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美國對華政策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美國企業研究所講詞華盛頓特區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首先讓我說明一下講演的題目，因為大家會注意到，我的題目與最初宣布的不太一樣。我今天真正要講的不是主要有關台灣的主題，而是高峰會前的美中關係，然後就此背景論述一下台灣問題佔有怎樣的位置。感謝美國企業研究所允許我就這個題目發表講演。
我將把重點集中在更廣泛的美中關係和美中政策問題上，然後就你們感興趣的特定問題即台灣問題做幾點說明作為結束。
不過我想，我真正打算做的是闡明三件事：第一，我要說明政府的中國政策是什麼。大家馬上就會知道，它不見得像想像中那麼顯而易見。其次，我想對前次高峰會的情況提出個人的詮釋。然後我想講講我認為這次高峰會可能出現的情況。現在我就開始談這些不是很明確的議題，看我們是否能在20到30分鐘內結束。
首先，各位知道，中國政策是什麼？
中國政策常常被簡化成兩個字「接觸」，或者有些人會比較大方，把它簡化成四個字「全面接觸」。
但事實上它要複雜得多。特別是對在座的各位，我想我不必做過多的說明。我認為，我們的政策必須根據目標、策略及方法來定義。我不敢想像與阿特‧沃爾頓出席同一個討論會卻可以不談策略。可是我想先從「目標」開始談。
我認為我們的目標即總體而言我們朝什麼方向走，是十分明確的。這五年中政府已在很多場合、以多種方式表達過了。但基本上我們是要尋求一個強大、安定、繁榮、開放的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力求達到的狀況。
策略是設法使中國融入區域及全球性組織，從而幫助達到上述目標：區域性組織，有經濟方面的亞太經合會，安全方面的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全球性組織則有一長串，包括促使中國在已經加入的機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加入新的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或遵守新規範，或許我應該說是遵守舊規範，比如飛彈技術管制規範。
一言以敝之，這就是選擇的問題。中國可以選擇，而我們想要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抉擇，我們相信能夠通過我們的政策間接影響中國的選擇。中國可以選擇成為我行我素、有「中央王國」之稱的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不必照章行事的中國；或是成為循規蹈矩、與世界一體化的中國，甚且久而久之，可透過區域及國際性組織的會員身分幫助制定國際規範。
達到這些目標的方法是接觸，但方法經常與政策有所混淆。如同何漢理常喜歡說的，接觸不是政策，而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他完全正確。可惜為了方便起見，人們很容易，我必須承認我自己也是，錯把接觸說成是政策。不過上次高峰會之前我們腦海中的架構就是如此。
那次高峰會上顯然出現了幾個與此一架構有關的問題。首先，誰去接觸？我認為高峰會一個最未引起注意的成果是，我們就高層的定期接觸達成了共識，我們消除了成見，即認為接觸是對某種特定行為模式的獎賞，代以這樣的觀念，即接觸是因為有兩個重要的參與者，不管好壞，他們必須相互來往，最好是能夠和平共處是。
因此，高峰會上我們同意總統級、國務卿級、國家安全會議級、五角大廈、以及國務院內副國務卿和助理國務卿級的定期會晤。我認為，這是在我們如何相互接觸方面的重要突破，如果觀察一下已經進行的相互交流，即使從不久前的高峰會開始，我們看到柯恩部長與歐布萊特國務卿都已去了中國。較低層級別的訪問更是不勝枚舉，皮克林國務次卿去過，我本人去的次數已數不清。這種接觸的確進行得非常熱絡。
不過各位若質問我，誰去接觸或對什麼進行接觸是否重要？也理所當然。
在此，我也認為我們在高峰會上獲得了重要進展。
