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柯林頓總統四月七日有關美國中國政策演講華盛頓特區五月花飯店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
謝謝你，理查。麥克斯．坎波曼，謝謝你今天與我一起出席。我也要感謝美國和平研究院，安排了此次演講會，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他們是在相當短促的時間內安排完成的。
我還要感謝今天與我一起來到現場的歐布萊特國務卿和白茜芙大使，國家安全顧問柏格，以及我的國家安全小組兩位前重要成員東尼．雷克，與現任和平研究院資深顧問的塔拉．索寧辛。
首先我要對貴組織每天貢獻你們的專長，協助我的政府和國會和美國人民，思考當前最具挑戰性的外交政策課題，表達謝意。尤其要謝謝你們矢志努力去接觸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向他們說明這些課題的重要性和他們未來將身處的世界。
二月間我曾在舊金山發表演說，闡述美國在未來一世紀中的角色。我們都知道這是非常特殊的時刻，我們的安全沒有受到全面性的威脅；沒有任何大國有必要覺得別國會構成軍事威脅；自由正在擴展且開放的市場與科技正提升每一洲的生活水準，在無數方面把全世界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也主張，全球化不見得都是正面的好處。事實上，全球化的益處－開放與機會－取決於光靠全球化仍無法保證的一些事項，即和平、民主、市場的穩定、社會正義、對健康與環境的保護。
全球化可以將鎮壓及違反人權及苦難公諸於世，卻不能防止這些事情的發生。它可以促進國家之間的整合，但也可能導致國家內部的解體。它可以為每一洲帶來繁榮，但仍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它可以給民眾廿一世紀的現代工具，但作，始能充分實現廿一世紀的美景和減少其問題。
美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強的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是第一，責無旁貸應該領導這個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設法協助面對新世紀的挑戰。
顯而易見，我們的第一項挑戰是建立更和平的世界，這個世界顯然會被種族和宗教衝突所主宰，這類衝突我們一度認為是很原始的，但像莫尼翰參議員等人現在卻稱之為後現代的。我們知道無法完全阻止這類衝突。但當危害太大，且我們的價值觀與利益有不保之虞時，當我們有辦法加以改變時，就應該嘗試。
這就是我們以及北約盟國正在科索沃採取的行動－設法終止當地恐怖的戰爭，設法援助正在掙扎中的東南歐民主政府，它們全受到米洛塞維其總統殘酷的運動所引發的暴力、仇恨、人民流離失所所威脅。我們決心同仇敵愾並堅持到底。
如今米洛塞維其表示其軍隊將在科索沃停火已經不夠，科索沃的自由被剝奪，人民也逃亡一空。他必須撤出軍隊，讓難民重返家園，允許國際安全部隊進駐。唯有如此才能為科索沃人民帶來安全的和平。
二月間我在舊金山談到的第二項挑戰，則是把我們過去的敵國俄羅斯和中國引導進入國際體系，成為開放、繁榮和穩定的國家。今天我想特別要談一談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時值中國總理朱鎔基今天將抵達華盛頓訪問，這個關係正受到考驗，也受到熱烈的討論。
當然，我們都知道觀感會影響政策。而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在本世紀內經常有改變。在一九００年代初期，大部分的美國人是透過傳教士想要尋找開放的心靈，或商人想要發掘開放的市場，以那種眼光來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是我們的盟國；韓戰期間，是我們的敵國。冷戰時期，我們辯論中國是龐大的共產主義世界中的一塊堅固基石，還是一個以其利益與傳統可以成為抗衡蘇聯勢力的國家。
晚近許多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要不就是視為世界上下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對美國公司和工人代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經濟商機，要不就是視為世界上僅存的共產巨龍，代表下一個重大的自由與安全威脅。
而我感覺，我們長久以來一直都以相對立的成見來爭議中國。我們應該與這個國家打交道，還是加以孤立？這個國家是否非我們所能影響左右，還是其得失與我們休戚與共？現在我們又聽說，中國是值得畏懼的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說，下一個威脅我們安全與福祉的就是中國。
這個主張對不對？提出這種主張的人說得不錯，他們說，如果中國的經濟持續以目前的速度成長，它將是下一世紀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他們也正確的指出，中國政府界定其利益的方式經常與我們南轅北轍。這些人關切中國的飛彈瞄準台灣和其他國家，也很合理。由此他們獲得的結論是，中國現在就是，或將來會是，我們的敵國。
他們宣稱，中國正擴大建軍，準備向外侵略，並利用對美貿易賺來的錢做軍費。因此他們敦促我們圍堵中國，不讓中國進入我們的市場，取得我們的科技，吸引我們的投資，並加強亞洲盟國的力量，以對抗強大的中國在廿一世紀可能形成的威脅。
這種論點的可能性如何？顯然，如果中國選擇這麼做，就可能朝這個方向走，把更多財富投入軍備發展和傳統的強權地緣政治中。當然，這會犧牲許多中國未來的繁榮，而中國必然會選擇這種做法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我主張我們不該假設中國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以至反而助長它選擇這條路。
我再三宣示此種看法，可是當我看到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辯論，聽到有人說我們必須如何圍堵中國，中國未來會對美國構成可怕的威脅，這是必然的而且有多麼可怕，這時候我就提醒和我們共事者，在中國也有相同的論調－也有人說美國人不希望我們出頭，不願意讓中國在世界上居於應有的地位，他們的整個策略就是讓中國不得翻身。
我們必須走不同的路。我們經不起抱持成見的後果。我相信我們必須為我們想要的樂觀前途而努力，即使我們對任何結果都有心理準備。這種做法顯然會使我們與認為美國一定要有大敵當前的人立場相左。如果沒有大敵當前，又怎能永久維持世界強權的地位，並讓自己的一切作為合理化?
