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篇: 「建立對中國的新共識」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柏格對外交關係協會演講詞紐約州紐約市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Building a New Consensus on China"Samuel R. Berger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remarks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New Yorkjune 6, 1997
我想藉這個機會告訴各位，在即將進入一個新世紀時，柯林頓總統希望讓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如何發展。但在前瞻之前，我想先回顧一下過去二十五年雙方關係的演變也很重要。的確，今年是上海公報二十五週年紀念，此一公報導致中國結束孤立，雙方關係正常化，及支持強勁美中關係的全國廣泛共識－－直到不久前仍是如此。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未來將採行的方向，將是下一個世紀會是衝突或合作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中國若能成為穩定、開放且沒有侵略性的強國；擁護政治多元化及國際行為規範；並與我們合作建立安全的國際秩序－－出現這樣的中國，極為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國當然會決定它自己的命運。但我們所作的決定會影響中國的演變。要有效的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就需要國內持續的支持重振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明確策略，我擔心國內的支持正出現分歧，也堅信重建共識攸關美國的未來。
上海公報來自於中國與美國均有的體認，即合作對我們兩國均有長期的策略上的好處，同時我們可以減少彼此的歧見而不必放棄本身的基本原則。
上海公報簽署前，我們與中國幾乎沒有接觸，除了偶而在華沙中級官員會議、學術性集會及運動比賽上冷淡的會面。如今中國的門戶對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開放，也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美國留學、工作及居住。
最重要的或許是，隨著上海公報而來的，是一段中國經濟改革和對世界開放最突出的時期。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產出已是當初的四倍；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八，且是目前世界上第十大貿易國。一九七二年，中國不包括在鞏固我們安全與繁榮的大部分國際組織及協定之內。而今天，中國已簽署加入了其中許多個，包括世界銀行到化武公約，國際人權宣言到全面禁止核試條約。
過去這二十年裡，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生活也真正有所改善，有更多遷徙及選擇職業的自由，有更好的學校及住屋，更多獲取資訊的途徑，以及更開放的選擇地方官的程序。
這每一大步都是中國領導階層的決策結果，他們決定改革經濟以及在國際社會扮演更建設性的角色。他們並不是因為美國的政策而作出這些決定，但是如果沒有美國正確的政策，沒有美國明白向中國表示，它參與地區及全球事務是必要的，它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歡迎它的成長與發展，就不會有這些決定。
在美國，這些開始於一九七○年代的改變，重新引起對中國的深切興趣，也有廣泛的共識肯定自上海公報起我們的方向正確。但自一九八○年代末起，許多事件的發生開始削弱這個共識，現在更有瓦解它的危險。
一是蘇聯的崩潰，使當時盛行的與中國保持強勁關係的必要戰略考量產生動搖。既然蘇聯已收手，那還需要保留中國牌嗎？
二是台灣在民主方面長足的進步，使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質疑，此一政策是我們關係的樞紐，卻素來建立在與中國是官方關係、與台灣是非官方關係的不對稱安排上。
三是許多人期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帶來政治改革，可惜並未實現。因為專注於控制且畏懼動亂，其政權嚴密的箝制民主及不同意見。
八年前的本週，這些民主的聲音在天安門廣場爆發出來。北京卻突然以恐怖的暴力鎮壓這個以學生為主的民主運動，粉碎了中國將向民主邁出決定性一步的希望，並開始逐漸瓦解在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共識。
