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美國國防部長威廉.柯恩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証詞全文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二日william Cohenu.S. Secretary of Defensetestimony befor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january 22, 1997
主席先生,各位委員,今天我以非常惶恐的心情,以總統國防部長提名人的身份在此談話。
將近廿年來,我有幸以參議員和軍事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參與國家安全事務,在這段時間中,曾與六位國防部長共過事。從以上 經驗中,我感覺這個職位負有極大的責任。但十二月五日獲得提名以來,我對國防部長責任之重,又有了新的體會,並為總統對我的信任感到惶恐。
我深信柯林頓總統提名我擔任國防部長,是明白表現他信守國家安全不應且也不是黨派事務的原則,這也是我公職生涯中始終持守的一項原則。擔任參議員以來,最令我滿意的經歷,就是我能夠為強大、一致和可行的國防政策促成共識,以捍衛美國的全球利益。
我曾與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國會議員共同發起若干立法:蒙哥馬利退伍軍人法、高華德-尼科斯國防部重組法、成立特別行動指揮部、無數改革政府採購和管理的法案、以及加強情報監督和全面整頓反情報計劃的良法。這些都是兩黨合作的產品,因為有合作,使這些法案更具效力。
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中強調,這種合作對維繫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至為重要。如果沒有兩黨合作,我們的戰後結盟便無法建立,而因應冷戰後世界調整結盟,以及採取其他措施塑造眼前的新時代,兩黨合作益發重要。
當然在國家安全利益上總會有合法辯論的餘地,但不論行政當局、三軍或國會在討論時,絕不能容許黨派的狹隘之見摻雜其內。我們必須牢記,陸海空三軍和陸戰隊受我們每一場辯論的結果影響,他們倚賴我們的領導,不是權術;需要我們的支持,不是黨派內鬥。
因為雖然核子浩劫的威脅已顯著減低,但世界仍擾嚷不安。西南亞和東北亞等重要地區的敵意政權和不安定,仍威脅著美國的利益。不安定、民族主義及族群衝突也在歐洲構成危險。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也威脅到美國的利益、軍隊、甚至國土的安危。恐怖主義、國際犯罪集團及販毒仍然猖獗。再者,不需要歷史提醒我們也知道,威脅和危險可能令人措不及防的發生。
從政治、經濟和科技上來看,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在變化,有時速度令人心驚,科技縮小了地球的距離,使我們跟全球盟友與經濟夥伴的命運結合的更緊密。
這對我們提倡自由市場和民主原則有利。然而它也提高我們受海外發展影響的程度,即使我們想與世孤立,也無法自絕於橫掃全球的勢力之外。
我們雖不是也不能成為世界警察,但也無法成為世界事件發展的囚犯,安全的隔絕偷安於美洲一隅。
基於此,總統和國防部長裴利追求的國家安全政策不僅要因應變遷中的環境,也要把世界塑造成對美國利益有利。他們在結束冷戰遺緒方面成就殊凡,包括減輕來自前蘇聯的核子威脅,建立和平夥伴關係及裴利部長所說的與俄羅斯的務實夥伴關係,引導北約走向擴大,加強與日本的聯盟,以及發展與中國的軍事關係,
如果任命獲得通過,在我們的國防重點自結束一個世紀轉移到形塑下一個世紀之際,我打算繼續努力並更上一層樓。