我就不相信這種說法。我認為，我們應該朝最好的可能狀況去努力，但也要預留餘地，就算努力未成功，也不致束手無策。
一九九三年我最早的決策之一，是維護冷戰時期使和平得以維持的各種聯盟。這意味著在亞洲，我們維持十萬名駐軍，並與日本、韓國、泰國、澳洲和菲律賓等國維持鞏固的聯盟關係。我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要圍堵中國或其他國家，而是要讓大家都有信心，相信對亞洲安全的潛在威脅始終只會是－潛在的，而且美國對參與亞洲和對亞洲安定的承諾始終不變。
我們和民主的台灣維持鞏固的非官方關係，同時恪遵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鼓勵海峽兩岸致力謀求以和平方式解決雙方歧見，並加強接觸。我們明白表示，如果破壞這些原則，任何一方均不可期望我們會加以接受。
我們知道過去十年裡，中國增加了在台灣附近的飛彈部署。當中國於一九九六年試射這些飛彈時，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升高。當時我們以部署美國航空母艦來證明，美國會採取行動以防止當地發生誤判。美國的利益在於台灣與中國、台灣海峽與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我們將採取必要措施維護我們的利益。
再者，我們自一九八０年代初期，就知道中國擁有射程可達美國的核子飛彈。我們的國防態勢向來都如此，未來也將把這項事實列入考量。部分由於我們的交往，中國在過去十五年裡，最多只些微的增加了其已部署的核武威脅。中國簽署全面禁止核試條約後，在我們仍佔有壓倒性核武優勢之際，中國已經接受對其武力現代化的能力加以節制。今天中國擁有的長程核武不過一、二十枚，我們卻有六千枚以上。
我們決心防止科技與敏感資訊流入中國。我們對中國實施的出口限制，比對世界其他主要出口國的限制要嚴格許多。
一九九五年當我們首次得知，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出現了漏洞時，第一優先要務就是找出漏洞所在、加以制止，並防止進一步的傷害。當能源部與聯邦調查局發現更廣泛的弱點時，我們便進行全面的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去年我下令大幅強化能源實驗室的安全措施。自一九九五年起，能源部的反情報預算已經增加十五倍之多。
但我們必須確定這些工作正在切實執行。上個月，我要求直屬總統的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這是一個由前參議員華倫．魯德曼主持的跨黨派獨立機構，檢討此一安全威脅以及我們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以堅定、開放、但不恐懼的態度面對這些挑戰，十分重要。
問題在於如何回應。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透過太過美好的眼鏡去看待中國，也不應該以晦暗的眼鏡去看，以至扭曲中國的實力並忽略其複雜性。我們必須把中國看得很清楚－看它的進步與問題、制度與壓力，政策與它對我們、對自己、對世界的觀感。事實上，我們應該借用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常說的一句至理名言，即我們應該實事求是。
過去廿年來，中國在建立新經濟，讓兩億以上的人民脫離赤貧上，已獲得令人難以相信的進展。但想想：其工作年齡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萬以上，，相當於伊利諾州的人口。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家庭正由看不到前途的農村，移往只有一些人能找到工作的城市。部分由於亞洲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成長趨緩，但此時正是需要更大成長的時候，以便為失業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並維持對經濟改革的支持。
盡管中國的改革頗有進展，但私人企業仍僅佔非農業經濟的不到兩成。不賺錢且污染環境的國有事業仍佔據中國大部分的地區。中國國有銀行仍提供大量貸款給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這是中國經濟中最不可能成功的部門。
我過去曾會晤過朱總理，我知道，我想各位也都知道，他矢志要推動必要且影響深遠的改革。他和江主席正著手改革銀行和國有企業並大舉肅貪。事實上，數週前就有一名中國公安高幹因貪污罪名被捕。
他們也知道在短期內，改革會造成更多失業，這可能引發社會不安。不過迄今他們仍不願開放中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助長不穩定，但讓人民可以對其決策發表意見，其實是為抒發民怨提供和平的宣洩管道。
中國在未來歲月中最大的挑戰，將是以滿足而非壓制，人民對開放和責任制越來越高的要求，以維持國內的穩定和成長。這我們說起來容易，對他們卻是極艱巨的任務。
這一切對我們有何意義？過去幾年，我們從日本的長期衰退和俄羅斯當前的經濟困境中，如果說學到什麼教訓，那就是大國的衰弱也像強大一樣，會對美國形成極大的挑戰。因此當我們把焦點放在強大的中國將來可能對美國構成的潛在挑戰上時，也不要忘記衰弱的中國，深為內部衝突、社會不安和犯罪活動所苦的中國，成為亞洲一大片不穩定區域，所可能帶來的危險。
