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弗裏德曼是《美國參考》撰稿人和外交史專 家。

冷戰可以說始於1917年，當時俄羅斯出現了致力於在整個工業化世界傳播共產主義的 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對這場革命的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來說，實現 這一目標勢在必行。他在1918年8月致美國工人的公開信中寫道："不妨說，我們現在似乎 處在被包圍的堡壘中，等待著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革命隊伍前來營救我們。"

西方政府一般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場國際運動，其追隨者為了國際共產主義而宣佈放 棄一切對本國本民族的效忠，但他們實際上受命並忠實於莫斯科。

1918年，美國曾一度半心半意地加入企圖推翻蘇維埃革命政權的協約國集團，但該目 的最終未能實現。因此，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與西方之間就存在著懷疑和敵意， 只不過反對納粹德國的需要使雙方成為不情願的盟友。

隨著德國在1945年戰敗以及戰爭給整個歐洲帶來全面破壞，美國和蘇聯在重建和重組 歐洲方面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相互抗爭的理念、目標和方案。蘇聯人的行動是基於對 意識形態的承諾和地緣政治上的現實主義。無論如何──可以公平地說，蘇聯紅軍在歐 洲戰場貢獻最大，傷亡最多，蘇軍將東歐和中歐大部份地區從希特勒的鐵蹄下解放出來。 人們很快發現，莫斯科要求不僅這些地區的共產黨政權而且其他政府也直接向蘇聯彙報， 而完全無視波蘭人和捷克人的意願，更不用說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東歐人。

華盛頓的觀點截然不同。美國領導人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政治上孤立 於歐洲之外是大錯而特錯，可能是導致希特勒勢力興起的一個因素，並幾乎導致歐洲大 陸被控制在一個可能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敵對國手中。現在，在蘇軍佔領了二分之一 的歐洲大陸並且共產黨在法國、義大利、特別是在德國勢力強大的情況下，美國決策人 士再次有道理感到憂慮。

兩國開始競相爭取得到歐洲及從殖民主義下新獨立的國家的忠誠，而一個奉行自由主 義、個人主義和相對來說不受束縛的國家與一個實行中央計畫、政治壓制的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歐洲的冷戰

美國將蘇維埃的勢力"遏制"在戰後確定的邊界之內的努力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復興歐洲，從而加強其抵制蘇聯進一步擴展的能力和意願；第二階段， 維護美國承諾在核時代保護其歐洲盟國的信譽。

早期的兩項行動計畫表明了美國重建和保衛非共產主義歐洲的決心。1947年，英國通 知華盛頓說，英國已無力在經濟上繼續支持希臘和土耳其政府鎮壓共產黨叛亂，杜魯門 總統(Harry S. Truman，1945-1953)為此爭取到4億美元的撥款。更具決定意義的是實行杜 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即美國將提供無限制的承諾，"支持自由人民奮起反抗企圖征 服他們的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第二年，《馬歇爾計畫》為西歐各經濟體注入了約 1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這是美國首次正式加入 "捲入他國利益之爭的同盟"，正式承擔起保衛西歐的義務，而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 頓(George Washington, 1789-1797)曾告誡不要加入這種同盟。

成立北約是針對蘇聯在歐洲的常規軍事優勢而採取的應對措施。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時，美國執行了有史以來最迅速的軍隊減員行動。1945年，其軍隊為830萬人，至1948年 已精簡至50萬人。而蘇聯紅軍在歐洲心臟地帶保持了大規模駐軍，人們普遍認為蘇軍能 夠迅速侵佔西歐──如果史達林或他的繼任者選擇這麼做的話。果真如此，美國的軍事 計畫要求用原子彈(後來為核武器)進行反擊，但美國的歐洲盟國對此持懷疑態度，這不難 理解，因為很多炸彈勢必會落在這些國家的領土上。