國會可想而知的亟於表達美國的譴責，並尋求將中國的人權進展與貿易最惠國待遇連結在一起。一九九二年，這個提案在參院獲得六十票，在眾院獲得四百零九票，也受到大眾廣泛支持。但這個政策證明是行不通的。這支連結的棍棒大而無當。它雖旨在改進雙方關係，事實上卻有摧毀雙方關係的危險性。它提出的二分法命題並不正確：要不就為人權挺身而出，終止經濟互動；要不就與中國貿易但放棄人權。
在柯林頓政府上任最初的二年裡，我們由五年來貿易最惠國的辯論左右著美國的中國政策，轉移到與中國恢復策略性對話。我們從事此種對話，不是為對話而對話，而是作為促進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增加在共同問題上的合作，並處理我們的歧見－－以坦誠、相互尊重、有耐心的方式進行。
我們與中國的策略性對話不離三個前提。
首先，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有兩股針鋒相對的勢力在角力：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與宏觀對外的國際整合。
對動亂與分裂的恐懼一直是中國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心患。從清朝至今，中央政府常常無法持久。甚至自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以來，雖有共產主義思想提供凝聚的架構，中國卻經歷了無情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共產主義潰敗，再加上欠缺可賦予政府合法地位的民主，中國的某些人士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追求狂熱的民族主義，以免失去控制。假如這種思想在此新後鄧時代得勢，中國可能會偏離國際社會而傾向霸權主義與敵意，以致威脅亞洲的安定。
幸而有力量強大的整合勢力與民族主義的拉力相競爭。中國經濟的成長，現在事實上已取代了意識型態，更越來越是受外在世界所激勵。去年，中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外銷是來自在中國營運的外商。而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也由二十年前的屈指可數，到現在已超過一千多個－－從國際農業組織到航空監督體系，從海洋管理委員會到太空衛星公約－－中國漸漸被納入國際組織網內，而這些組織是基於全球經濟的需要而成立。
中國需要資金助其成長－－在這方面中國必須與世界其他引人注目的新市場競爭－－這增加了對擴大法治與可預測性的需要，至少是在商務方面。新的全球經濟交流工具－－電腦與數據機，傳真機與影印機，更多的接觸與合約上的連結－－也帶來改變的種子。中國能在此資訊世紀再次成功的向現代經濟躍進，卻又能不對人民下放權力，不更進一步分散決策權，及賦予人民在生活上更多的選擇機會嗎？可能，但是我懷疑。
由此再談到策略性對話的第二個前提：我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如此複雜且多層面，不能以單純的一個問題，不論是正面或負面，來概括。我們需要擴大合作的範圍，同時坦率地處理彼此的歧見。現在讓我提出四個足以證明我們關係之廣及對美國利益之重要的課題：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我們逐漸繁複的商務關係，朝鮮半島的穩定，及全球環境的維護。
禁止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是我們目前面臨最迫切的優先任務之一。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既不是某些人描述的那麼壞，也沒有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好。中國支持無限期延長禁止擴散條約；已經參加生物武器公約；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批准化學武器公約；支持協商一項全球禁止生產製造核武的分裂性原料條約；同意遵守飛彈科技管制制度，其宗旨為管制可載運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飛彈科技出口。中國也削減與伊朗的核子合作，尤其是在可能提昇伊朗核武能力方面，也保證不協助防衛不周的第三國核子設施。
在此同時，中國的武器供應關係仍然困擾我們，中國的出口管制系統也不夠健全，難以確保像這麼大的國家不會有未經授權的買賣發生。上個月，我們對提供伊朗化學武器計畫協助的某些中國公司，採取經濟制裁。我們也繼續對中國可能販賣飛彈科技給伊朗與巴基斯坦表示關切。我們會運用所有可行的方法，如合作，鍥而不捨的外交，及情況必要時採取特定的制裁等，以促使改善中國的反擴散政策，使之加入所有限制危險性軍事轉移的全球制度。我越來越相信，中國必須明白不協助武裝流氓國家，不助長其邊界附近的不安，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