盡管北京竭盡所能控制這些問題，我們已看到初步的危險徵兆－中國企業任意的向國外販賣武器、組織犯罪在中國日益猖狂、種族衝突和農村動亂時起，利用中國領土走私毒品，甚至有海盜橫行。簡言之，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正是走出集權統治但法治尚未紮根的社會，所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
解決之道基本上取決於中國的抉擇。但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同意，設法發揮一些作用，但不要預設必然會有什麼結果，符合我們的利益。只是和中國對抗或設法圍堵中國，不能讓我們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唯一可以應對這個挑戰的，就是繼續推行有原則、有目的與中國領導人及人民往來的政策。
我們的長程策略必須是鼓勵中國做正確的發展，協助中國在國內變成強盛、繁榮、開放的社會，融合凝聚，不要分崩離析；將中國融入在武器擴散、貿易、環保和人權等方面推動全球規範的體制。在雙方意見相同之處，我們必須把握和中國合作的機會，同時在有歧見之處，我們則強力維護本身的利益及價值觀。這便是交往的目的。不是要使我們的關係隔絕於中國所作所為的後果，而是要利用這個關係來影響中國的行為，使之能擴大我們的價值觀與利益。
這是我們過去六年的作法，已獲得以下具體的成果。就交往成果而言不可謂不大的是，中國協助我們說服北韓凍結鈽的生產，而且至少目前不再進行新的飛彈試射。在扭轉南亞核子衝突上它一直是我們的伙伴。不久以前，中國還出售危險武器與科技，卻不必受懲罰。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它陸續加入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生物武器公約、全面禁止核試條約，並接受這些條約所規定的防衛措施、定期報告和檢查制度等要求。
我們也說服中國，不要提供伊朗核子計劃新的協助，停止出售反艦巡弋飛彈給伊朗，並停止協助巴基斯坦缺乏防衛措施的核子設施。目前讓中國加入飛彈技術管制條約則十分重要，江主席在去年北京高峰會上曾同意考慮此一步驟。
使中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並看到它以明顯可接受的商業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美國利益之所在。這是美國兩黨政府已經努力了十三年的一個目標。達到此一目標，而且是正確無誤的加以完成，關係到美國重大的國家利益。這不是對中國施惠，而是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的上策。
中國已有廣泛的管道進入美國市場，仔細閱讀最近的貿易統計數字即可看出。如果中國接受隨世貿組織會員資格而來的責任，將可使我們廣泛進入中國的市場，同時還可加快其內部改革，加速其接受法治。
底線是﹕中國若願意按照全球貿易規範行事，而美國卻說「不」，那將是美國無法自圓其說的錯誤。
與中國合作致力於維護全球的環境，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到下一世紀中葉，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在中國的高峰會上，我曾明白指出，除非有中國參與，否則這個問題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解決方案。但我也強調，快速發展的科技如今已可使中國，事實上也可使印度及任何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能負起環保責任，又不必犧牲經濟成長，這我已經說過很多次，雖然效果有好有壞。
這項挑戰也是副總統高爾與朱總理，在有關環保及發展的會議上將優先討論的議題。這項會議將在本周舉行。
我們一直鼓勵中國發展潔淨的天然瓦斯以及比較清潔的燃煤科技。我們正與中國合作研究排放物貿易，這項工具已使美國以低成本降低了污染，中國也可以加以利用。值此資訊時代，中國不需要，其實也不可能，以死守工業時代的能源作法來追求經濟成長。
最後我要說，鼓勵中國尊重其人民的人權，給他們一個塑造自己國家政治命運的機會，也關係到我們的利益。這是我們衷心關切的有關中國未來的問題。
由於今日的財富是靠構想來創造，中國人民如果不能自由交換資訊，中國將難以成功。如果不建立法律與政治基礎以爭取全球資金，中國也不易成功；若其政治制度無法取得來自民主抉擇的合法地位，中國也不可能成功。
中國領導人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刻，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會帶來極大的不安定風險。對任何國家在這類事務上表明的政策，我們都應以尊重的態度傾聽。但亞洲其他國家在當前經濟危機中的經驗顯示，延遲改革的風險比全力進行改革還大。 正如印尼所學到的教訓，政府不能以剝奪人民表達不滿的權利來處理社會怨恨。韓國和泰國也向全世界證明，表達出來的異議危險性遠比被壓制的異議要輕的多。由於其民選政府具有進行改革的合法地位，這兩國目前的情況已見改善。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致力於追求的幾乎每一個目標，從維持穩定到剷除貪污，以至於與台灣和平統一，如果他們肯提升開放程度，加強責任制，反而更容易有進展。
我們曾以坦率直接的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歧見及鼓勵中美人民加強關係，來促進這些目標。民間關係是隨官方接觸後而進行，有帶來改變的潛力。