大家知道，基於工作需要，我們區分為所謂的九大類，即我們與中方官員主要著重討論的議題。自其中我常再分出我自稱的三大問題：人權、不擴散和經濟議題。我相信，高峰會上我們在這每一方面都有重要的進展。在此不再贅言。不過我認為比如在人權方面，我們看到魏京生獲釋，我相信這是高峰會本身的直接結果，隨後是王丹也獲釋。我們看到經濟合約的簽署以及將簽署政治盟約的明確決定。我認為所有這些都可明白視為高峰會的成果。
在不擴散方面，我認為我們就波斯灣的C-801和C-802飛彈達成了非常重要的協議，對美軍及該地區航運的安全均關係重大。在經濟方面，我認為我們看到兩項成果：第一，在達成世貿組織市場開放最終協定方面，有更大的動能及進展感，雖然尚未成功，但我認為上次的高峰會提供了動力。當然，還有一些有關美國商業利益的重要合約，以及設法藉波音公司的合約消除中國貿易順差等，都是上一輪高峰會中特別值得注意的。
但我認為如果僅就這三個議題來看，不免對上次高峰會以偏蓋全，因為我認為我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與中國討論的議題數目有所增加，因此必然會使更多人與中國接觸。在此不一一討論所有問題，只談一些重點。
我想最有趣、且最有希望的一個類別是法治。我們在這方面正積極設法幫助他們培訓法官、律師、並進行交流，看一看是否能夠促進解決目前在中國公認的這個問題。若是在六或八個月前見面，在座各位中一定會有人指出，中國根本就不喜歡並拒絕使用這個名詞。現在卻可以在標題裡見到，至少在英文報紙中是這樣，這是我唯一能讀的報紙，或者它可以告訴我中文報紙的情況。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中國國內的一個重要主流話題，也確曾在歐布萊特國務卿最近的訪問中佔了主要地位。我認為這是我們能與中國政府有成果地進行合作的領域，也可設促進我們本身的某些長遠目標，進而終能在人權狀況方面獲得改善。
另一個聽來相同卻截然不同的類別是執法問題。但我認為不應低估爭取中國同意，設置美國緝毒署辦事處的重要性。這代表我們想要發展的另一個共同利益，即反毒，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與中國的利益正趨向一致。
第三類別，也是副總統辦公室最優先關切的，我應該補充一下，是直接關心的議題，即能源和環境。以中國已成為能源主要消費國，其資源又不能滿足本身的需要，中國便需要走向世界市場，因而會有與以前非常不同的利益。比如我認為我們可以有力地證明，中國現在與美國有著更大的相同利益，即保持原油以可能的最低價從波斯灣自由流出。
最後有一個類別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已有了好的開始，即軍方對軍方的接觸。由於一些明顯的原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們在這方面基本上與中國斷絕了接觸，現在正慢慢進行重建，但受到一些明確的限制，包括我們不會恢復武器銷售。但我認為此處的關鍵是，軍隊在中國顯然是極其重要的組織。在接班過程中，在人權過程中都十分重要，在安全過程中更無比重要。如果我們要在一系列問題上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就不得不與中國軍方有所聯系。
此外，我想尤其是讀過他們的文章後，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裡對我們了解最少、而且最有敵對傾向的部門之一。我想在讀中國軍方的文章時，會看到比其他地方都多的以美國是中國下一個敵人的講法。所以我認為設法除去中方這堵懷疑的牆非常重要，我認為去除的主要途徑之一是通過接觸。
我們已相當成功地邀請了大批中國軍方人士來訪，我想這也反映在我所謂美軍在中國已不再被視為惡魔一事上。這個過程尚未大功告成，但我認為已大有進展。同時，根據我的經驗我必須指出，僅與一年前相比，我已注意到用詞上的劇烈變化。我前兩三次的中國之行中，已不曾聽人提到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沒有要求美國自該地區撤軍的呼籲，也無人抗議美軍的前置部署破壞穩定，沒有美國是下一個敵人的說法。
在座的有些人無疑會說我找錯對象了，但他們恰恰正是中國的內閣閣員和關鍵決策者。我認為看到語氣上如此大的轉變，尤其發自中國軍方高級領導人，便不容小歔。因此我建議密切關注此一最重要的類別。