繼歐洲心臟地區在一世紀裡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也將歐洲分隔四十年後,新世紀為我們帶來歐洲終將克服分裂的確實展望。在柯林頓總統完成第二任期之前,北約將增收第一批新會員,和平夥伴計劃也將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的務實夥伴關係可以透過談判北約-俄羅斯憲章、加強美俄軍事合作、延續聯合減低威脅活動和就武器管制採取行動來完成。
以適當的配合戰略、計畫與資源來達成我們目前和未來的安全需要,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國防部的四年國防評估正在對此進行檢討,國防評議小組也將加以審核。
我非常重視四年國防評估的過程,如果通過任命,也將責成國防部所有單位加以重視。我們不應自欺欺人。近年的縮編行動已使我們沒有輕鬆的選擇,而如果好好做,四年國防評估會帶來一些困難的選擇。如果通過任命,我預計還會回到軍事委員會,尋求諸位支持我根據四年國防評估所採取困難但必要的決定。
我們在進行過程中,不應忽略它的目的是確保美國三軍的作戰和戰勝能力。
向總統提出是否動用武力的建議是國防部長最重大的職責。身為參議員,我前往沙烏地沙漠慰問準備扭轉伊拉克佔領科威特的美軍,以及最近前往波士尼亞慰問在該地出任務的英勇美軍,並有幸為一名來自緬因州的英勇陸戰隊員頒贈紫心勳章時,心中始終牢記著這一點。身為國防部長指定人,我向諸位和三軍將士保證,將竭盡所能不負這項神聖的託付。
誠如總統所說,我們雖不應畏於明智的使用武力,但三軍健兒的忠忱、勇氣及願意為國犧牲是國家的珍寶,也不應等閒對待。我們派遣三軍走上戰場必須明訂目標,我們對此目標有堅定的承諾,也有毅然完成目標的方法。這些條件對重大緊急情況與對人道任務和其他非戰爭行動同樣適用。
我也要指出,我們的軍隊不只是在危機發生時趕往執行任務,他們平常也在執行同樣重要的任務。
當美國的船艦巡邏戰略海域,飛機在遙遠的天空飛行,部隊為演習而部署時,都不僅是在事件發生時才前往馳援。反而是他們這些行動會發生作用:影響外國的意見和決定,不管是友邦需要保證,或是敵人需要嚇阻。美軍的日常任務正在形塑世界,而不只是被動的等待在危機時刻有所反應。
主席先生,我還希望說明兩點。自從我被提名後,有些人說我在好幾項國家安全問題上與總統意見相左,既然如此,他們質疑我未來是否能有效的輔佐總統。
我在國會服務達廿五年,跟意見相同或相左的人都共事過,我的態度一向是以建設性的方式為正面的成果催生。我自認我的紀錄是縮短歧見,在合理與負責的妥協折衷下建立共識,而不是掩飾。
我也願指出,行政單位意見完全一致並非絕對重要,甚至不是一個應該追尋的理想。我很敬佩總統,我相信他要的是一群決斷力強的顧問,在集思廣益下提供總統最好的指南。如果我的提名獲得通過,我相信有時我們中間一定會有歧見,其實哪個政府何嘗不會,但歧見應該在私下解決。我確信我們會以和諧與合作精神一起努力,和諧合作的程度一定不亞於甚至會超越過去廿五年的任何政府。
至於曾經提到的各個問題,我可以毫無保留的說,我有能力在現任政府內有效的工作。
以飛彈防衛為例,我是軍委會主席委任的四名委員之一,我們的任務是達成能為國會通過並經簽署為法律的共識。參議員華納、李文、努恩及本人,一起和其他委員及行政當局費心研究了好久,終於縮小了理念和政治上的歧異,最後研擬出的法案受到國會和白宮支持,現在正以我認為技術上合宜的方式執行中。
在北韓核子協議上,我對北韓承諾會遵守架構性協議的確感到懷疑,但這項協議的確已發生效用是不容懷疑的事實。北韓的核武計劃已凍結,其經濟則繼續走下坡。
關於武力使用問題,我雖主張與國會更密切的磋商,但總統一旦作成決定,我卻不主張削弱這類決定。舉例來說,我曾與杜爾及麥肯參議員一同草擬支持派遣美軍前往波士尼亞的議案。我深信研商是一種真正而持續過程,我想這也是總統延攬我入閣的一個因素。
