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亞倫．葛林斯潘在參院預算委員會證詞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一日alan Greenspanchairman,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testimony before U.S. Senate Budget Committeejanuary 21, 1997
主席先生及各位委員，今天我很高興能到這裡來。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將於數週之內，向國會提出每半年一次的貨幣政策報告。該報告及隨後我的證詞將涵蓋我們對美國經濟前景及貨幣政策挑戰的詳細評估。今晨，我要對當前的經濟情況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美國經濟的整體表現已經持續超越大多數預測者的預期是合理的說法。目前周期性景氣上揚正接近六年的持續期，而經濟已保有相當的活力，曾擾亂過去擴張的不平衡及通貨膨脹緊張等跡象不多見。雖然第四季的數據資料尚不完整，不過可以看得出來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比一九九六年的四個季期增加大約3%。與戰後早期數年所記錄的成長比較起來，此種增加似乎不高；然而，處在一個勞動人口擴張相對較慢，失業率已低的時期，此種經濟成長的確是可取的。這足以在去年創造出兩百五十萬個以上的新工作，促使失業率下降至5.25%，這個數字大致符合一九八０年代後期前一次周期性景氣上揚的低點。不過與早期相對照之下，我們並未經歷通貨膨脹大幅增加；事實上就一些重要的物價趨勢測量標準，通貨膨脹在一九九六年實際上略為趨緩。
去年擴張的均勢與堅固性可以由成長的內涵看出，特別是消費者的消費變得相當保守。在某些情形之下，他們可能是受制於過去數年所累積的債務負擔；但是大體而言，當股票市場持續以驚人的速率攀升時，各個家庭的財產淨值進一步大幅增值。從歷史模式來看，此種財富的增加可能刺激各家庭花費他們目前收入的較大比例；不過如果依照現有資料的面值，各家庭反而變成撥出更大比例的收入用於金融投資。或許美國人終於察覺到有必要累積額外的資產，以確保他們不僅能應付臨時性的解僱，也能擁有足夠的財力享受往後漫長的退休歲月。
不論如何，個人儲蓄的增加流通以及財政部減少對這些儲金的需求有助於去年對固定投資資金的大幅增加。造屋的活動頗為活絡；特別是單身家庭住宅的需求再次增強，促使全國的自購住宅率達到十五年來最高點。此外，商業固定資產投資也大有進展。特別是公司行號取得大量的電腦及電信設備，試圖提高工作效率及整體生產能力。在此同時他們更謹慎地控制累積的存貨：一九九五年曾經上升的存貨銷貨比，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時在許多方面都接近歷史性低點，這是目前所能取得之最近月份的統計資料。
日益成長的經濟對許多州及地方的財政起了良好作用，使其能有更多的經費用在必須的基本設施及極重要的服務上，且在某些情況下可平衡稅收。當然，整體的政府採購被減少聯邦赤字的努力所壓制。顯然去年的經濟成長是民間的需求所促成。
更明確的說，一九九六年是由於國內民間需求增加，因為我們的進出口平衡呈現淨出口下降。我們銷到國外的貨物及服務有相當成長，縱使主要的貿易夥伴經濟擴張不多，但我們的進口仍持續快速成長。事實上，進口為美國經濟提供安全保障，並顯示出資源高度的利用。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失業率降至最低點已有些時日。此外，我們還聽說國內各地一年到頭都短缺合格的勞工。雖然時薪的增加仍相當和緩，這個重要的事實我過幾分鐘再來談，不過仍相當可觀，使單位成本增加，而雇主卻無法相對地提高生產力。所幸過去數年來對設備作實質上的增添，使製造業的產能並未受到很大的壓力。
當然問題是我們今後要何去何從？我們是否能夠在避免過度通貨膨脹之餘，仍能繼續在實際的行動裡獲得重大的成長？因為貨幣政策會有延遲效應，重要的不是目前的優勢條件，而是可能在最近六個月至一年或更久的時間內呈現優勢的條件。因此雖然十分困難，我們仍必須對最可能的經濟走向及分散其預期的風險作出某種判斷。