但是我要說，如果只是機械式地從這九個類別上已取得的進展來看待上次的高峰會，不免又會忽略最大的一項成就，因為我認為，如同聯合聲明中所提到的，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同意朝建設性戰略對話或夥伴關係努力。
我承認這句話非常含糊，其主要含意代表一個前提，即我們與中國有很多共同利益，只不過其中有一些我們進行或合作得很好，有很多領域還需要加倍努力，更有一些是以前與其說合作不如說是敵對的領域。我們需要設法改變這種結構。
我相信這一政策的前提是，我們應該把中國當作一個重要大國，是全球大國也是地區大國，在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問題上與之對話。同時我們的討論必須不局限於雙邊問題，要在更廣泛的結構下進行，不可否認那些問題相當艱鉅。
我必須說明這不是遮掩分歧，做為迴避分歧或不為此而接觸的藉口，而是要放在大環境裡，讓我們至少能在其它方面取得進展的同時應付這些問題，並希望在一段時間之後能縮小、或最終能消除這些分歧。
我認為我們在這個結構上已有若干進展。有關我對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理解，在區域方面已經舉了波斯灣的例子，現在舉一個功能方面的例子。
我想以環境領域為例。就這一點而言，我想直到最近中國一直對處理環境問題這整個概念持敵對態度。他們口頭表示擔憂，說這是西方為使中國保持貧窮而設計的圈套，是不公平的待遇，旨在減緩中國經濟成長，使其積弱不振。現在我想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已清楚地認識到環境問題確實存在，並且關係到中國自己以及全球的利益。這一點在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非常清楚，他們把環境問題看作經濟問題，是為環境惡化付出的代價；也視之為健康問題，因為他們要為空氣污染、及有些情況下的水污染等造成的後果付出代價，這些污染都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這一觀念上的變化使我們可以開始同中國談論如全球暖化等問題，及各種能源方面的合作形式，不從「因為我們這樣說，所以你們必須這樣做」的敵對基礎出發，而是從共同的利益出發：「我們可以像這樣利用一些美國的技術、經驗來共同合作，從而取得進展。」
我特意選這個例子，因為這就是我所說的「進展中的工作」。我今天在這裡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圓滿成功，不是要說中國在全球暖化問題上與我們意見一致，目標已經達成。而是，我們正與他們密集討論這一問題，其方式是僅一兩年前所難以想像的。我想對後冷戰時期的新問題以及可以如何處理，這也是一個實例。
另一個更為傳統的問題，即傳統而非新觀念中的安全問題，我認為應屬朝鮮半島。身為日內瓦四邊和平會談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必須說，中國在日內瓦的觀點簡直和我自己的完全相同，真是令人欣慰。看到中國代表團告訴北韓，南北對話是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對參與談判的人是一助力。我認為它顯示出許多有關朝鮮半島的共同利益：一，中國也希望穩定，當然不想看到朝鮮半島發生衝突；二，中國不想看到一個核半島。所以我認為，基於這些共同利益，我們在四邊會談中得以與中國代表團有效的合作。
所以我認為，在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過程中充滿希望。在該地區訪問時，看到有些人把這個詞理解為軍事聯盟，我感到有些吃驚。我想最簡單的就是說：從未有這種意圖，那不是這個意思，那不是中國對此的理解；各位也知道，那不是我們的意思。我們所談的是尋求一種架構，在此架構下我們能夠找到最多雙方可以共同合作的領域。
繼前次高峰會確立這一架構之後，讓我就這次高峰會講幾句話。簡而言之，我預期成果會相去不遠。我認為在所有九大類別上還會有相當的進展。我認為此種戰略性對話將進一步加強。