主席,我這麼說是因為我相信柯林頓總統在制訂國家安全政策時,決心要超越黨派界線和標籤,也體認到聽取意見與他不同者和其他顧問的聲音有多麼重要,認為這樣才能確定他所採取的行動顧慮周全且有充份的基礎,而不是憑一己的喜惡。
主席,如果我不對裴利部長表達特別的尊崇,未免有失怠慢。依我之見,他是美國政府中最能幹的公僕之一。他在追求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時捐棄黨派路線,他的正直、愛國熱忱,他睿智冷靜的特質,使他成為難得的國防領導人,既有效能又為人所愛戴。在使用武力上,他總是謹慎而準確,他與俄羅斯政府發展出務實的關係,加強了我們與日本的安全關係,在進行採購改革的漫長過程中達成實際的進展。他對國家的奉獻代表美國的最佳傳統,我相信他為所有的後繼者建立了極高的標準。
在「論戰爭起源」一書的結語中,史學家唐納.卡根說:
「歷史上經常重覆不斷的一項錯誤是,不了解維持和平跟戰爭一樣需要積極努力、計劃、動用資源和犧牲。尤其是現代世界以為和平是自然的,戰爭不是常態,這種想法造成和平時期無法洞見另一場戰爭的可能性,因而使我們無法為保護和平付出應有的努力。」
總統也體認到保護和平需要積極努力、計劃和犧牲。他請我以國防部長身份協助他進行計劃與努力,我與有榮焉。
以上簡述的幾項目標,代表重大的挑戰,但目前我國經濟強勁,處在承平時期,國防部軍事和非軍事人才濟濟。我們代表美國人民一同努力,對這些挑戰當能應付裕如。
將近廿年來,我有幸以參議員和軍事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參與國家安全事務,在這段時間中,曾與六位國防部長共過事。從以上 經驗中,我感覺這個職位負有極大的責任。但十二月五日獲得提名以來,我對國防部長責任之重,又有了新的體會,並為總統對我的信任感到惶恐。
我深信柯林頓總統提名我擔任國防部長,是明白表現他信守國家安全不應且也不是黨派事務的原則,這也是我公職生涯中始終持守的一項原則。擔任參議員以來,最令我滿意的經歷,就是我能夠為強大、一致和可行的國防政策促成共識,以捍衛美國的全球利益。
我曾與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國會議員共同發起若干立法:蒙哥馬利退伍軍人法、高華德-尼科斯國防部重組法、成立特別行動指揮部、無數改革政府採購和管理的法案、以及加強情報監督和全面整頓反情報計劃的良法。這些都是兩黨合作的產品,因為有合作,使這些法案更具效力。
總統曾在就職演說中強調,這種合作對維繫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至為重要。如果沒有兩黨合作,我們的戰後結盟便無法建立,而因應冷戰後世界調整結盟,以及採取其他措施塑造眼前的新時代,兩黨合作益發重要。
當然在國家安全利益上總會有合法辯論的餘地,但不論行政當局、三軍或國會在討論時,絕不能容許黨派的狹隘之見摻雜其內。我們必須牢記,陸海空三軍和陸戰隊受我們每一場辯論的結果影響,他們倚賴我們的領導,不是權術;需要我們的支持,不是黨派內鬥。
因為雖然核子浩劫的威脅已顯著減低,但世界仍擾嚷不安。西南亞和東北亞等重要地區的敵意政權和不安定,仍威脅著美國的利益。不安定、民族主義及族群衝突也在歐洲構成危險。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也威脅到美國的利益、軍隊、甚至國土的安危。恐怖主義、國際犯罪集團及販毒仍然猖獗。再者,不需要歷史提醒我們也知道,威脅和危險可能令人措不及防的發生。
從政治、經濟和科技上來看,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在變化,有時速度令人心驚,科技縮小了地球的距離,使我們跟全球盟友與經濟夥伴的命運結合的更緊密。
這對我們提倡自由市場和民主原則有利。然而它也提高我們受海外發展影響的程度,即使我們想與世孤立,也無法自絕於橫掃全球的勢力之外。