幸運的是經濟事件不完全是隨意且不可預測的。它有一定的原則及一定的行為關係經驗法則，使我們可以有某種程度的信心去遵循。例如，資本投資是以可預測的方式回應經濟成長率、預期獲利率以及資金成本。同樣地，購屋活動考慮某些條件後是會與房屋的抵押貸款利率成反比。而最終需求的最大要素即個人消費性支出，通常是繼收入而來。這些關係有許多是深植於傳統的商業循環周期觀念之內，那是在七十五年前由威斯利．克萊．米契爾所披露，並與一位我的前任亞瑟．伯恩斯在「商業周期衡量」一書中有詳盡闡述。他們的見解至今仍舊非常適切。
即使如此，每一個循環周期似乎都有其本身的代表性。例如，一九八０年代末及一九九０年代初的蕭條期，經濟受到商業不動產市值的急遽下降所左右；因為這種不動產是借貸的主要擔保物，其市值的下降對商業銀行借貸的意願及能力造成極深的限制作用。各位可能記得，我曾描述過當時的經濟就如同要在每小時五十哩的逆風中前進一般。嚴重的信用緊縮只是勉強地回應聯邦儲備理事會盡力放寬貨幣情勢的作法。
同樣的，一九七○年代通貨膨脹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戲劇性的攀升，是塑造那段時期循環模式的關鍵。當時的現象之一是，消費者受到刺激為對抗未來價格上升而購買房屋、汽車及其他耐久材。對付這種通貨膨脹必須抽緊銀根，使得名目及實質利率均急劇上揚，而導致一九八○年代初期營造業及其他對利率敏感行業的實質萎縮。
相反的，一如過去幾年我曾多次對國會提及，或許目前經濟擴張的主要特性是低通貨膨脹及平靜的膨脹預期，這有助於建立有利於強勁資本支出及普遍長期計畫的金融環境。一年前，在韓福瑞－－豪金斯證詞中我即強調過這一點。此後，以雇用成本指數衡量的時薪增加幅度持續滑落，比假如薪酬上升與勞力市場緊縮間的歷史關係維持不變的增加幅度要少很多。
研判這種遠離過去模式的原因至關重要。依我所見，居高不下的工作風險才是遏制薪資及隨之而來較和緩的價格膨脹的主因之一。
勞工調查凸顯了此一非比尋常的狀況。一九九一年經濟蕭條到達谷底時，一項對大企業勞工的調查顯示，有25% 的人害怕被解僱。一九九六年，儘管失業率非常低及勞力市場明顯吃緊，同樣的調查機構卻發現有45% 的人擔心失業。
在勞力市場供不應求的時刻，勞工卻依然不願意離開現職另謀他就的情況，進一步證明這種顧慮，工會協約期間加長的走勢亦然。數十年來，團體協約很少超過三年。現在五至六年的協約卻很常見，其中一般都強調工作保障及溫和的加薪。最近幾年罷工次數不多的情況也證明對工作保障的顧慮。
因此，勞工願捨微幅增薪而換取較大工作保障，在這特殊的商業循環擴張時期已有相當充分的證據。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為何這種不安全感依然存在，即使勞力市場以所有客觀衡量標準來看都顯得非常吃緊。有一種可能是勞工對工作技能已過時始終心懷憂慮。這種過時問題的確實性可由在職訓練計畫，尤其是科技方面，在許多美國公司中興盛流行得到證明。再也沒有人能靠一紙高中或大學的文憑取得終身的工作技藝。的確為保住工作，不斷的成人教育已被認為越來越有必要。
當然，過去數年間薪資成長和緩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釋。顯然，醫療保健成本明顯減少是最常被引用的。另一個可能是面臨國際競爭的工業界，企業與勞工承受著更高的壓力。國內的自由化對某些工業的競爭強度帶來類似的效應。再者，民間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持續降低，可能使薪資更能反應市場力量－－的確，如果反過來說，新的競爭現實在許多情況下削弱了工會的力量也是實情。不論如何，雖然我不懷疑這些解釋都有關係，但如果說有任何一項是絕對決定性的，將使我大吃一驚。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持續的低物價波動約束了薪資的增加。歷史清楚證明物價波動是薪資變化的因素之一。但是，起因如果主要是由訂定價格的產品市場影響到訂定薪資的勞力市場，那利潤應該會受到一些擠壓。顯然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反而部份由於薪資波動不大，利潤及投資報酬率都上升至高水準。高投資報酬率似乎可引起競爭壓力，限制企業在相對的成本結構之下提高價格的能力，以免競爭對手為急於掠取較大的市場而不跟進。所以證據似乎更符合薪資節制可抑制物價上揚而非相反的看法。
