間沒有衝突,只需要根據新的要求調整現行政策目標。 在此背景下,"歐洲復興計畫資訊專案"的成功實施迅速演變為一場"心理戰",產業和 工會被確定為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冷戰的關鍵前沿陣地。正如經濟合作署最有影響力的 智囊人士、助理署長(後來擔任代理署長) 比斯爾(Richard M. Bissell)在美國主要的國際關係 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951年4月刊中闡述說,美國能夠憑藉其經濟榜樣和消 費者經濟對歐洲所有地區和社會階層的強大吸引力而在歐洲最有效地進行這場戰爭:
成果與影響 最後,各個參與國都成功地完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比爾斯和平革命。在經濟上,"馬 歇爾計畫" 對希臘、法國、奧地利和荷蘭遠比對愛爾蘭、挪威或比利時更重要。對像意大 利等國來說,"馬歇爾計畫"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大概只限於一年;但另一些國家則連續數 年受益。 每個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馬歇爾計畫"所提供的經濟刺激。丹麥人獲得原材料和能 源。其他一些國家的人民──如德國佔領區人民──最需要的是計畫提供的食品。意大 利和希臘在重建鐵路、道路和電力供應等方面得到的援助帶來了最持久的惠益。在法國, 工業投資受益最大;在英國,對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幾乎全部被用來支付戰時所欠的 債務和使英鎊恢復浮動匯率。 奧地利和瑞典兩國各自認為,它們成功地融入西方陣營始於 "馬歇爾計畫"。雖然共產 黨繼續在義大利和法國發展,它們至少未能掌權,隨著冷戰的深化,這些國家繼續傾向 於西方。也許受益最大的是德國,因為"歐洲復興計畫"所構想和促成的生機勃勃的歐洲一 體化運動使這個新的聯邦共和國能夠日益壯大和受到尊敬,同時使其鄰國打消了疑慮。 人們所期待的法德關係上的突破確實發生了。無論存在何種冷戰的短期需要,沒有任何 一項政治變化比法德結盟更加突顯出與一次大戰後的區別。 回顧起50年前的經歷,負責希臘"馬歇爾計畫"工作的沃倫 (Jim Warren)仍按捺不住心 中的喜悅:
在短短的時間裏,美國尋求通過在歐洲的積極活動將美國在經濟上的成功經驗變成在 政治上拯救其他國家的良方。當時,心懷感激的歐洲人說,這些美國人給歐洲帶來"希望 和信心",使歐洲大陸"恢復了勇氣和精力"。 在歐洲,外來模式和本土模式之間的衝突推動了上個世紀50年代的繁榮。"歐洲復興 計畫"引發了連鎖反應。1957年簽訂了《羅馬協定》(Treaty of Rome),根據該協定成立了 歐洲經濟共同體。雖然該整合新興歐洲經濟的計畫遠遠不如美國規劃人員在1949年所要 求的那樣大膽,但在"馬歇爾計畫"及其承諾所帶來的成果中,沒有任何一項比它更加具體 實在。這一奠基性檔使歐洲開始走上和平的經濟融合的道路,該進程到今天仍在繼續。 至於美國人,在一次大戰後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國際舞臺上蹣跚起步後,他們現在最 終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恢弘的戰略。蔚拉·迪恩(Vera Micheles Dean)1950年在《歐洲 與美國》(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指出,這一戰略"與他們[美國人]作為20世紀 最大的債權人、最大的生產商和最大的消費者新擔負的責任是一致的。"他們還賦予自身 一個新的國家形像,即美國作為一個大國能夠成功地在國際舞臺上集軍事、政治和經濟 領導力於一身,每當任何國家擺脫戰爭和痛苦,向一個嶄新、更加充滿希望的未來邁進 時,這一形像註定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