我想這是歐布萊特國務卿最近中國之行的主要特點之一。例如我們在那裡討論了以阿和平進程，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也談柬埔寨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我是說議題十分廣泛，涉及多種不同層面，相信高峰會上會有更多這種深入的討論。
顯然我們已有很多接觸。我提過歐布萊特和柯恩的訪問，未來還會有更多。大家知道，美國貿易代表巴謝夫斯基去過，商務部次長艾倫去過。我相信從現在到高峰會之前，會有多次的交互訪問，就在今天我們發表講話時，克里斯多夫大使率領的談判團正起程再去為高峰會做準備。所以來回的接觸很多，力求達成高峰會時拿得出來的成果，恕我用那個可怕的政府用詞。
關於實質內容，現在說具體內容是什麼還為時過早。熟悉中國談判方式的人知道，拿得出來的成果要到會談前最後一分鐘，不是分鐘也是小時才會敲定。不管怎樣，我想會有拿得出來的成果這一點很明確，且看王丹獲釋，這就是高峰會前拿得出來的成果的明白指標。
那麼台灣佔有怎樣的位置呢？首先，做概念上的評論，然後再進入細節。從概念上講，我認為自1979年以來有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教訓，但意外的是，我發現台灣幾乎沒有人相信。那就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越強，另兩對雙邊關係也會越好。一是海峽兩岸的關係，二是美國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在我看來，觀察自1979年後政策方面的發展，自然而然會得到這種結論。比如，我們看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兩岸關係日益活絡，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正常化之前幾乎不敢想的。兩岸關係的層面－－商貿、旅遊、甚至剛萌芽的政治對話等，都是正常化之前完全不能想像的。
我還可以說，若無正常化過程帶來的額外和平和穩定，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也將令人難以想像。所以我認為，顯然美中關係的改善，有助於促進海峽兩岸更好的對話、並大大加強美台關係。
我想，在回想不好的過去，當我們不得不為台灣人權問題舉行聽證時，像比爾‧特里普利這樣在國會奮鬥的人，會體會到情勢已有多麼根本的變化。現在，我們把台灣當作和平民主轉變的模範，並向其它亞洲國家表彰。這消除了以前雙邊關係中的巨大障礙。
如果要找比1979年更近的例子，將1995－96年與1998年加以對照即可。1995年美中關係出現危機時，兩岸關係幾乎中斷，軍事上的緊張形勢也見增加，是急劇增加，甚至可說是恢復，從而導致1996年3月的飛彈演習和航空母艦的部署。顯然，這其間有負面的直線相關 。
反之，我們可以說，從1996年底經由國事訪問開始，美中關係得到改善，這時兩岸關係的前景又顯著好轉起來。我想我們應該為高層接觸的恢復而感到鼓舞。我想普遍的看法是有意義的兩岸高層對話將在今年的某個時間恢復。我認為這是非常正面的徵兆，不僅對希望看到緊張降低的美國，對台灣本身也是如此。
我想我要說明的關鍵論點是，我、政府都不把這一過程看作是零和遊戲。我們不可能接受認為美中關係加強、美台非官方關係就必然惡化的主張。我們認為事實正好相反。
講完以上這些，那麼我認為此次高峰會在這一問題上會有什麼結果呢？坦白說，我認為第一，高峰會所創造的氣氛將有助於兩岸對話過程產生結果。所以就此而言，縱使不會有關於兩岸的正式宣布，因為那不是美國的議題，但我認為，大家也知道，高峰會會提供助力。
除此以外，在實質方面，我認為上次會談中雙方基本上都已各自表述，即在聯合聲明中我們說了要說的話，中國也說了他們要說的話。我不確定僅幾個月之後還會有很多要增加的內容。
明確地說，有關台灣軍售問題不會有第四公報。明確地說，不會有任何關於台灣問題的第四公報。
因此，我認為台灣方面沒有任何必要為此而憂慮。