這種民間關係使逾十萬名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得以到美國留學進修，也使數以千計的美國教師、學者和學生得以前往中國。這種關係使美國非政府組織，能夠協助中國人民成立他們自己的非政府組織；使美國人可以與中國的地方政府、大學和公民團體合作，拯救濕地和森林、管理都市成長、支持中國第一批私立學校、讓學校連上國際網際網路、訓練記者、增進貧窮婦女識字率、提供貸款給西藏企業家、展開不計其數的計劃激起中國民間社會的成長。也使中國的律師、法官和法律學者到美國來研究我們的制度。
我們從不認為光靠這種交往便能促成中國的政治改革，但盡管面臨許多阻礙，中國人民在工作、生活和遷徙方面，顯然已比十年前享有更多自由。
中國已出現政治社團、消費者團體、租賃組織、揭露貪污腐敗的報紙、和鄉村的民主實驗。也有要求代表權的工人，和越來越多爭取成立政黨權的人，盡管他們要面對迫害。去年我訪問中國時就見過很多這類促成改變的人士。
當然，正是因為這些改變具有意義，中國政府才會加以制止。其行動或許只是針對個人，但目的顯然是想向全體中國人傳達一個訊息，就是不要測試政治自由的限度。不過他們向世界送出的訊息卻十分不同。那是缺乏安全感，而非展現實力的訊息。我們常可看到加強鎮壓其實是無力控制的徵兆。
我們已明白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認為，只因有組織、以和平方式的表達政治意見，就被視為有罪而逮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全球公認的權利，民主國家均有捍衛此一權利的義務。我們之所以要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尋求支持通過一項中國人權決議案，原因便在於此。
我們還要敦促中國遵守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而且言行都要落實。我們會繼續要求國會撥款資助促進中國法治的計畫。我們會持續努力，促成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及尊重西藏的文化與宗教傳統。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會做。我們不會改變政策以至於把中國孤立於國際力量之外，這些力量已開始使中國人民有力量改變自己的社會，建立更美好的未來。因為這麼做，勢必造成減少中國人民接觸資訊，接觸民主世界的機會，使其政府對外界的影響力與觀念更加排拒。
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中國政策在我國所引發的辯論也可以是建設性的，可以提醒我們，我們在這個世界仍面臨著挑戰，所以應保持警覺。這種辯論也可以提醒中國政府，我們兩國的關係有很大一部分除仰賴總統與行政部門的行動，還有賴美國民眾及國會的支持，這些支持不可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隨著下屆總統選舉來臨之際，我們不允許讓良性的辯論，因競選而把我們帶向與中國的冷戰；此舉將導致悲劇性的後果：一個充滿疑懼和惡毒指責的美國；曾為我們人民帶來具體利益的外交接觸將終止；不信任的氣氛會形成，不但傷害華裔美人，也動搖使中國向世界開放的交流活動。
除了中國本身最頑固、最落伍的保守分子以外，沒有人可因此獲得任何好處。記得我一開始曾說過：我們今天在美國進行有關中國的辯論，中國也同樣在進行有關美國的辯論。我們必須對如何處理這種情勢小心且負責任的行事。
我知道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和國會議員都不願這種情況發生。我會盡我們能力所及防止其發生，以便集中全力於極為重要的利益與未來真正的挑戰。
我們需要關切的地方很多。有北韓、南亞、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所潛藏的緊張情勢。有政治犯悲慘的遭遇，以及中國可能無法實現其成長潛力，而經濟衰退，民怨叢生，中國便會變得不安定。
但是我們有一切的理由可以有信心與耐心的來迎接挑戰。畢竟，我國現在正處於實力的頂點與繁榮的高峰。民主價值觀正在全球大部分地區興起。雖然我們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沒有絕對的把握，但今天促使中國邁向整合與開放的力量更甚於以往。要使中國成為真正成功的強國，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並在廿一世紀更大的世界中能發揮適當且正面的影響力，這些是唯一的促成力量。
這樣的中國確實會比較強大，但其本身也會更和平，更能與鄰國和睦相處。這對中國人是好事，對美國人也是如此。
這是我們過去六年來的政策方針，一個符合我們的利益，也忠於我們價值觀的目標；在未來的歲月裡，在各位的協助和諒解下，我們會繼續追求這個目標。
朱總理此次訪問至為重要，經常被提起且引起我們關係緊張的問題，也極為重要。但我請求各位和平研究院的先進，不要讓美國人民、或美國決策者－或美國政界人士在選舉季節裡－忽略我們更大的利益，就是設法使這個偉大的國家享有最大可能的機會，在新世紀裡變成一個更穩定、更自由、更富庶、更具建設性的美國的夥伴。
非常謝謝各位。
我還要感謝今天與我一起來到現場的歐布萊特國務卿和白茜芙大使，國家安全顧問柏格，以及我的國家安全小組兩位前重要成員東尼．雷克，與現任和平研究院資深顧問的塔拉．索寧辛。
首先我要對貴組織每天貢獻你們的專長，協助我的政府和國會和美國人民，思考當前最具挑戰性的外交政策課題，表達謝意。尤其要謝謝你們矢志努力去接觸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向他們說明這些課題的重要性和他們未來將身處的世界。