在蘇聯研製出原子彈(1949年)和核武器(1953年)後，很多歐洲人擔心美國是否依然會 在蘇聯發動攻擊時為他們提供保護，因為莫斯科可能因此對美國城市發動毀滅性核打擊。 華盛頓會以紐約為代價來保衛巴黎、倫敦或波恩嗎？

歐洲的冷戰圍繞的主要是這個問題。西柏林如同被共產主義東德所包圍的一個孤島， 因此在軍事上無法防禦，而蘇聯則對其施加壓力，從而向西歐表明他們隨時處於鐵拳之 下。美國為應對這一壓力採取了措施──包括1948年的"柏林空運"行動(Berlin Airlift)，由美 國空軍向這個被蘇聯圍堵的城市空運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1963年作出保證："所有自由的人，無論他們生活在哪裡，都是柏林公民(Ich bin ein Berliner)"。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1987年呼籲："戈巴契夫先生，拆除這道牆"。這 一切都表明美國把柏林當作跨大西洋關係的一個重要象徵以及美國保衛所有歐洲盟國的 決心。

歐洲冷戰的最後一次巨大危機表明蘇聯分裂西方盟國的又一次圖謀。1975年，莫斯科 推出SS-20型導彈，這種中程武器有較高的精確度，能夠擊中西歐的目標但不能達至美國。 這再次使西歐人產生懷疑：美國是否會在西歐遭受攻擊時進行反擊從而在蘇美之間引發 一場相互毀滅的的核戰爭？為恢復均勢，北約聯盟決心與蘇聯進行談判，要求其撤除所 有中程武器，並且誓言如果莫斯科不撤除SS-20型導彈，北約將部署美國的潘興II型導彈 和陸基巡航導彈。

很多西歐人反對這些抗衡措施。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和觀念，但當時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在推動組織和煽動這一"和平運動"內的積極分子，希望能夠迫使西歐 在政治上接受蘇聯的軍事優勢。在西德議會於1983年11月進行投票後，美國開始部署新 導彈。

1987年12月，雷根總統(1981-1989)和戈巴契夫總書記(Mikhail Gorbachev， 1985-1991)簽署《銷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蘇聯未能分裂美國及其歐洲盟國是促使 冷戰結束的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素。

冷戰時期的"邊緣國家"

1947年，美國外交家肯南(George Kennan)把美國的基本冷戰戰略闡述為："遏制政策， 其目的是在俄羅斯人有任何跡象侵蝕和平與穩定的世界之利益時，用不可逆轉的打擊力 予以對抗"。在很多情形下，這一政策與華盛頓支持去殖民化以及與新獨立的非洲、亞洲 和中東國家結盟的真正願望相衝突，而且後來往往壓抑了該願望。上述地區有時被戰略 家稱為"邊緣地區"，而歐洲繼續是冷戰的中心。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決策者預期衰老的歐洲殖民帝國將瓦解，希望美國能夠與 這些新興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美國因此努力阻止荷蘭恢復對印尼的控制，甚至在 1949年威脅要暫停提供馬歇爾計畫援助，直到荷蘭承認印尼的獨立。基於同樣的 原因，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於1956年迫使英國、法國和以色列結束對蘇 伊士運河和西奈半島的佔領。

但是，美國對"邊緣地區"的政策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在有些情況下──如1986年的 菲律賓──華盛頓站在人民一邊，即便這樣做意味著與該國親美的政權對立。在另一些 情況下，美國領導人及時看到在民族主義運動後面有共產黨人插手，因此把這些國家視 為"多米諾骨牌"：如果有一個國家在蘇聯的影響下"失陷"，其鄰國可能會紛紛步其後塵。

正是基於這一"多米諾理論"，美國在干預"邊緣地區"時遭遇了最慘重的失敗──越南。 在日本於1945年投降後，法國重新控制越南的努力遇到了頑強的抵抗。美國決策者有心 敦促法國撤離印度支那，重演推動荷蘭離開印尼的一幕。但法國領導人警告說， 法蘭西帝國如遭受這一損失可能導致法國淪為受共產主義控制。華盛頓不願冒這一風險。 從對法國提供支持開始，美國逐步派去培訓人員和部隊──到1969年在越南的美軍達近 55萬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財富代價，最終並未能阻止北越共產黨政權統一整個越南。