如果我剛才說的工作不安全感變數是關鍵所在，我們就必須承認，正如去年二月我在韓福瑞－－豪金斯的證詞中所說：「因工作不安全感而造成壓制薪資成本成長的程度只能到此為止。在將來某一時刻為工作保障而犧牲薪資成長的情形終將不再。」簡言之，這意味著即使實質薪資因過去幾年的經驗而持續保持低水準，我們已經歷的溫和薪資增幅仍只是一種過渡而非永久現象。要過渡多久是個未知數。的確，最近有關薪資的某些統計數字顯示，過渡期已進行得差不多了。果真如此，從貨幣政策觀點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未來勞力市場的狀況是否能與維持滿意的物價相配合。
在結束前，我想就一些測量與經濟資料問題做簡短的討論，這對各位展開一九九八年預算的審議也許會有些幫助。有個問題各位必須設法解決，那是一個逐漸成形的共識，即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端賴該指數資料來建構的其他廣泛物價測量，大幅誇大了實際生活開銷的變化。就各位的角度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趨勢的重要含意之一，就是它每年自動、也許並非有意、卻實質增加了社會安全與其他依該指數調整的聯邦福利，並且實質減少了以該指數為準的個人所得稅。但較不為人所知的事實是，在一定的名目開銷幅度內，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誤差若大，許多時候會反映在實質開銷的低估中；這使得對最近的經濟發展與美國經濟表現長期趨勢的解釋出現混亂。
若干研究人員曾嘗試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他廣義物價測量的誤差加以量化。有一套研究已針對物價測量的詳細微統計證據進行研究。博思金委員會大量引用這些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現今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對實際生活開銷每年約誇大一個百分比。除了一些與其架構有關的技術性因素外，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所以會誇大通貨膨脹，是因為新產品引入的速度緩慢與品質改進的調整不夠所致。
近來聯邦儲備理事會的研究人員已經從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測量問題。這項分析質疑政府公佈的物價、產出與生產力統計所顯現的模式是否有意義，同時也指出通貨膨脹有被誇大之嫌。尤有甚者，這項研究發現，美國經濟中服務業經測量所得的實質產出與生產力意外地低落，即使我們國內生產毛額總和統計中所隱含的企業主投資報酬率顯然維持得不錯。已公佈的資料顯示，若干服務生產事業的每小時產出標準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降低，也就是說，這些產業所屬的公司二十多年來效率越來越低。此一模式相當不可能。這種資料異常唯一最有可能的解釋，似乎是物價錯估，而其誤差的程度也與微統計的結果一致。
通貨膨脹較官方測量結果所顯示的為緩，而實際成長較官方測量結果所顯示的為快，我們歡迎這種證據，這部份是因為它表示一國現有的經濟福祉水準比我們所想的來的高。不過我想要澄清的是，修正我們傳統對實質成長的估計，加入更準確的物價資料，對於資源利用程度的測量並無實質作用，因為這樣的修正代表潛在產值，以及真正產值更快速的成長，它並未改變資源利用與通貨膨脹間的關係。除了對福利給付與所得稅的指數化公式有所修正外，它也無法讓聯邦預算赤字的外觀有所改變。
當然最近幾年企業大幅改組與科技的非凡進步，總生產力成長的速度比官方統計數字來得快的判斷，看起來相當合理。但我並不是暗示我們應該假設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生產力成長潛力已完全實現。毫無疑問地，各公司需要一些時間來應用生產技術，讓主要的新科技得以轉變為增加的產值。同樣有趣的對比是，十九世紀末時電動馬達也是廣為人知的科技，但它最初被用在原為蒸氣發電廠所設計的生產系統裡。一直要到一九二０年代，當原先的垂直式工廠逐漸轉變為水平設施時，各公司才能完全利用電動動力所含有的綜合效用，並因此使生產力激增。同樣地，現代的生產系統並分全都能毫無困難地與新的資訊通訊科技相結合。因此，完整利用即使是最新一代的資訊通訊設備可能也要等到若干年後，且唯有等到實際資金陸續投入了之後。