我尚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這次高峰會是否會有任何形式的美中聯合聲明。但我認為，按照一般判斷就應該知道，如果接觸的目標之一是定期舉行高峰會，意味著大概每年一次，那我們很快就沒有什麼可在聯合聲明中講的了，而且你不可能定期發表突破性的聲明，那會產生反效果。所以我還不清楚，我想不到高峰會前幾天也無從知道，我們將如何處理怎樣公布高峰會結果的問題，是否會有一個聯合聲明，兩個各自的聲明，還是召開記者會而無書書面聲明。現在講為時過早，但是不會有關於台灣的公報。
我將把重點集中在更廣泛的美中關係和美中政策問題上，然後就你們感興趣的特定問題即台灣問題做幾點說明作為結束。
不過我想，我真正打算做的是闡明三件事：第一，我要說明政府的中國政策是什麼。大家馬上就會知道，它不見得像想像中那麼顯而易見。其次，我想對前次高峰會的情況提出個人的詮釋。然後我想講講我認為這次高峰會可能出現的情況。現在我就開始談這些不是很明確的議題，看我們是否能在20到30分鐘內結束。
首先，各位知道，中國政策是什麼？
中國政策常常被簡化成兩個字「接觸」，或者有些人會比較大方，把它簡化成四個字「全面接觸」。
但事實上它要複雜得多。特別是對在座的各位，我想我不必做過多的說明。我認為，我們的政策必須根據目標、策略及方法來定義。我不敢想像與阿特‧沃爾頓出席同一個討論會卻可以不談策略。可是我想先從「目標」開始談。
我認為我們的目標即總體而言我們朝什麼方向走，是十分明確的。這五年中政府已在很多場合、以多種方式表達過了。但基本上我們是要尋求一個強大、安定、繁榮、開放的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力求達到的狀況。
策略是設法使中國融入區域及全球性組織，從而幫助達到上述目標：區域性組織，有經濟方面的亞太經合會，安全方面的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全球性組織則有一長串，包括促使中國在已經加入的機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加入新的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或遵守新規範，或許我應該說是遵守舊規範，比如飛彈技術管制規範。
一言以敝之，這就是選擇的問題。中國可以選擇，而我們想要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抉擇，我們相信能夠通過我們的政策間接影響中國的選擇。中國可以選擇成為我行我素、有「中央王國」之稱的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不必照章行事的中國；或是成為循規蹈矩、與世界一體化的中國，甚且久而久之，可透過區域及國際性組織的會員身分幫助制定國際規範。
達到這些目標的方法是接觸，但方法經常與政策有所混淆。如同何漢理常喜歡說的，接觸不是政策，而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他完全正確。可惜為了方便起見，人們很容易，我必須承認我自己也是，錯把接觸說成是政策。不過上次高峰會之前我們腦海中的架構就是如此。
那次高峰會上顯然出現了幾個與此一架構有關的問題。首先，誰去接觸？我認為高峰會一個最未引起注意的成果是，我們就高層的定期接觸達成了共識，我們消除了成見，即認為接觸是對某種特定行為模式的獎賞，代以這樣的觀念，即接觸是因為有兩個重要的參與者，不管好壞，他們必須相互來往，最好是能夠和平共處是。
因此，高峰會上我們同意總統級、國務卿級、國家安全會議級、五角大廈、以及國務院內副國務卿和助理國務卿級的定期會晤。我認為，這是在我們如何相互接觸方面的重要突破，如果觀察一下已經進行的相互交流，即使從不久前的高峰會開始，我們看到柯恩部長與歐布萊特國務卿都已去了中國。較低層級別的訪問更是不勝枚舉，皮克林國務次卿去過，我本人去的次數已數不清。這種接觸的確進行得非常熱絡。
不過各位若質問我，誰去接觸或對什麼進行接觸是否重要？也理所當然。
在此，我也認為我們在高峰會上獲得了重要進展。
大家知道，基於工作需要，我們區分為所謂的九大類，即我們與中方官員主要著重討論的議題。自其中我常再分出我自稱的三大問題：人權、不擴散和經濟議題。我相信，高峰會上我們在這每一方面都有重要的進展。在此不再贅言。不過我認為比如在人權方面，我們看到魏京生獲釋，我相信這是高峰會本身的直接結果，隨後是王丹也獲釋。我們看到經濟合約的簽署以及將簽署政治盟約的明確決定。我認為所有這些都可明白視為高峰會的成果。
