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

引言

姜森會長、魏理庭執行長、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很高興在這裡，對各位發表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第一場重要公開演講。這麼做也很恰當，因為美國商會和台北美國學校一樣，屬於少數在台灣的機構，是為本地美國人民利益服務的重要夥伴。你們的挑戰就是我們的挑戰；你們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我希望繼續維持所有前任處長與你們所建立的密切合作。我特別希望各位把握今天的問答部分，好讓我和美國在台協會能幹的員工們，特別是商務、經濟和農業組，知道可以如何提供你們更好的服務。

今天我想談談過去六十年來的美台關係。不過先請各位讓我說一個小故事。25年前我是新進外交官，奉派到美國在台協會，很幸運的在美國在台協會第一任處長葛樂士下面服務。葛處長曾任駐新加坡大使，當時他傑出的外交官生涯即將滿三十年。1981年秋天我參加了他的歡送酒會，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他是怎麼說他第一次外放的情形，他跟我一樣也是來台灣。

那是1949年，他要在規模不大的台灣美國領事館工作。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國務院的長官注意到大陸的情勢快速惡化，就把他找來告訴他，他們認為台北的情況太不確定，不適合第一次外放的外交官。長官打算送他去比較安全的地方，也提到可能可以去西貢或漢城。葛處長是獲有勛章的二次大戰退伍軍人，他在歡送會上告訴我們，他決定勇敢的表達意見。他告訴長官們，雖然在外交方面經驗不多，可是他確定「台灣不會有問題」。後來他還是派駐台灣，今天我在這裡告訴大家，我開始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看法和葛處長一樣﹕台灣仍然會很好！

說完這個故事，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回顧台灣四、五十年前的情況，和這些年來有多大的進步，並且根據這個背景，思考台灣如何應對它所面臨的許多挑戰。在討論過去五十年的美台關係時，我要強調三個主題﹕民主、經濟發展和安全管理，還有一個涵蓋這些的要點﹕在台灣突出的演變中，美國一直是台灣親密的夥伴，今後也會繼續如此。

簡短歷史回顧

回到1950年，國民黨在大陸上被共產黨打敗退至台灣。歷史紀錄顯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打台灣，美國政府準備袖手旁觀。但是韓戰爆發改變了一切，美國開始認為防衛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利益很重要。整個50年代，安全是我們關係中的一個關鍵因素，特別是1954年簽署協防條約以後。50年代金門馬祖發生兩次危機，增加了在冷戰早期美國與中國為台灣而直接衝突的陰影。同時，直到1965年為止，我們提供每年達到一億美元的開發援助，後來發生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美國判定台灣運用這些援助極為成功，所以讓台灣從這個計劃畢業了。

我爸爸在60年代擔任美軍軍官，第一次把我帶到福爾摩莎這個美麗的寶島，當時我才十幾歲。他在1963年被派來當台灣軍方的顧問。我記得對那時候的高雄留下很強烈的印象，街上可以看到牛車、「水肥桶」和三輪車，卻大部分沒有汽車，在鄉下地方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稻田，點綴著彎腰的農夫和水牛。愛河在當時只不過是一條開放的排水溝。1963年有六千個台灣學生在美國留學，這個數字我等一下會再比較後來的統計。這時候也有明顯的改變跡象。記得1965年我們離開的時候，我爸爸買了幾個蘑菇罐頭帶回美國，這證明食品加工業是推動台灣早期成長的動力之一。那個時候，「台灣製造」被當成笑話，顯示我們對台灣已有的發展狀況了解得多麼少。

70年代主要是，美國對當時很多人稱為「赤色中國」的大陸，想要與它和解又進行得不太順利。我們拒絕放棄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使完全關係正常化拖到1979年1月，可是仍然對台灣造成不小震撼。美國把外交關係從台北轉向北京，主要是各種戰略考量。外交關係改變後，台灣的經濟仍然不斷發展，紡織品和計算機是主要的外銷產品。在斷交的時候，在美國有一萬七千個台灣留學生。