在經濟方面，美國在中國的現代化與經濟進步上扮演重要角色。自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美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已達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目前美商是中國第四大的外資來源，僅次於香港、台灣與日本。我國也是中國最大的市場，在推動中國成長上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
我們曾努力解決某些艱鉅的歧見，包括中國未能充分的執行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兩年前，當中國無法制止大量剽竊我們的CD與影帶時，我們威脅要對中國二十億美元的外銷產品，課徵百分之百或更多的關稅。中國同意採取果斷的行動，且真的付諸實現，在一九九六年關閉十五家非法的CD工廠，最近數月又關閉幾家。
中國是世界上我國商品與服務成長最快的市場。然而我們日益增加的貿易赤字，的確是個中國必需回應的問題。唯一解決的方法是擴大對美國貨品開放市場。如果不給美商在中國競爭的機會，中國就無法享受我們開放市場的好處。同理，中國要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我們一貫強力支持的，也要靠北京改善其市場管道與建立法規。
朝鮮半島的安定對我們也有極大利益。冷戰最後的一道武裝防線，北緯三十八度非軍事區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起火點之一。在中國的協助下，我們勸服北韓凍結危險的核子計畫，我們預料北韓會實現同意取消該計畫的諾言。中國也同意參與我國與南韓提議的四邊和平會談，以促進與北韓達成一項永久性的解決方案。最近數月的緊張情勢提醒我們，朝鮮半島仍是變幻莫測，而善用我們雙方的影響力。非常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
最後一個前提是，假如把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排除在全球的環保工作外，我們就無法獲得健全的地球環境。中國境內煙囪排出的廢氣及流入水裡的汙染物，會在中國之外造成嚴重的禍害。這正是高爾副總統在今年三月訪問中國時，宣布發起召開一項環境與開發的聯合論壇，其意義如此深遠的原因。它開啟了我們在這個領域真正合作的契機，因為在地球的一角如有問題，可能對每一個家庭都造成災難。
擴大與中國合作並不意味著忽視彼此的歧見，包括人權問題。針對此點我想說清楚，因為人權是在中國政策上建立新共識時最難化解的分歧。對某些人而言，我們太過強調人權，對其他人而言，我們又做得不夠。我認為我們必須避免錯誤的在人權與交往之間做一選擇。
我們雖期望假以時日，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會對中國起解放的作用，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讓中國為所欲為的破壞人權。對人權不可動搖的信念是美國人的本質。我們居世界領導地位，是因為我們的榜樣的示範作用與我們所展現的實力。中國人要求我們尊重他們的文化與傳統，我們則要求他們尊重舉世公認的人權。任何地方的人都渴望受到有尊嚴的對待，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有信仰自由，並掌握他們的政治命運，從中美洲到南非到菲律賓所發生的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所以我們將繼續為人權仗義執言，並反對中國蹂躪人權。給為自由奮鬥的人希望，給我們所奉行的價值觀不可侵犯的地位，這麼做絕對會發生效用的。
過去半年中，美國再次支持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關中國違反人權的決議案。許多美國的盟友都放棄了這個堅持。但是有聲總比無聲好，即便是孤獨的聲音。國務院將繼續公佈中國人權的真實報告。我們會大聲疾呼反對濫捕異議人士，而且不僅與中國領導人對談，也要與從李柱銘到達賴喇嘛等要求改變的人士對話。美國將維持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制裁，並與國會合作，大幅加強自由亞洲電台對中國的華語廣播。我們將擴大支持有關中國的民間社會與法治計畫，與商業界密切合作，敦促它盡力協助改變中國，朝向更有法治基礎、透明與負責任的體制轉變。