這樣的情形雖然有可能發生，我們卻無法斷言它何時或是否會發生。因此，我們必須隨時注意，確使我們的經濟維持足夠的彈性以適於採取富企業精神的行動。我們也必須繼續努力進一步提昇生產力，提高國民儲蓄並且刺激資金募集能力。快速達到更高的國民儲蓄率至為重要，尤其是有鑑於下一世紀前數十年內，美國人口預期會產生的轉變，與因此對聯邦退休與健保計畫產生的壓力。降低聯邦預算赤字，並經過一段時日後把整體預算轉成盈餘，將是朝此方向努力的一大進展。
我認為美國經濟的整體表現已經持續超越大多數預測者的預期是合理的說法。目前周期性景氣上揚正接近六年的持續期，而經濟已保有相當的活力，曾擾亂過去擴張的不平衡及通貨膨脹緊張等跡象不多見。雖然第四季的數據資料尚不完整，不過可以看得出來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比一九九六年的四個季期增加大約3%。與戰後早期數年所記錄的成長比較起來，此種增加似乎不高；然而，處在一個勞動人口擴張相對較慢，失業率已低的時期，此種經濟成長的確是可取的。這足以在去年創造出兩百五十萬個以上的新工作，促使失業率下降至5.25%，這個數字大致符合一九八０年代後期前一次周期性景氣上揚的低點。不過與早期相對照之下，我們並未經歷通貨膨脹大幅增加；事實上就一些重要的物價趨勢測量標準，通貨膨脹在一九九六年實際上略為趨緩。
去年擴張的均勢與堅固性可以由成長的內涵看出，特別是消費者的消費變得相當保守。在某些情形之下，他們可能是受制於過去數年所累積的債務負擔；但是大體而言，當股票市場持續以驚人的速率攀升時，各個家庭的財產淨值進一步大幅增值。從歷史模式來看，此種財富的增加可能刺激各家庭花費他們目前收入的較大比例；不過如果依照現有資料的面值，各家庭反而變成撥出更大比例的收入用於金融投資。或許美國人終於察覺到有必要累積額外的資產，以確保他們不僅能應付臨時性的解僱，也能擁有足夠的財力享受往後漫長的退休歲月。
不論如何，個人儲蓄的增加流通以及財政部減少對這些儲金的需求有助於去年對固定投資資金的大幅增加。造屋的活動頗為活絡；特別是單身家庭住宅的需求再次增強，促使全國的自購住宅率達到十五年來最高點。此外，商業固定資產投資也大有進展。特別是公司行號取得大量的電腦及電信設備，試圖提高工作效率及整體生產能力。在此同時他們更謹慎地控制累積的存貨：一九九五年曾經上升的存貨銷貨比，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時在許多方面都接近歷史性低點，這是目前所能取得之最近月份的統計資料。
日益成長的經濟對許多州及地方的財政起了良好作用，使其能有更多的經費用在必須的基本設施及極重要的服務上，且在某些情況下可平衡稅收。當然，整體的政府採購被減少聯邦赤字的努力所壓制。顯然去年的經濟成長是民間的需求所促成。
更明確的說，一九九六年是由於國內民間需求增加，因為我們的進出口平衡呈現淨出口下降。我們銷到國外的貨物及服務有相當成長，縱使主要的貿易夥伴經濟擴張不多，但我們的進口仍持續快速成長。事實上，進口為美國經濟提供安全保障，並顯示出資源高度的利用。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失業率降至最低點已有些時日。此外，我們還聽說國內各地一年到頭都短缺合格的勞工。雖然時薪的增加仍相當和緩，這個重要的事實我過幾分鐘再來談，不過仍相當可觀，使單位成本增加，而雇主卻無法相對地提高生產力。所幸過去數年來對設備作實質上的增添，使製造業的產能並未受到很大的壓力。
當然問題是我們今後要何去何從？我們是否能夠在避免過度通貨膨脹之餘，仍能繼續在實際的行動裡獲得重大的成長？因為貨幣政策會有延遲效應，重要的不是目前的優勢條件，而是可能在最近六個月至一年或更久的時間內呈現優勢的條件。因此雖然十分困難，我們仍必須對最可能的經濟走向及分散其預期的風險作出某種判斷。
幸運的是經濟事件不完全是隨意且不可預測的。它有一定的原則及一定的行為關係經驗法則，使我們可以有某種程度的信心去遵循。例如，資本投資是以可預測的方式回應經濟成長率、預期獲利率以及資金成本。同樣地，購屋活動考慮某些條件後是會與房屋的抵押貸款利率成反比。而最終需求的最大要素即個人消費性支出，通常是繼收入而來。這些關係有許多是深植於傳統的商業循環周期觀念之內，那是在七十五年前由威斯利．克萊．米契爾所披露，並與一位我的前任亞瑟．伯恩斯在「商業周期衡量」一書中有詳盡闡述。他們的見解至今仍舊非常適切。