當我80年代初回來在剛成立的美國在台協會工作，發簽證給留學生，那時候我們正在重新確定與台灣的關係。美國關切它的行動不會不利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常化協定，但是也同樣決心與台灣維持活絡的經濟、文化和學術關係，並且確保台灣持久的安全。我們的非正式關係還是充滿活力。我們在1981年發出六萬多個非移民簽證，其中有五千多是學生簽證。在蔣經國有遠見的政策鼓勵，和美國各界的台灣友人積極支持下，最早的民主呼聲衝擊了台灣的一黨專政制度。當時台灣逐漸成為全球電腦零件的主要製造地，再也沒有人嘲笑「台灣製造」。

台灣在90年代完成大膽的轉型，成為亞洲最成功的新興民主體之一。很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忘了這是一次和平轉變。這種事情不能當做理所當然。我要說得很清楚﹕民主化不容易。只要看看尼泊爾、白俄羅斯、或是我有點熟悉的吉爾吉斯，看這些眼前的例子就知道民主化可能有多困難。何況，台灣完成這個過程是在中國強大的壓力和干預之下，包括1996年在台灣海峽的飛彈試射，那促成美國決定部署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這個地區。四年後，在台灣2000年總統大選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了措辭強硬的台灣白皮書，一般都認為這是想要在投票前恐嚇台灣選民。我們很可以說，台灣選民沒有被嚇倒，沒有違背他們的選舉良知，結果是中華文明史上第一次的民主政權轉移。

這段期間我們的實質關係繼續擴大，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90年代中期我們最高曾經發出三十三萬六千個非移民簽證，並且總共有三萬七千個台灣留學生在美國一流的學校讀書。同時又發生另一件不得不注意的事﹕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到台灣，通常都帶著更高的電腦或電機工程學位和幾年工作經驗。這種「人才回流」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生產膝上型電腦和半導體晶片，有不少貢獻，使新竹成為台灣的矽谷；還是應該說矽谷是美國的新竹？

新的千禧年開始，台灣面臨新的挑戰，包括強化民主及應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從1950年代初期就是這樣，美國始終是台灣走過困境時堅定不移的夥伴。我們有意見不同的時候，就像親密的朋友之間也會有不同意見。最近陳總統訪問拉丁美洲，他選擇不過境美國就是一個例子。不過我們一定不可以讓這種問題，使我們忽略了彼此持久的共同利益。

下面我想談談剛開始提過的三個主題。

民主

台灣自由公平的選舉、自由媒體的活力、和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受到當之無愧的稱讚。在繼續強化台灣民主成就的工作上，現在也許是台灣所有政治領袖注重在加強體制的時候了。特別是台灣可以有用的把重點放在政治理論家所說的「良好治理」上，也就是務必使政治制度提供選民所需要的服務，是替人民做事。

兩黨制度漸漸在台灣出現。身為台灣的美國友人，我認為這樣的發展既熟悉又受歡迎。現在正是台灣當前與未來領導人小心檢視，並且認真思考應該如何強化這個制度，以為所有的人帶來好處的時侯。不同的政黨一方面繼續做自然的競爭以爭取選民，也不妨想辦法加強跨黨合作的精神，為台灣全體人民的利益努力。

最近我在讀美國早期的歷史，制定憲法以後，我們在1790年代成立了第一個聯邦政府。這是一個充滿期望的時代，因為人民對我們景仰的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領導的新民主體制，有很高的期待。可是他第一個內閣對立情況嚴重，特別是兩位偉大而理念南轅北轍的開國元勛湯瑪斯．傑佛遜和亞歷山大．漢彌爾敦之間，由此產生了後來的兩黨制。早年美國的報紙明顯分裂成不同的政治陣營，在受讀者歡迎的版面上登出的是意見多於事實。有關州與聯邦權力的爭論使民意沸騰。

不過美國的開國先賢選擇為修改憲法立下高門檻，也鼓勵民眾辯論和司法審查，從中取得對憲法條文涵意的共識。事實上美國憲法自從權利法案在1791年通過後，到現在只有十七項修正案，而其中之一只是取消另一項修正案。兩百多年後美國還在改進民主制度，我們仍然面對重大的挑戰。可是我們很幸運，開國先賢留下了經得起考驗的憲法架構。