二月間我曾在舊金山發表演說，闡述美國在未來一世紀中的角色。我們都知道這是非常特殊的時刻，我們的安全沒有受到全面性的威脅；沒有任何大國有必要覺得別國會構成軍事威脅；自由正在擴展且開放的市場與科技正提升每一洲的生活水準，在無數方面把全世界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也主張，全球化不見得都是正面的好處。事實上，全球化的益處－開放與機會－取決於光靠全球化仍無法保證的一些事項，即和平、民主、市場的穩定、社會正義、對健康與環境的保護。
全球化可以將鎮壓及違反人權及苦難公諸於世，卻不能防止這些事情的發生。它可以促進國家之間的整合，但也可能導致國家內部的解體。它可以為每一洲帶來繁榮，但仍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它可以給民眾廿一世紀的現代工具，但作，始能充分實現廿一世紀的美景和減少其問題。
美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強的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是第一，責無旁貸應該領導這個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設法協助面對新世紀的挑戰。
顯而易見，我們的第一項挑戰是建立更和平的世界，這個世界顯然會被種族和宗教衝突所主宰，這類衝突我們一度認為是很原始的，但像莫尼翰參議員等人現在卻稱之為後現代的。我們知道無法完全阻止這類衝突。但當危害太大，且我們的價值觀與利益有不保之虞時，當我們有辦法加以改變時，就應該嘗試。
這就是我們以及北約盟國正在科索沃採取的行動－設法終止當地恐怖的戰爭，設法援助正在掙扎中的東南歐民主政府，它們全受到米洛塞維其總統殘酷的運動所引發的暴力、仇恨、人民流離失所所威脅。我們決心同仇敵愾並堅持到底。
如今米洛塞維其表示其軍隊將在科索沃停火已經不夠，科索沃的自由被剝奪，人民也逃亡一空。他必須撤出軍隊，讓難民重返家園，允許國際安全部隊進駐。唯有如此才能為科索沃人民帶來安全的和平。
二月間我在舊金山談到的第二項挑戰，則是把我們過去的敵國俄羅斯和中國引導進入國際體系，成為開放、繁榮和穩定的國家。今天我想特別要談一談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時值中國總理朱鎔基今天將抵達華盛頓訪問，這個關係正受到考驗，也受到熱烈的討論。
當然，我們都知道觀感會影響政策。而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在本世紀內經常有改變。在一九００年代初期，大部分的美國人是透過傳教士想要尋找開放的心靈，或商人想要發掘開放的市場，以那種眼光來看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是我們的盟國；韓戰期間，是我們的敵國。冷戰時期，我們辯論中國是龐大的共產主義世界中的一塊堅固基石，還是一個以其利益與傳統可以成為抗衡蘇聯勢力的國家。
晚近許多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要不就是視為世界上下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對美國公司和工人代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經濟商機，要不就是視為世界上僅存的共產巨龍，代表下一個重大的自由與安全威脅。
而我感覺，我們長久以來一直都以相對立的成見來爭議中國。我們應該與這個國家打交道，還是加以孤立？這個國家是否非我們所能影響左右，還是其得失與我們休戚與共？現在我們又聽說，中國是值得畏懼的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說，下一個威脅我們安全與福祉的就是中國。
這個主張對不對？提出這種主張的人說得不錯，他們說，如果中國的經濟持續以目前的速度成長，它將是下一世紀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他們也正確的指出，中國政府界定其利益的方式經常與我們南轅北轍。這些人關切中國的飛彈瞄準台灣和其他國家，也很合理。由此他們獲得的結論是，中國現在就是，或將來會是，我們的敵國。
他們宣稱，中國正擴大建軍，準備向外侵略，並利用對美貿易賺來的錢做軍費。因此他們敦促我們圍堵中國，不讓中國進入我們的市場，取得我們的科技，吸引我們的投資，並加強亞洲盟國的力量，以對抗強大的中國在廿一世紀可能形成的威脅。
這種論點的可能性如何？顯然，如果中國選擇這麼做，就可能朝這個方向走，把更多財富投入軍備發展和傳統的強權地緣政治中。當然，這會犧牲許多中國未來的繁榮，而中國必然會選擇這種做法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我主張我們不該假設中國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以至反而助長它選擇這條路。
我再三宣示此種看法，可是當我看到美國目前對中國的辯論，聽到有人說我們必須如何圍堵中國，中國未來會對美國構成可怕的威脅，這是必然的而且有多麼可怕，這時候我就提醒和我們共事者，在中國也有相同的論調－也有人說美國人不希望我們出頭，不願意讓中國在世界上居於應有的地位，他們的整個策略就是讓中國不得翻身。
我們必須走不同的路。我們經不起抱持成見的後果。我相信我們必須為我們想要的樂觀前途而努力，即使我們對任何結果都有心理準備。這種做法顯然會使我們與認為美國一定要有大敵當前的人立場相左。如果沒有大敵當前，又怎能永久維持世界強權的地位，並讓自己的一切作為合理化?