即使如此，每一個循環周期似乎都有其本身的代表性。例如，一九八０年代末及一九九０年代初的蕭條期，經濟受到商業不動產市值的急遽下降所左右；因為這種不動產是借貸的主要擔保物，其市值的下降對商業銀行借貸的意願及能力造成極深的限制作用。各位可能記得，我曾描述過當時的經濟就如同要在每小時五十哩的逆風中前進一般。嚴重的信用緊縮只是勉強地回應聯邦儲備理事會盡力放寬貨幣情勢的作法。
同樣的，一九七○年代通貨膨脹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戲劇性的攀升，是塑造那段時期循環模式的關鍵。當時的現象之一是，消費者受到刺激為對抗未來價格上升而購買房屋、汽車及其他耐久材。對付這種通貨膨脹必須抽緊銀根，使得名目及實質利率均急劇上揚，而導致一九八○年代初期營造業及其他對利率敏感行業的實質萎縮。
相反的，一如過去幾年我曾多次對國會提及，或許目前經濟擴張的主要特性是低通貨膨脹及平靜的膨脹預期，這有助於建立有利於強勁資本支出及普遍長期計畫的金融環境。一年前，在韓福瑞－－豪金斯證詞中我即強調過這一點。此後，以雇用成本指數衡量的時薪增加幅度持續滑落，比假如薪酬上升與勞力市場緊縮間的歷史關係維持不變的增加幅度要少很多。
研判這種遠離過去模式的原因至關重要。依我所見，居高不下的工作風險才是遏制薪資及隨之而來較和緩的價格膨脹的主因之一。
勞工調查凸顯了此一非比尋常的狀況。一九九一年經濟蕭條到達谷底時，一項對大企業勞工的調查顯示，有25% 的人害怕被解僱。一九九六年，儘管失業率非常低及勞力市場明顯吃緊，同樣的調查機構卻發現有45% 的人擔心失業。
在勞力市場供不應求的時刻，勞工卻依然不願意離開現職另謀他就的情況，進一步證明這種顧慮，工會協約期間加長的走勢亦然。數十年來，團體協約很少超過三年。現在五至六年的協約卻很常見，其中一般都強調工作保障及溫和的加薪。最近幾年罷工次數不多的情況也證明對工作保障的顧慮。
因此，勞工願捨微幅增薪而換取較大工作保障，在這特殊的商業循環擴張時期已有相當充分的證據。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為何這種不安全感依然存在，即使勞力市場以所有客觀衡量標準來看都顯得非常吃緊。有一種可能是勞工對工作技能已過時始終心懷憂慮。這種過時問題的確實性可由在職訓練計畫，尤其是科技方面，在許多美國公司中興盛流行得到證明。再也沒有人能靠一紙高中或大學的文憑取得終身的工作技藝。的確為保住工作，不斷的成人教育已被認為越來越有必要。
當然，過去數年間薪資成長和緩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釋。顯然，醫療保健成本明顯減少是最常被引用的。另一個可能是面臨國際競爭的工業界，企業與勞工承受著更高的壓力。國內的自由化對某些工業的競爭強度帶來類似的效應。再者，民間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持續降低，可能使薪資更能反應市場力量－－的確，如果反過來說，新的競爭現實在許多情況下削弱了工會的力量也是實情。不論如何，雖然我不懷疑這些解釋都有關係，但如果說有任何一項是絕對決定性的，將使我大吃一驚。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持續的低物價波動約束了薪資的增加。歷史清楚證明物價波動是薪資變化的因素之一。但是，起因如果主要是由訂定價格的產品市場影響到訂定薪資的勞力市場，那利潤應該會受到一些擠壓。顯然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反而部份由於薪資波動不大，利潤及投資報酬率都上升至高水準。高投資報酬率似乎可引起競爭壓力，限制企業在相對的成本結構之下提高價格的能力，以免競爭對手為急於掠取較大的市場而不跟進。所以證據似乎更符合薪資節制可抑制物價上揚而非相反的看法。
如果我剛才說的工作不安全感變數是關鍵所在，我們就必須承認，正如去年二月我在韓福瑞－－豪金斯的證詞中所說：「因工作不安全感而造成壓制薪資成本成長的程度只能到此為止。在將來某一時刻為工作保障而犧牲薪資成長的情形終將不再。」簡言之，這意味著即使實質薪資因過去幾年的經驗而持續保持低水準，我們已經歷的溫和薪資增幅仍只是一種過渡而非永久現象。要過渡多久是個未知數。的確，最近有關薪資的某些統計數字顯示，過渡期已進行得差不多了。果真如此，從貨幣政策觀點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未來勞力市場的狀況是否能與維持滿意的物價相配合。