再重覆一次，民主化並不容易，也絕對不可以視為當然。可是我認為民主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制度。我們美國人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印象深刻。我鼓勵我們的台灣朋友，對你們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保持信心，繼續建立你們了不起的民主傳統！

經濟繁榮

我到台灣來以後這八個星期，所看到的對台灣經濟悲觀憂慮的程度，令我吃驚。我不想低估這些挑戰。畢竟這裡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地區，以中國兩位數的成長最領先。可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看著今天島上的情況，四十、二十或十年前和今天比起來有多大的改變，令我驚嘆不已。城市裡閃閃發光的鋼材及玻璃建築物，展現了台灣的建築和經濟創造力，是令全世界贊嘆的奇景。就看高雄的愛河，由於民主台灣重視環保，使愛河比起60年代我小時候記得的情形，變得乾淨很多；或是台中欣欣向榮的新科學園區，足以挑戰台灣經濟空洞化的說法；或是台北市熙熙攘攘的街道，這使得紐約時報最近把台北選為亞洲夜生活最活躍的地點之一。還有別忘了5月21日可以爬上台北101大樓的慈善活動！

國內生產毛額超過三千五百億美元，每年經濟成長率仍然有4%左右，台股指數在五年來的高點，平均國民所得超過一萬五千美元，與某些西歐國家不相上下，更超越幾個東歐國家，所以我不太懂得這裡的悲觀氣氛。其實有時候我有點懷疑，台灣企業界是靠某種程度的創造性悲觀，來激勵大家更努力去建立台灣的先進經濟。不論背景情況，台灣的經濟成就仍然值得世界欽佩和羨慕。

美國對台灣的成長做出貢獻，去年雙邊貿易在五百億美元以上。我們來做個比較，這比1978年多了七倍，更比1963年我第一次來到福爾摩莎寶島時整整高出二百五十倍。同時台灣也變成平均起來美國農產品在全球的第二大消費者。為避免各位誤會學生交流沒有這麼熱絡，我很樂於報告，2005年我們共發出1萬5千多個學生簽證，使台灣成為美國外國學生的第六大來源。相信在這一刻，有些台灣未來的產業、學術和政府領袖，像他們的很多前輩一樣，正在美國的大學圖書館裡用功讀書。

我們與台灣的互動隨著我們兩個經濟體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而演變。我們強烈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鼓勵台灣積極對世貿組織做出貢獻。我們雙方的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談判，給我們真正的機會對我們的整體貿易關係做高層次的檢視，並且尋找為產業界消除障礙、擴大機會的方法。不久以後，美國副貿易代表卡倫．巴提亞會來到台灣，進行下一回合的貿易與投資架構協定談判，使我們對雙邊貿易的所有議題能夠有更多進展。

對我們而言特別重要的議題，包括加強執行智慧財產權法律、繼續金融部門的現代化、台灣積極為成功完成多哈發展回合出力、政府採購措施的自由化、以及改革台灣的藥價管理規定。美國商會在所有這些領域的角色都非常重要，我們也密切注意你們幾星期內就會發表的每年一度的白皮書。台灣當局應該同樣繼續加強與你們直接對話，討論本地的產業環境，尤其在你們準備下個月到華盛頓的「敲門」之旅過程中。

安全

安全一直是美台關係很重要的一環。自從我們在1950年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美國始終認為維護台灣的自由是美國長久的利益。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一個核心議題，就是我們堅持台灣不可以因為威脅或壓迫而接受和它龐大鄰居的任何安排。我們在談判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時候拒絕犧牲這個承諾，事實上我們自從1979年以來，不斷改進和台灣的安全關係，符合台灣關係法的條款。為實踐美國在台灣關係法下的承諾，我們現在與台灣有廣泛、非官方的軍事合作。除了重要的軍售，美國政府與台灣軍方單位密切合作，支持他們實行促進穩定的防禦戰略。