在不擴散方面，我認為我們就波斯灣的C-801和C-802飛彈達成了非常重要的協議，對美軍及該地區航運的安全均關係重大。在經濟方面，我認為我們看到兩項成果：第一，在達成世貿組織市場開放最終協定方面，有更大的動能及進展感，雖然尚未成功，但我認為上次的高峰會提供了動力。當然，還有一些有關美國商業利益的重要合約，以及設法藉波音公司的合約消除中國貿易順差等，都是上一輪高峰會中特別值得注意的。
但我認為如果僅就這三個議題來看，不免對上次高峰會以偏蓋全，因為我認為我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與中國討論的議題數目有所增加，因此必然會使更多人與中國接觸。在此不一一討論所有問題，只談一些重點。
我想最有趣、且最有希望的一個類別是法治。我們在這方面正積極設法幫助他們培訓法官、律師、並進行交流，看一看是否能夠促進解決目前在中國公認的這個問題。若是在六或八個月前見面，在座各位中一定會有人指出，中國根本就不喜歡並拒絕使用這個名詞。現在卻可以在標題裡見到，至少在英文報紙中是這樣，這是我唯一能讀的報紙，或者它可以告訴我中文報紙的情況。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中國國內的一個重要主流話題，也確曾在歐布萊特國務卿最近的訪問中佔了主要地位。我認為這是我們能與中國政府有成果地進行合作的領域，也可設促進我們本身的某些長遠目標，進而終能在人權狀況方面獲得改善。
另一個聽來相同卻截然不同的類別是執法問題。但我認為不應低估爭取中國同意，設置美國緝毒署辦事處的重要性。這代表我們想要發展的另一個共同利益，即反毒，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與中國的利益正趨向一致。
第三類別，也是副總統辦公室最優先關切的，我應該補充一下，是直接關心的議題，即能源和環境。以中國已成為能源主要消費國，其資源又不能滿足本身的需要，中國便需要走向世界市場，因而會有與以前非常不同的利益。比如我認為我們可以有力地證明，中國現在與美國有著更大的相同利益，即保持原油以可能的最低價從波斯灣自由流出。
最後有一個類別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已有了好的開始，即軍方對軍方的接觸。由於一些明顯的原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們在這方面基本上與中國斷絕了接觸，現在正慢慢進行重建，但受到一些明確的限制，包括我們不會恢復武器銷售。但我認為此處的關鍵是，軍隊在中國顯然是極其重要的組織。在接班過程中，在人權過程中都十分重要，在安全過程中更無比重要。如果我們要在一系列問題上與中國政府打交道，就不得不與中國軍方有所聯系。
此外，我想尤其是讀過他們的文章後，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裡對我們了解最少、而且最有敵對傾向的部門之一。我想在讀中國軍方的文章時，會看到比其他地方都多的以美國是中國下一個敵人的講法。所以我認為設法除去中方這堵懷疑的牆非常重要，我認為去除的主要途徑之一是通過接觸。
我們已相當成功地邀請了大批中國軍方人士來訪，我想這也反映在我所謂美軍在中國已不再被視為惡魔一事上。這個過程尚未大功告成，但我認為已大有進展。同時，根據我的經驗我必須指出，僅與一年前相比，我已注意到用詞上的劇烈變化。我前兩三次的中國之行中，已不曾聽人提到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沒有要求美國自該地區撤軍的呼籲，也無人抗議美軍的前置部署破壞穩定，沒有美國是下一個敵人的說法。
在座的有些人無疑會說我找錯對象了，但他們恰恰正是中國的內閣閣員和關鍵決策者。我認為看到語氣上如此大的轉變，尤其發自中國軍方高級領導人，便不容小歔。因此我建議密切關注此一最重要的類別。
但是我要說，如果只是機械式地從這九個類別上已取得的進展來看待上次的高峰會，不免又會忽略最大的一項成就，因為我認為，如同聯合聲明中所提到的，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同意朝建設性戰略對話或夥伴關係努力。