我就不相信這種說法。我認為，我們應該朝最好的可能狀況去努力，但也要預留餘地，就算努力未成功，也不致束手無策。
一九九三年我最早的決策之一，是維護冷戰時期使和平得以維持的各種聯盟。這意味著在亞洲，我們維持十萬名駐軍，並與日本、韓國、泰國、澳洲和菲律賓等國維持鞏固的聯盟關係。我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要圍堵中國或其他國家，而是要讓大家都有信心，相信對亞洲安全的潛在威脅始終只會是－潛在的，而且美國對參與亞洲和對亞洲安定的承諾始終不變。
我們和民主的台灣維持鞏固的非官方關係，同時恪遵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鼓勵海峽兩岸致力謀求以和平方式解決雙方歧見，並加強接觸。我們明白表示，如果破壞這些原則，任何一方均不可期望我們會加以接受。
我們知道過去十年裡，中國增加了在台灣附近的飛彈部署。當中國於一九九六年試射這些飛彈時，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升高。當時我們以部署美國航空母艦來證明，美國會採取行動以防止當地發生誤判。美國的利益在於台灣與中國、台灣海峽與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我們將採取必要措施維護我們的利益。
再者，我們自一九八０年代初期，就知道中國擁有射程可達美國的核子飛彈。我們的國防態勢向來都如此，未來也將把這項事實列入考量。部分由於我們的交往，中國在過去十五年裡，最多只些微的增加了其已部署的核武威脅。中國簽署全面禁止核試條約後，在我們仍佔有壓倒性核武優勢之際，中國已經接受對其武力現代化的能力加以節制。今天中國擁有的長程核武不過一、二十枚，我們卻有六千枚以上。
我們決心防止科技與敏感資訊流入中國。我們對中國實施的出口限制，比對世界其他主要出口國的限制要嚴格許多。
一九九五年當我們首次得知，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出現了漏洞時，第一優先要務就是找出漏洞所在、加以制止，並防止進一步的傷害。當能源部與聯邦調查局發現更廣泛的弱點時，我們便進行全面的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去年我下令大幅強化能源實驗室的安全措施。自一九九五年起，能源部的反情報預算已經增加十五倍之多。
但我們必須確定這些工作正在切實執行。上個月，我要求直屬總統的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這是一個由前參議員華倫．魯德曼主持的跨黨派獨立機構，檢討此一安全威脅以及我們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得當。以堅定、開放、但不恐懼的態度面對這些挑戰，十分重要。
問題在於如何回應。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透過太過美好的眼鏡去看待中國，也不應該以晦暗的眼鏡去看，以至扭曲中國的實力並忽略其複雜性。我們必須把中國看得很清楚－看它的進步與問題、制度與壓力，政策與它對我們、對自己、對世界的觀感。事實上，我們應該借用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常說的一句至理名言，即我們應該實事求是。
過去廿年來，中國在建立新經濟，讓兩億以上的人民脫離赤貧上，已獲得令人難以相信的進展。但想想：其工作年齡的人口每年增加一千萬以上，，相當於伊利諾州的人口。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家庭正由看不到前途的農村，移往只有一些人能找到工作的城市。部分由於亞洲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成長趨緩，但此時正是需要更大成長的時候，以便為失業人口創造就業機會，並維持對經濟改革的支持。
盡管中國的改革頗有進展，但私人企業仍僅佔非農業經濟的不到兩成。不賺錢且污染環境的國有事業仍佔據中國大部分的地區。中國國有銀行仍提供大量貸款給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這是中國經濟中最不可能成功的部門。
我過去曾會晤過朱總理，我知道，我想各位也都知道，他矢志要推動必要且影響深遠的改革。他和江主席正著手改革銀行和國有企業並大舉肅貪。事實上，數週前就有一名中國公安高幹因貪污罪名被捕。
他們也知道在短期內，改革會造成更多失業，這可能引發社會不安。不過迄今他們仍不願開放中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助長不穩定，但讓人民可以對其決策發表意見，其實是為抒發民怨提供和平的宣洩管道。
中國在未來歲月中最大的挑戰，將是以滿足而非壓制，人民對開放和責任制越來越高的要求，以維持國內的穩定和成長。這我們說起來容易，對他們卻是極艱巨的任務。
這一切對我們有何意義？過去幾年，我們從日本的長期衰退和俄羅斯當前的經濟困境中，如果說學到什麼教訓，那就是大國的衰弱也像強大一樣，會對美國形成極大的挑戰。因此當我們把焦點放在強大的中國將來可能對美國構成的潛在挑戰上時，也不要忘記衰弱的中國，深為內部衝突、社會不安和犯罪活動所苦的中國，成為亞洲一大片不穩定區域，所可能帶來的危險。