在結束前，我想就一些測量與經濟資料問題做簡短的討論，這對各位展開一九九八年預算的審議也許會有些幫助。有個問題各位必須設法解決，那是一個逐漸成形的共識，即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端賴該指數資料來建構的其他廣泛物價測量，大幅誇大了實際生活開銷的變化。就各位的角度而言，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趨勢的重要含意之一，就是它每年自動、也許並非有意、卻實質增加了社會安全與其他依該指數調整的聯邦福利，並且實質減少了以該指數為準的個人所得稅。但較不為人所知的事實是，在一定的名目開銷幅度內，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誤差若大，許多時候會反映在實質開銷的低估中；這使得對最近的經濟發展與美國經濟表現長期趨勢的解釋出現混亂。
若干研究人員曾嘗試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他廣義物價測量的誤差加以量化。有一套研究已針對物價測量的詳細微統計證據進行研究。博思金委員會大量引用這些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現今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對實際生活開銷每年約誇大一個百分比。除了一些與其架構有關的技術性因素外，消費者物價指數之所以會誇大通貨膨脹，是因為新產品引入的速度緩慢與品質改進的調整不夠所致。
近來聯邦儲備理事會的研究人員已經從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測量問題。這項分析質疑政府公佈的物價、產出與生產力統計所顯現的模式是否有意義，同時也指出通貨膨脹有被誇大之嫌。尤有甚者，這項研究發現，美國經濟中服務業經測量所得的實質產出與生產力意外地低落，即使我們國內生產毛額總和統計中所隱含的企業主投資報酬率顯然維持得不錯。已公佈的資料顯示，若干服務生產事業的每小時產出標準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降低，也就是說，這些產業所屬的公司二十多年來效率越來越低。此一模式相當不可能。這種資料異常唯一最有可能的解釋，似乎是物價錯估，而其誤差的程度也與微統計的結果一致。
通貨膨脹較官方測量結果所顯示的為緩，而實際成長較官方測量結果所顯示的為快，我們歡迎這種證據，這部份是因為它表示一國現有的經濟福祉水準比我們所想的來的高。不過我想要澄清的是，修正我們傳統對實質成長的估計，加入更準確的物價資料，對於資源利用程度的測量並無實質作用，因為這樣的修正代表潛在產值，以及真正產值更快速的成長，它並未改變資源利用與通貨膨脹間的關係。除了對福利給付與所得稅的指數化公式有所修正外，它也無法讓聯邦預算赤字的外觀有所改變。
當然最近幾年企業大幅改組與科技的非凡進步，總生產力成長的速度比官方統計數字來得快的判斷，看起來相當合理。但我並不是暗示我們應該假設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生產力成長潛力已完全實現。毫無疑問地，各公司需要一些時間來應用生產技術，讓主要的新科技得以轉變為增加的產值。同樣有趣的對比是，十九世紀末時電動馬達也是廣為人知的科技，但它最初被用在原為蒸氣發電廠所設計的生產系統裡。一直要到一九二０年代，當原先的垂直式工廠逐漸轉變為水平設施時，各公司才能完全利用電動動力所含有的綜合效用，並因此使生產力激增。同樣地，現代的生產系統並分全都能毫無困難地與新的資訊通訊科技相結合。因此，完整利用即使是最新一代的資訊通訊設備可能也要等到若干年後，且唯有等到實際資金陸續投入了之後。
這樣的情形雖然有可能發生，我們卻無法斷言它何時或是否會發生。因此，我們必須隨時注意，確使我們的經濟維持足夠的彈性以適於採取富企業精神的行動。我們也必須繼續努力進一步提昇生產力，提高國民儲蓄並且刺激資金募集能力。快速達到更高的國民儲蓄率至為重要，尤其是有鑑於下一世紀前數十年內，美國人口預期會產生的轉變，與因此對聯邦退休與健保計畫產生的壓力。降低聯邦預算赤字，並經過一段時日後把整體預算轉成盈餘，將是朝此方向努力的一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