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認清自己的目標。改變不可能一夕之間降臨。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如果孤立或切斷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就絕不可能改變。美國若是拒絕與中國交往，將會使蹂躪人權的閉關自守勢力更形壯大。但如果我們長期與中國交往，經由跨國界、人民與人民間、政府與政府間的接觸，鼓勵中國法治與民間社會的逐步演變；如果市場擴展、資訊流通；如果我們繼續為受到壓迫的人權疾呼，反而更有機會讓一個更開放的社會根生茁壯。
同樣地，與中國進行策略性對話並不表示不顧香港的未來，相反地，此舉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它可幫助香港在七月一日回歸中國之後繼續維持其自由繁榮。香港有一千一百家美商公司，是美國企業在此世界成長最快速地區的中樞。它也是美國在亞洲少數有貿易順差的地區之一。美國海軍船艦每年造訪香港八十次之多。而香港人民能夠繼續保有其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很重要。
英國與中國在一九八四年達成香港回歸協議的過程並不容易，不過結果相當令人激賞。在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要維持香港的自治、自由與生活方式。確實履行這個保證符合中國的利益，一如它也符合香港或是美國的利益。一則因為一個活躍、繁榮、自由的香港將持續推動中國的成長與進步。再者因為香港是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香港主權的順利移交能增進中國的國際威望，反之，處理不當則會傷害到中國的聲譽。
隨著情勢逐漸明朗，我們第一個責任就是要仔細觀察主權移轉的過程。整個過渡並不是從七月一日才開始，也不會在當天就結束。它其實早已進行了十五年，隨後的數月或數年中還可以見到它的影響。香港回歸中國就像是電影，而非快照。我們不該對其結果預設立場，或在鏡頭離開之後就失去興趣。我們該由香港人民來判斷移轉是否成功。
香港人民所期望的，國際社會也有權期盼的，是中國能遵行聯合聲明的內容與精神。我們將觀察香港新立法會的選舉是否很快就會決定並自由的舉行；言論、新聞、宗教與結社自由是否繼續維持；公務單位是否仍專業的運作；香港法院的運作是否不受干擾；以及其經濟是否仍然開放且以市場為導向。
最後，美國策略性對話的第三項基本前提就是繼續一個中國政策的邏輯。美國人民向來對於台灣大力邁向民主的進展感到鼓舞，表示歡迎。問題不在於我們對台灣民主政治的支持，而是如何才最能夠維繫民主於不墜。
一個中國政策曾經起過作用，它也仍然是正確的途徑。它使台灣的民主得以欣欣向榮，也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台灣、以及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三邊之間的關係得以蓬勃發展。一個中國政策提供成長所需要的穩定，也強化我們的信念：台灣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和平的解決。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會是嚴重的錯誤，而任何一方片面破壞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前景，也將是嚴重的錯誤。美國在中國挑釁性軍事演習時，派遣航空母艦至此一地區就已清楚的表達此立場。
在談過美國與中國策略性對話的目的及其背後的前提後，我在結語時要說的是，可能使策略性對話毀於一旦，嚴重損害美國利益，及粉碎對中國政策新共識的一項發展，即國會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投票。
反對與中國維持正常貿易關係者的目標與我們相同：增進人權與宗教自由、推動公平貿易、加強區域與全球安全。但是他們選擇的方式，也就是破壞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卻是嚴重的誤導。
撤銷最惠國待遇會減少我們與中國人民的接觸，而不是增強要求人權的力量。它會削弱而非促進兩國在武器擴散問題上的合作，也有可能使世上的新興市場之一對美國出口關閉。它將徹底動搖處理美中一半以上貿易且依賴正常貿易待遇的香港，尤其香港正需要憑藉其經濟實力來確保中國讓其維持自治。這也是為何香港各黨各派的領導人，包括港督彭定康、民主黨領袖李柱銘、及布政司陳方安生都支持美國續惠中國的原因。最後，終止最惠國待遇會使中國更形孤立，更缺乏遵守國際行為規範的意願。把中國當敵人，很可能它就會真的變成我們的敵人。
在上海公報簽訂廿五年後，中國由孤立逐漸轉換成對國際社會的參與，其落後的經濟有了顯著的成長，僵化的意識型態也開始產生改變的跡象。