盡管北京竭盡所能控制這些問題，我們已看到初步的危險徵兆－中國企業任意的向國外販賣武器、組織犯罪在中國日益猖狂、種族衝突和農村動亂時起，利用中國領土走私毒品，甚至有海盜橫行。簡言之，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正是走出集權統治但法治尚未紮根的社會，所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
解決之道基本上取決於中國的抉擇。但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同意，設法發揮一些作用，但不要預設必然會有什麼結果，符合我們的利益。只是和中國對抗或設法圍堵中國，不能讓我們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唯一可以應對這個挑戰的，就是繼續推行有原則、有目的與中國領導人及人民往來的政策。
我們的長程策略必須是鼓勵中國做正確的發展，協助中國在國內變成強盛、繁榮、開放的社會，融合凝聚，不要分崩離析；將中國融入在武器擴散、貿易、環保和人權等方面推動全球規範的體制。在雙方意見相同之處，我們必須把握和中國合作的機會，同時在有歧見之處，我們則強力維護本身的利益及價值觀。這便是交往的目的。不是要使我們的關係隔絕於中國所作所為的後果，而是要利用這個關係來影響中國的行為，使之能擴大我們的價值觀與利益。
這是我們過去六年的作法，已獲得以下具體的成果。就交往成果而言不可謂不大的是，中國協助我們說服北韓凍結鈽的生產，而且至少目前不再進行新的飛彈試射。在扭轉南亞核子衝突上它一直是我們的伙伴。不久以前，中國還出售危險武器與科技，卻不必受懲罰。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它陸續加入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生物武器公約、全面禁止核試條約，並接受這些條約所規定的防衛措施、定期報告和檢查制度等要求。
我們也說服中國，不要提供伊朗核子計劃新的協助，停止出售反艦巡弋飛彈給伊朗，並停止協助巴基斯坦缺乏防衛措施的核子設施。目前讓中國加入飛彈技術管制條約則十分重要，江主席在去年北京高峰會上曾同意考慮此一步驟。
使中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並看到它以明顯可接受的商業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美國利益之所在。這是美國兩黨政府已經努力了十三年的一個目標。達到此一目標，而且是正確無誤的加以完成，關係到美國重大的國家利益。這不是對中國施惠，而是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的上策。
中國已有廣泛的管道進入美國市場，仔細閱讀最近的貿易統計數字即可看出。如果中國接受隨世貿組織會員資格而來的責任，將可使我們廣泛進入中國的市場，同時還可加快其內部改革，加速其接受法治。
底線是﹕中國若願意按照全球貿易規範行事，而美國卻說「不」，那將是美國無法自圓其說的錯誤。
與中國合作致力於維護全球的環境，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到下一世紀中葉，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在中國的高峰會上，我曾明白指出，除非有中國參與，否則這個問題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解決方案。但我也強調，快速發展的科技如今已可使中國，事實上也可使印度及任何其他發展中經濟體，能負起環保責任，又不必犧牲經濟成長，這我已經說過很多次，雖然效果有好有壞。
這項挑戰也是副總統高爾與朱總理，在有關環保及發展的會議上將優先討論的議題。這項會議將在本周舉行。
我們一直鼓勵中國發展潔淨的天然瓦斯以及比較清潔的燃煤科技。我們正與中國合作研究排放物貿易，這項工具已使美國以低成本降低了污染，中國也可以加以利用。值此資訊時代，中國不需要，其實也不可能，以死守工業時代的能源作法來追求經濟成長。
最後我要說，鼓勵中國尊重其人民的人權，給他們一個塑造自己國家政治命運的機會，也關係到我們的利益。這是我們衷心關切的有關中國未來的問題。
由於今日的財富是靠構想來創造，中國人民如果不能自由交換資訊，中國將難以成功。如果不建立法律與政治基礎以爭取全球資金，中國也不易成功；若其政治制度無法取得來自民主抉擇的合法地位，中國也不可能成功。
中國領導人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的這一刻，進行大規模政治改革會帶來極大的不安定風險。對任何國家在這類事務上表明的政策，我們都應以尊重的態度傾聽。但亞洲其他國家在當前經濟危機中的經驗顯示，延遲改革的風險比全力進行改革還大。 正如印尼所學到的教訓，政府不能以剝奪人民表達不滿的權利來處理社會怨恨。韓國和泰國也向全世界證明，表達出來的異議危險性遠比被壓制的異議要輕的多。由於其民選政府具有進行改革的合法地位，這兩國目前的情況已見改善。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致力於追求的幾乎每一個目標，從維持穩定到剷除貪污，以至於與台灣和平統一，如果他們肯提升開放程度，加強責任制，反而更容易有進展。