我承認這句話非常含糊，其主要含意代表一個前提，即我們與中國有很多共同利益，只不過其中有一些我們進行或合作得很好，有很多領域還需要加倍努力，更有一些是以前與其說合作不如說是敵對的領域。我們需要設法改變這種結構。
我相信這一政策的前提是，我們應該把中國當作一個重要大國，是全球大國也是地區大國，在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問題上與之對話。同時我們的討論必須不局限於雙邊問題，要在更廣泛的結構下進行，不可否認那些問題相當艱鉅。
我必須說明這不是遮掩分歧，做為迴避分歧或不為此而接觸的藉口，而是要放在大環境裡，讓我們至少能在其它方面取得進展的同時應付這些問題，並希望在一段時間之後能縮小、或最終能消除這些分歧。
我認為我們在這個結構上已有若干進展。有關我對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理解，在區域方面已經舉了波斯灣的例子，現在舉一個功能方面的例子。
我想以環境領域為例。就這一點而言，我想直到最近中國一直對處理環境問題這整個概念持敵對態度。他們口頭表示擔憂，說這是西方為使中國保持貧窮而設計的圈套，是不公平的待遇，旨在減緩中國經濟成長，使其積弱不振。現在我想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已清楚地認識到環境問題確實存在，並且關係到中國自己以及全球的利益。這一點在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非常清楚，他們把環境問題看作經濟問題，是為環境惡化付出的代價；也視之為健康問題，因為他們要為空氣污染、及有些情況下的水污染等造成的後果付出代價，這些污染都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這一觀念上的變化使我們可以開始同中國談論如全球暖化等問題，及各種能源方面的合作形式，不從「因為我們這樣說，所以你們必須這樣做」的敵對基礎出發，而是從共同的利益出發：「我們可以像這樣利用一些美國的技術、經驗來共同合作，從而取得進展。」
我特意選這個例子，因為這就是我所說的「進展中的工作」。我今天在這裡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圓滿成功，不是要說中國在全球暖化問題上與我們意見一致，目標已經達成。而是，我們正與他們密集討論這一問題，其方式是僅一兩年前所難以想像的。我想對後冷戰時期的新問題以及可以如何處理，這也是一個實例。
另一個更為傳統的問題，即傳統而非新觀念中的安全問題，我認為應屬朝鮮半島。身為日內瓦四邊和平會談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必須說，中國在日內瓦的觀點簡直和我自己的完全相同，真是令人欣慰。看到中國代表團告訴北韓，南北對話是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對參與談判的人是一助力。我認為它顯示出許多有關朝鮮半島的共同利益：一，中國也希望穩定，當然不想看到朝鮮半島發生衝突；二，中國不想看到一個核半島。所以我認為，基於這些共同利益，我們在四邊會談中得以與中國代表團有效的合作。
所以我認為，在發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過程中充滿希望。在該地區訪問時，看到有些人把這個詞理解為軍事聯盟，我感到有些吃驚。我想最簡單的就是說：從未有這種意圖，那不是這個意思，那不是中國對此的理解；各位也知道，那不是我們的意思。我們所談的是尋求一種架構，在此架構下我們能夠找到最多雙方可以共同合作的領域。
繼前次高峰會確立這一架構之後，讓我就這次高峰會講幾句話。簡而言之，我預期成果會相去不遠。我認為在所有九大類別上還會有相當的進展。我認為此種戰略性對話將進一步加強。
我想這是歐布萊特國務卿最近中國之行的主要特點之一。例如我們在那裡討論了以阿和平進程，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也談柬埔寨問題，氣候變化問題。我是說議題十分廣泛，涉及多種不同層面，相信高峰會上會有更多這種深入的討論。