但結果現在還很難預期：究竟是向內看的孤立，還是向外看的國際整合？在美國為邁入新世紀的安全繁榮，創建架構與政策以為基石時，最具關鍵性的挑戰之一就是讓中國成為其中利益攸關的一員，也就是以美國本身所作的決定來影響中國，使它更有可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即使中國孤立於國際體制之外，並且避守在獨善其身與仇外的繭縛之中，美國也會繼續存在並且繁盛發展。不過，更多的合作、避免混亂、與加強經濟發展，更能增進美國的利益。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需要有能預見兩大強國新關係的遠見，能完成目標的勇氣，相信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觀，終能像在其他地方一樣為中國所接受，以及對於與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合作，而非切斷關係，更加符合美國利益的信念。這是我們政府所選擇的方向，但我們不可能獨自完成。所以在結束前，我要呼籲各位居領導地位的人士，幫助我們重建有關中國政策的國內廣泛共識。這樣的共識將在未來深具挑戰的歲月，增進美國的利益與我們的理想。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未來將採行的方向，將是下一個世紀會是衝突或合作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中國若能成為穩定、開放且沒有侵略性的強國；擁護政治多元化及國際行為規範；並與我們合作建立安全的國際秩序－－出現這樣的中國，極為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國當然會決定它自己的命運。但我們所作的決定會影響中國的演變。要有效的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就需要國內持續的支持重振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明確策略，我擔心國內的支持正出現分歧，也堅信重建共識攸關美國的未來。
上海公報來自於中國與美國均有的體認，即合作對我們兩國均有長期的策略上的好處，同時我們可以減少彼此的歧見而不必放棄本身的基本原則。
上海公報簽署前，我們與中國幾乎沒有接觸，除了偶而在華沙中級官員會議、學術性集會及運動比賽上冷淡的會面。如今中國的門戶對成千上萬的美國人開放，也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美國留學、工作及居住。
最重要的或許是，隨著上海公報而來的，是一段中國經濟改革和對世界開放最突出的時期。自一九七二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產出已是當初的四倍；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八，且是目前世界上第十大貿易國。一九七二年，中國不包括在鞏固我們安全與繁榮的大部分國際組織及協定之內。而今天，中國已簽署加入了其中許多個，包括世界銀行到化武公約，國際人權宣言到全面禁止核試條約。
過去這二十年裡，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生活也真正有所改善，有更多遷徙及選擇職業的自由，有更好的學校及住屋，更多獲取資訊的途徑，以及更開放的選擇地方官的程序。
這每一大步都是中國領導階層的決策結果，他們決定改革經濟以及在國際社會扮演更建設性的角色。他們並不是因為美國的政策而作出這些決定，但是如果沒有美國正確的政策，沒有美國明白向中國表示，它參與地區及全球事務是必要的，它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歡迎它的成長與發展，就不會有這些決定。
在美國，這些開始於一九七○年代的改變，重新引起對中國的深切興趣，也有廣泛的共識肯定自上海公報起我們的方向正確。但自一九八○年代末起，許多事件的發生開始削弱這個共識，現在更有瓦解它的危險。
一是蘇聯的崩潰，使當時盛行的與中國保持強勁關係的必要戰略考量產生動搖。既然蘇聯已收手，那還需要保留中國牌嗎？
二是台灣在民主方面長足的進步，使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質疑，此一政策是我們關係的樞紐，卻素來建立在與中國是官方關係、與台灣是非官方關係的不對稱安排上。
三是許多人期待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帶來政治改革，可惜並未實現。因為專注於控制且畏懼動亂，其政權嚴密的箝制民主及不同意見。
八年前的本週，這些民主的聲音在天安門廣場爆發出來。北京卻突然以恐怖的暴力鎮壓這個以學生為主的民主運動，粉碎了中國將向民主邁出決定性一步的希望，並開始逐漸瓦解在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共識。
國會可想而知的亟於表達美國的譴責，並尋求將中國的人權進展與貿易最惠國待遇連結在一起。一九九二年，這個提案在參院獲得六十票，在眾院獲得四百零九票，也受到大眾廣泛支持。但這個政策證明是行不通的。這支連結的棍棒大而無當。它雖旨在改進雙方關係，事實上卻有摧毀雙方關係的危險性。它提出的二分法命題並不正確：要不就為人權挺身而出，終止經濟互動；要不就與中國貿易但放棄人權。