我們曾以坦率直接的向中國領導人表達歧見及鼓勵中美人民加強關係，來促進這些目標。民間關係是隨官方接觸後而進行，有帶來改變的潛力。
這種民間關係使逾十萬名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得以到美國留學進修，也使數以千計的美國教師、學者和學生得以前往中國。這種關係使美國非政府組織，能夠協助中國人民成立他們自己的非政府組織；使美國人可以與中國的地方政府、大學和公民團體合作，拯救濕地和森林、管理都市成長、支持中國第一批私立學校、讓學校連上國際網際網路、訓練記者、增進貧窮婦女識字率、提供貸款給西藏企業家、展開不計其數的計劃激起中國民間社會的成長。也使中國的律師、法官和法律學者到美國來研究我們的制度。
我們從不認為光靠這種交往便能促成中國的政治改革，但盡管面臨許多阻礙，中國人民在工作、生活和遷徙方面，顯然已比十年前享有更多自由。
中國已出現政治社團、消費者團體、租賃組織、揭露貪污腐敗的報紙、和鄉村的民主實驗。也有要求代表權的工人，和越來越多爭取成立政黨權的人，盡管他們要面對迫害。去年我訪問中國時就見過很多這類促成改變的人士。
當然，正是因為這些改變具有意義，中國政府才會加以制止。其行動或許只是針對個人，但目的顯然是想向全體中國人傳達一個訊息，就是不要測試政治自由的限度。不過他們向世界送出的訊息卻十分不同。那是缺乏安全感，而非展現實力的訊息。我們常可看到加強鎮壓其實是無力控制的徵兆。
我們已明白告訴中國領導人，我們認為，只因有組織、以和平方式的表達政治意見，就被視為有罪而逮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全球公認的權利，民主國家均有捍衛此一權利的義務。我們之所以要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尋求支持通過一項中國人權決議案，原因便在於此。
我們還要敦促中國遵守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而且言行都要落實。我們會繼續要求國會撥款資助促進中國法治的計畫。我們會持續努力，促成中國與達賴喇嘛對話，及尊重西藏的文化與宗教傳統。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會做。我們不會改變政策以至於把中國孤立於國際力量之外，這些力量已開始使中國人民有力量改變自己的社會，建立更美好的未來。因為這麼做，勢必造成減少中國人民接觸資訊，接觸民主世界的機會，使其政府對外界的影響力與觀念更加排拒。
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中國政策在我國所引發的辯論也可以是建設性的，可以提醒我們，我們在這個世界仍面臨著挑戰，所以應保持警覺。這種辯論也可以提醒中國政府，我們兩國的關係有很大一部分除仰賴總統與行政部門的行動，還有賴美國民眾及國會的支持，這些支持不可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隨著下屆總統選舉來臨之際，我們不允許讓良性的辯論，因競選而把我們帶向與中國的冷戰；此舉將導致悲劇性的後果：一個充滿疑懼和惡毒指責的美國；曾為我們人民帶來具體利益的外交接觸將終止；不信任的氣氛會形成，不但傷害華裔美人，也動搖使中國向世界開放的交流活動。
除了中國本身最頑固、最落伍的保守分子以外，沒有人可因此獲得任何好處。記得我一開始曾說過：我們今天在美國進行有關中國的辯論，中國也同樣在進行有關美國的辯論。我們必須對如何處理這種情勢小心且負責任的行事。
我知道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和國會議員都不願這種情況發生。我會盡我們能力所及防止其發生，以便集中全力於極為重要的利益與未來真正的挑戰。
我們需要關切的地方很多。有北韓、南亞、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所潛藏的緊張情勢。有政治犯悲慘的遭遇，以及中國可能無法實現其成長潛力，而經濟衰退，民怨叢生，中國便會變得不安定。
但是我們有一切的理由可以有信心與耐心的來迎接挑戰。畢竟，我國現在正處於實力的頂點與繁榮的高峰。民主價值觀正在全球大部分地區興起。雖然我們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沒有絕對的把握，但今天促使中國邁向整合與開放的力量更甚於以往。要使中國成為真正成功的強國，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並在廿一世紀更大的世界中能發揮適當且正面的影響力，這些是唯一的促成力量。
這樣的中國確實會比較強大，但其本身也會更和平，更能與鄰國和睦相處。這對中國人是好事，對美國人也是如此。
這是我們過去六年來的政策方針，一個符合我們的利益，也忠於我們價值觀的目標；在未來的歲月裡，在各位的協助和諒解下，我們會繼續追求這個目標。
朱總理此次訪問至為重要，經常被提起且引起我們關係緊張的問題，也極為重要。但我請求各位和平研究院的先進，不要讓美國人民、或美國決策者－或美國政界人士在選舉季節裡－忽略我們更大的利益，就是設法使這個偉大的國家享有最大可能的機會，在新世紀裡變成一個更穩定、更自由、更富庶、更具建設性的美國的夥伴。
非常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