雖然冷戰期間美國在"邊緣地區"的記錄並非無可非議，但其對手蘇聯同樣積極地在 第 三世界到處傳播影響，干預地方事務和支援獨裁統治者。

長期的較量

遏制戰略主張打持久站──它被甘迺迪總統(John Kennedy，1961-1963)稱為"黎明前漫 長的鬥爭"。對一個在國際事務中始終以應對眼前具體挑戰為目標的國家來說，這是一項 新任務。

美國對早期三次危機的反應表明，冷戰不可能以壓倒性的軍事勝利而結束。杜魯門總 統1951年解除麥克亞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的職務意味著把韓戰的目標定為保衛南韓， 而不是按麥克亞瑟的願望去解放北韓。五年之後，當匈牙利人民起來反抗蘇聯強加給他 們的政府和反對鎮壓他們革命的蘇聯紅軍時，艾森豪總統(1953-1961)明顯地沒有提 供實質性支持。

最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更加鮮明地確立了核時代直接衝突的界限。蘇聯試圖在 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導彈，顯然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美國當時在核武方面享有壓倒優勢， 但仍然不願意接受立即開戰可能導致的巨大損失。甘迺迪總統因此與蘇聯達成一項秘密 交易，交易的條款直到很多年以後才被公開。根據此協定，蘇聯從古巴撤出核導彈，作 為交換，美國同意不對卡斯楚(Fidel Castro)共產黨政權發動攻擊，並且，在無損於臉面 的適當時候，撤回美國部署在土耳其的"陳舊"的導彈。

看來，這兩個"超級大國"從古巴導彈危機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訓。到1980年，美國已經 基本上推遲進一步增加核武器，而蘇聯則在大量進行軍備建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 打算放慢步伐。與此同時，蘇聯70年代在非洲衝突中部署古巴武裝力量和1979年入侵阿 富汗──這是蘇聯首次在東歐以外動用紅軍──這使很多美國人認為，冷戰尚未結束。

冷戰結束

今天，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仍存在很大的爭議，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談兩點看法。 第一，雷根總統下令進行的大規模軍備增加了蘇聯維持其相對軍事力量的開支。第二， 雷根提出的"星際大戰"導彈防禦體系有可能將競爭轉移至新技術的應用，而蘇聯社會的封 閉性使之不適合這方面的競爭。

蘇聯的計劃經濟已經顯露敗像。無論共產主義工業化的模式如何成功，資訊技術新時 代的出現對嚴密監視本國公民的社會──甚至使用影印機也受到監督──構成了無以應 對的挑戰。像戈巴契夫這樣富有遠見的領導人看到了這一點。在他的領導下開始但最 終未能控制的改革導致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場長達40年之久的衝突代表了意識形態的勝利。美國為贏得勝 利付出了代價，而且代價確實巨大。最明顯的是，戰爭帶來的無可挽回的巨大生命損失 以及在具有不可想像的威力的武器上耗費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本來可用於國內外同樣緊 迫並且更加崇高的事業。此外還有政治代價，在不同時期冷戰迫使美國人出於地緣政治 的需要而與可惡的政權結盟。

但是，美國在冷戰時期確實取得了成就。最明顯的是，西歐以及無疑世界大部份地區 倖免於與被打敗的希特勒幾乎毫無二致的獨裁劊子手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蹂躪。同樣 重要的是，淪陷在蘇聯統治之下的國家在熱核武器時代獲得了自由，卻沒有經歷將會造 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的戰爭。美國的民主機制保持完好，甚至可以說是蓬勃發展，而 美國的社會組織模式──即為個人提供追求理想所必需的政治、宗教和經濟自由──在 進入新千年之際保持了活力。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