在柯林頓政府上任最初的二年裡，我們由五年來貿易最惠國的辯論左右著美國的中國政策，轉移到與中國恢復策略性對話。我們從事此種對話，不是為對話而對話，而是作為促進國家利益的一種工具：增加在共同問題上的合作，並處理我們的歧見－－以坦誠、相互尊重、有耐心的方式進行。
我們與中國的策略性對話不離三個前提。
首先，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有兩股針鋒相對的勢力在角力：閉關自守的民族主義與宏觀對外的國際整合。
對動亂與分裂的恐懼一直是中國歷史上揮之不去的心患。從清朝至今，中央政府常常無法持久。甚至自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以來，雖有共產主義思想提供凝聚的架構，中國卻經歷了無情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共產主義潰敗，再加上欠缺可賦予政府合法地位的民主，中國的某些人士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追求狂熱的民族主義，以免失去控制。假如這種思想在此新後鄧時代得勢，中國可能會偏離國際社會而傾向霸權主義與敵意，以致威脅亞洲的安定。
幸而有力量強大的整合勢力與民族主義的拉力相競爭。中國經濟的成長，現在事實上已取代了意識型態，更越來越是受外在世界所激勵。去年，中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外銷是來自在中國營運的外商。而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也由二十年前的屈指可數，到現在已超過一千多個－－從國際農業組織到航空監督體系，從海洋管理委員會到太空衛星公約－－中國漸漸被納入國際組織網內，而這些組織是基於全球經濟的需要而成立。
中國需要資金助其成長－－在這方面中國必須與世界其他引人注目的新市場競爭－－這增加了對擴大法治與可預測性的需要，至少是在商務方面。新的全球經濟交流工具－－電腦與數據機，傳真機與影印機，更多的接觸與合約上的連結－－也帶來改變的種子。中國能在此資訊世紀再次成功的向現代經濟躍進，卻又能不對人民下放權力，不更進一步分散決策權，及賦予人民在生活上更多的選擇機會嗎？可能，但是我懷疑。
由此再談到策略性對話的第二個前提：我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如此複雜且多層面，不能以單純的一個問題，不論是正面或負面，來概括。我們需要擴大合作的範圍，同時坦率地處理彼此的歧見。現在讓我提出四個足以證明我們關係之廣及對美國利益之重要的課題：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我們逐漸繁複的商務關係，朝鮮半島的穩定，及全球環境的維護。
禁止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是我們目前面臨最迫切的優先任務之一。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既不是某些人描述的那麼壞，也沒有我們所期望的那麼好。中國支持無限期延長禁止擴散條約；已經參加生物武器公約；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爆條約；批准化學武器公約；支持協商一項全球禁止生產製造核武的分裂性原料條約；同意遵守飛彈科技管制制度，其宗旨為管制可載運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飛彈科技出口。中國也削減與伊朗的核子合作，尤其是在可能提昇伊朗核武能力方面，也保證不協助防衛不周的第三國核子設施。
在此同時，中國的武器供應關係仍然困擾我們，中國的出口管制系統也不夠健全，難以確保像這麼大的國家不會有未經授權的買賣發生。上個月，我們對提供伊朗化學武器計畫協助的某些中國公司，採取經濟制裁。我們也繼續對中國可能販賣飛彈科技給伊朗與巴基斯坦表示關切。我們會運用所有可行的方法，如合作，鍥而不捨的外交，及情況必要時採取特定的制裁等，以促使改善中國的反擴散政策，使之加入所有限制危險性軍事轉移的全球制度。我越來越相信，中國必須明白不協助武裝流氓國家，不助長其邊界附近的不安，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
在經濟方面，美國在中國的現代化與經濟進步上扮演重要角色。自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美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已達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目前美商是中國第四大的外資來源，僅次於香港、台灣與日本。我國也是中國最大的市場，在推動中國成長上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因素。