顯然我們已有很多接觸。我提過歐布萊特和柯恩的訪問，未來還會有更多。大家知道，美國貿易代表巴謝夫斯基去過，商務部次長艾倫去過。我相信從現在到高峰會之前，會有多次的交互訪問，就在今天我們發表講話時，克里斯多夫大使率領的談判團正起程再去為高峰會做準備。所以來回的接觸很多，力求達成高峰會時拿得出來的成果，恕我用那個可怕的政府用詞。
關於實質內容，現在說具體內容是什麼還為時過早。熟悉中國談判方式的人知道，拿得出來的成果要到會談前最後一分鐘，不是分鐘也是小時才會敲定。不管怎樣，我想會有拿得出來的成果這一點很明確，且看王丹獲釋，這就是高峰會前拿得出來的成果的明白指標。
那麼台灣佔有怎樣的位置呢？首先，做概念上的評論，然後再進入細節。從概念上講，我認為自1979年以來有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教訓，但意外的是，我發現台灣幾乎沒有人相信。那就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越強，另兩對雙邊關係也會越好。一是海峽兩岸的關係，二是美國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在我看來，觀察自1979年後政策方面的發展，自然而然會得到這種結論。比如，我們看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兩岸關係日益活絡，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正常化之前幾乎不敢想的。兩岸關係的層面－－商貿、旅遊、甚至剛萌芽的政治對話等，都是正常化之前完全不能想像的。
我還可以說，若無正常化過程帶來的額外和平和穩定，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也將令人難以想像。所以我認為，顯然美中關係的改善，有助於促進海峽兩岸更好的對話、並大大加強美台關係。
我想，在回想不好的過去，當我們不得不為台灣人權問題舉行聽證時，像比爾‧特里普利這樣在國會奮鬥的人，會體會到情勢已有多麼根本的變化。現在，我們把台灣當作和平民主轉變的模範，並向其它亞洲國家表彰。這消除了以前雙邊關係中的巨大障礙。
如果要找比1979年更近的例子，將1995－96年與1998年加以對照即可。1995年美中關係出現危機時，兩岸關係幾乎中斷，軍事上的緊張形勢也見增加，是急劇增加，甚至可說是恢復，從而導致1996年3月的飛彈演習和航空母艦的部署。顯然，這其間有負面的直線相關 。
反之，我們可以說，從1996年底經由國事訪問開始，美中關係得到改善，這時兩岸關係的前景又顯著好轉起來。我想我們應該為高層接觸的恢復而感到鼓舞。我想普遍的看法是有意義的兩岸高層對話將在今年的某個時間恢復。我認為這是非常正面的徵兆，不僅對希望看到緊張降低的美國，對台灣本身也是如此。
我想我要說明的關鍵論點是，我、政府都不把這一過程看作是零和遊戲。我們不可能接受認為美中關係加強、美台非官方關係就必然惡化的主張。我們認為事實正好相反。
講完以上這些，那麼我認為此次高峰會在這一問題上會有什麼結果呢？坦白說，我認為第一，高峰會所創造的氣氛將有助於兩岸對話過程產生結果。所以就此而言，縱使不會有關於兩岸的正式宣布，因為那不是美國的議題，但我認為，大家也知道，高峰會會提供助力。
除此以外，在實質方面，我認為上次會談中雙方基本上都已各自表述，即在聯合聲明中我們說了要說的話，中國也說了他們要說的話。我不確定僅幾個月之後還會有很多要增加的內容。
明確地說，有關台灣軍售問題不會有第四公報。明確地說，不會有任何關於台灣問題的第四公報。
因此，我認為台灣方面沒有任何必要為此而憂慮。
我尚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這次高峰會是否會有任何形式的美中聯合聲明。但我認為，按照一般判斷就應該知道，如果接觸的目標之一是定期舉行高峰會，意味著大概每年一次，那我們很快就沒有什麼可在聯合聲明中講的了，而且你不可能定期發表突破性的聲明，那會產生反效果。所以我還不清楚，我想不到高峰會前幾天也無從知道，我們將如何處理怎樣公布高峰會結果的問題，是否會有一個聯合聲明，兩個各自的聲明，還是召開記者會而無書書面聲明。現在講為時過早，但是不會有關於台灣的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