但是台灣正面臨十字路口。不能讓政治黨派之間的良性競爭，阻礙了提供國民充分的國防。所以我呼籲所有政治黨派，在活躍的政治制度環境下，一起合作通過和執行適當的國防預算。這主要是和加強整體國防的承諾有關，而不是針對特定的武器系統。我們雖然認為台灣需要增加整體的國防支出，但是並不偏向任何一種獲得經費的機制，那是由台灣人民決定。不過我們確實相信，台灣在購買新武器的同時不能犧牲戰備，否則代價太高；國防支出必須平衡的兼顧兩方面。我為最近的跡象感到鼓舞，主要政黨似乎打算把歧見擺在一邊，對國防支出凝聚新共識。

應對崛起的中國

接下來我要談，為了需要應對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會帶來許多挑戰和機會。就像最近胡錦濤訪問美國所顯示的，這對美國也是機會和挑戰。我國最高層的領導人曾經提到美中關係的複雜性，並且認識到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發展。可是我們致力於追求與中國的建設性和合作性交往，目的在促進中國轉變成副國務卿佐立克去年秋天所說的，國際體系中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

這是困難的工作，可是牽涉到的利害關係也最大。現代中國會不會成為受尊敬的世界公民，在相互連結越來越緊密的世界裡，對全球穩定做出貢獻？還是它會成為區域和全球緊張關係的源頭？

有很多答案可以在這裡找到，就在台灣和中國怎麼界定他們的關係當中。我們雖然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促進和台灣某些政黨的對話，我們也明白表示，中國應該和台灣民選的領導人展開直接對話。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政策一向明白指出，我們反對任何威脅或使用武力，強迫台灣接受單方面的決定。如果雙方面更加努力，找出經濟和社會交往的雙贏解決辦法，未來是光明的。

另一方面，如果雙方陷入針鋒相對的鬥爭，尤其如果中國選擇用它新發現的實力來威脅台灣非常珍惜的自由，或是台灣想要破壞現況，不論現況多麼不理想，它已經使台灣和平繁榮了那麼久，那麼即使像我這樣根深蒂固樂觀的人也會覺得很難扭轉悲觀看法。

在這裡我要花一點時間評論兩岸貿易和投資的問題。我知道美國商會的會員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應不應該設任何限制？有沒有安全上的意義？要不要直航？更多觀光客？我想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應該認真的用民主方式加以討論，我很高興的說，這種辯論正在進行。應該讓國際商業社會參與到這些辯論。無論最後出現的確實政策是什麼，一定要承認兩岸經濟活動，在確保台灣繼續享有經濟活力和促進台灣與東亞其他經濟體競爭的能力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另一個我常被問到的問題﹕在這個「大競賽」當中，時間究竟是站在中國還是台灣這一邊？我知道中國經濟和軍力穩定的成長，使有些人相信中國佔有優勢，台灣的談判力量會越來越低。我不贊成這種看法。因為我相信，台灣不但能夠根據過去五十年來使它受益不淺的成長模式，繼續有效的照顧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發生在中國的改變必然會帶來這個大國的政治開放。那也許不會在明天或明年就發生，可是民主化，還有讓中國人民享有和在經濟領域同樣程度的政治自由，這種壓力最後會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計算原則。台灣成功的民主轉變提供中國人民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一個有力的榜樣。

結論

台灣在過去五十年來有很大的進步，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無論在保障自身安全對抗外來威脅、支持台灣從開發中經濟體轉變成全球科技領導者的經濟奇跡、或是從獨裁體制轉型成民主自由的閃亮燈塔，美國始終是台灣最堅強的支持者，未來也是這樣。只要這個島嶼繼續充分運用它最寶貴的資源，就是活力充沛又充滿才華的人民，我仍然非常樂觀，相信台灣還是可以把很多它面臨的挑戰轉化成機會。而在這整個過程中，台灣人民可以有信心，美國人民一定會和他們堅定的站在一起。

謝謝各位。現在請各位提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