我們曾努力解決某些艱鉅的歧見，包括中國未能充分的執行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兩年前，當中國無法制止大量剽竊我們的CD與影帶時，我們威脅要對中國二十億美元的外銷產品，課徵百分之百或更多的關稅。中國同意採取果斷的行動，且真的付諸實現，在一九九六年關閉十五家非法的CD工廠，最近數月又關閉幾家。
中國是世界上我國商品與服務成長最快的市場。然而我們日益增加的貿易赤字，的確是個中國必需回應的問題。唯一解決的方法是擴大對美國貨品開放市場。如果不給美商在中國競爭的機會，中國就無法享受我們開放市場的好處。同理，中國要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我們一貫強力支持的，也要靠北京改善其市場管道與建立法規。
朝鮮半島的安定對我們也有極大利益。冷戰最後的一道武裝防線，北緯三十八度非軍事區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起火點之一。在中國的協助下，我們勸服北韓凍結危險的核子計畫，我們預料北韓會實現同意取消該計畫的諾言。中國也同意參與我國與南韓提議的四邊和平會談，以促進與北韓達成一項永久性的解決方案。最近數月的緊張情勢提醒我們，朝鮮半島仍是變幻莫測，而善用我們雙方的影響力。非常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
最後一個前提是，假如把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排除在全球的環保工作外，我們就無法獲得健全的地球環境。中國境內煙囪排出的廢氣及流入水裡的汙染物，會在中國之外造成嚴重的禍害。這正是高爾副總統在今年三月訪問中國時，宣布發起召開一項環境與開發的聯合論壇，其意義如此深遠的原因。它開啟了我們在這個領域真正合作的契機，因為在地球的一角如有問題，可能對每一個家庭都造成災難。
擴大與中國合作並不意味著忽視彼此的歧見，包括人權問題。針對此點我想說清楚，因為人權是在中國政策上建立新共識時最難化解的分歧。對某些人而言，我們太過強調人權，對其他人而言，我們又做得不夠。我認為我們必須避免錯誤的在人權與交往之間做一選擇。
我們雖期望假以時日，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加會對中國起解放的作用，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讓中國為所欲為的破壞人權。對人權不可動搖的信念是美國人的本質。我們居世界領導地位，是因為我們的榜樣的示範作用與我們所展現的實力。中國人要求我們尊重他們的文化與傳統，我們則要求他們尊重舉世公認的人權。任何地方的人都渴望受到有尊嚴的對待，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有信仰自由，並掌握他們的政治命運，從中美洲到南非到菲律賓所發生的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所以我們將繼續為人權仗義執言，並反對中國蹂躪人權。給為自由奮鬥的人希望，給我們所奉行的價值觀不可侵犯的地位，這麼做絕對會發生效用的。
過去半年中，美國再次支持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關中國違反人權的決議案。許多美國的盟友都放棄了這個堅持。但是有聲總比無聲好，即便是孤獨的聲音。國務院將繼續公佈中國人權的真實報告。我們會大聲疾呼反對濫捕異議人士，而且不僅與中國領導人對談，也要與從李柱銘到達賴喇嘛等要求改變的人士對話。美國將維持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制裁，並與國會合作，大幅加強自由亞洲電台對中國的華語廣播。我們將擴大支持有關中國的民間社會與法治計畫，與商業界密切合作，敦促它盡力協助改變中國，朝向更有法治基礎、透明與負責任的體制轉變。
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認清自己的目標。改變不可能一夕之間降臨。不過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如果孤立或切斷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就絕不可能改變。美國若是拒絕與中國交往，將會使蹂躪人權的閉關自守勢力更形壯大。但如果我們長期與中國交往，經由跨國界、人民與人民間、政府與政府間的接觸，鼓勵中國法治與民間社會的逐步演變；如果市場擴展、資訊流通；如果我們繼續為受到壓迫的人權疾呼，反而更有機會讓一個更開放的社會根生茁壯。
同樣地，與中國進行策略性對話並不表示不顧香港的未來，相反地，此舉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它可幫助香港在七月一日回歸中國之後繼續維持其自由繁榮。香港有一千一百家美商公司，是美國企業在此世界成長最快速地區的中樞。它也是美國在亞洲少數有貿易順差的地區之一。美國海軍船艦每年造訪香港八十次之多。而香港人民能夠繼續保有其生活方式也對美國很重要。
英國與中國在一九八四年達成香港回歸協議的過程並不容易，不過結果相當令人激賞。在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證要維持香港的自治、自由與生活方式。確實履行這個保證符合中國的利益，一如它也符合香港或是美國的利益。一則因為一個活躍、繁榮、自由的香港將持續推動中國的成長與進步。再者因為香港是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香港主權的順利移交能增進中國的國際威望，反之，處理不當則會傷害到中國的聲譽。
隨著情勢逐漸明朗，我們第一個責任就是要仔細觀察主權移轉的過程。整個過渡並不是從七月一日才開始，也不會在當天就結束。它其實早已進行了十五年，隨後的數月或數年中還可以見到它的影響。香港回歸中國就像是電影，而非快照。我們不該對其結果預設立場，或在鏡頭離開之後就失去興趣。我們該由香港人民來判斷移轉是否成功。
香港人民所期望的，國際社會也有權期盼的，是中國能遵行聯合聲明的內容與精神。我們將觀察香港新立法會的選舉是否很快就會決定並自由的舉行；言論、新聞、宗教與結社自由是否繼續維持；公務單位是否仍專業的運作；香港法院的運作是否不受干擾；以及其經濟是否仍然開放且以市場為導向。
最後，美國策略性對話的第三項基本前提就是繼續一個中國政策的邏輯。美國人民向來對於台灣大力邁向民主的進展感到鼓舞，表示歡迎。問題不在於我們對台灣民主政治的支持，而是如何才最能夠維繫民主於不墜。
一個中國政策曾經起過作用，它也仍然是正確的途徑。它使台灣的民主得以欣欣向榮，也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台灣、以及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三邊之間的關係得以蓬勃發展。一個中國政策提供成長所需要的穩定，也強化我們的信念：台灣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和平的解決。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會是嚴重的錯誤，而任何一方片面破壞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前景，也將是嚴重的錯誤。美國在中國挑釁性軍事演習時，派遣航空母艦至此一地區就已清楚的表達此立場。
在談過美國與中國策略性對話的目的及其背後的前提後，我在結語時要說的是，可能使策略性對話毀於一旦，嚴重損害美國利益，及粉碎對中國政策新共識的一項發展，即國會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投票。
反對與中國維持正常貿易關係者的目標與我們相同：增進人權與宗教自由、推動公平貿易、加強區域與全球安全。但是他們選擇的方式，也就是破壞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卻是嚴重的誤導。
撤銷最惠國待遇會減少我們與中國人民的接觸，而不是增強要求人權的力量。它會削弱而非促進兩國在武器擴散問題上的合作，也有可能使世上的新興市場之一對美國出口關閉。它將徹底動搖處理美中一半以上貿易且依賴正常貿易待遇的香港，尤其香港正需要憑藉其經濟實力來確保中國讓其維持自治。這也是為何香港各黨各派的領導人，包括港督彭定康、民主黨領袖李柱銘、及布政司陳方安生都支持美國續惠中國的原因。最後，終止最惠國待遇會使中國更形孤立，更缺乏遵守國際行為規範的意願。把中國當敵人，很可能它就會真的變成我們的敵人。
在上海公報簽訂廿五年後，中國由孤立逐漸轉換成對國際社會的參與，其落後的經濟有了顯著的成長，僵化的意識型態也開始產生改變的跡象。
但結果現在還很難預期：究竟是向內看的孤立，還是向外看的國際整合？在美國為邁入新世紀的安全繁榮，創建架構與政策以為基石時，最具關鍵性的挑戰之一就是讓中國成為其中利益攸關的一員，也就是以美國本身所作的決定來影響中國，使它更有可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即使中國孤立於國際體制之外，並且避守在獨善其身與仇外的繭縛之中，美國也會繼續存在並且繁盛發展。不過，更多的合作、避免混亂、與加強經濟發展，更能增進美國的利益。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需要有能預見兩大強國新關係的遠見，能完成目標的勇氣，相信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觀，終能像在其他地方一樣為中國所接受，以及對於與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合作，而非切斷關係，更加符合美國利益的信念。這是我們政府所選擇的方向，但我們不可能獨自完成。所以在結束前，我要呼籲各位居領導地位的人士，幫助我們重建有關中國政策的國內廣泛共識。這樣的共識將在未來深具挑戰的歲月，增進美國的利益與我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