我們雖不是也不能成為世界警察,但也無法成為世界事件發展的囚犯,安全的隔絕偷安於美洲一隅。
基於此,總統和國防部長裴利追求的國家安全政策不僅要因應變遷中的環境,也要把世界塑造成對美國利益有利。他們在結束冷戰遺緒方面成就殊凡,包括減輕來自前蘇聯的核子威脅,建立和平夥伴關係及裴利部長所說的與俄羅斯的務實夥伴關係,引導北約走向擴大,加強與日本的聯盟,以及發展與中國的軍事關係,
如果任命獲得通過,在我們的國防重點自結束一個世紀轉移到形塑下一個世紀之際,我打算繼續努力並更上一層樓。
繼歐洲心臟地區在一世紀裡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也將歐洲分隔四十年後,新世紀為我們帶來歐洲終將克服分裂的確實展望。在柯林頓總統完成第二任期之前,北約將增收第一批新會員,和平夥伴計劃也將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的務實夥伴關係可以透過談判北約-俄羅斯憲章、加強美俄軍事合作、延續聯合減低威脅活動和就武器管制採取行動來完成。
以適當的配合戰略、計畫與資源來達成我們目前和未來的安全需要,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國防部的四年國防評估正在對此進行檢討,國防評議小組也將加以審核。
我非常重視四年國防評估的過程,如果通過任命,也將責成國防部所有單位加以重視。我們不應自欺欺人。近年的縮編行動已使我們沒有輕鬆的選擇,而如果好好做,四年國防評估會帶來一些困難的選擇。如果通過任命,我預計還會回到軍事委員會,尋求諸位支持我根據四年國防評估所採取困難但必要的決定。
我們在進行過程中,不應忽略它的目的是確保美國三軍的作戰和戰勝能力。
向總統提出是否動用武力的建議是國防部長最重大的職責。身為參議員,我前往沙烏地沙漠慰問準備扭轉伊拉克佔領科威特的美軍,以及最近前往波士尼亞慰問在該地出任務的英勇美軍,並有幸為一名來自緬因州的英勇陸戰隊員頒贈紫心勳章時,心中始終牢記著這一點。身為國防部長指定人,我向諸位和三軍將士保證,將竭盡所能不負這項神聖的託付。
誠如總統所說,我們雖不應畏於明智的使用武力,但三軍健兒的忠忱、勇氣及願意為國犧牲是國家的珍寶,也不應等閒對待。我們派遣三軍走上戰場必須明訂目標,我們對此目標有堅定的承諾,也有毅然完成目標的方法。這些條件對重大緊急情況與對人道任務和其他非戰爭行動同樣適用。
我也要指出,我們的軍隊不只是在危機發生時趕往執行任務,他們平常也在執行同樣重要的任務。
當美國的船艦巡邏戰略海域,飛機在遙遠的天空飛行,部隊為演習而部署時,都不僅是在事件發生時才前往馳援。反而是他們這些行動會發生作用:影響外國的意見和決定,不管是友邦需要保證,或是敵人需要嚇阻。美軍的日常任務正在形塑世界,而不只是被動的等待在危機時刻有所反應。
主席先生,我還希望說明兩點。自從我被提名後,有些人說我在好幾項國家安全問題上與總統意見相左,既然如此,他們質疑我未來是否能有效的輔佐總統。
我在國會服務達廿五年,跟意見相同或相左的人都共事過,我的態度一向是以建設性的方式為正面的成果催生。我自認我的紀錄是縮短歧見,在合理與負責的妥協折衷下建立共識,而不是掩飾。
我也願指出,行政單位意見完全一致並非絕對重要,甚至不是一個應該追尋的理想。我很敬佩總統,我相信他要的是一群決斷力強的顧問,在集思廣益下提供總統最好的指南。如果我的提名獲得通過,我相信有時我們中間一定會有歧見,其實哪個政府何嘗不會,但歧見應該在私下解決。我確信我們會以和諧與合作精神一起努力,和諧合作的程度一定不亞於甚至會超越過去廿五年的任何政府。
至於曾經提到的各個問題,我可以毫無保留的說,我有能力在現任政府內有效的工作。
以飛彈防衛為例,我是軍委會主席委任的四名委員之一,我們的任務是達成能為國會通過並經簽署為法律的共識。參議員華納、李文、努恩及本人,一起和其他委員及行政當局費心研究了好久,終於縮小了理念和政治上的歧異,最後研擬出的法案受到國會和白宮支持,現在正以我認為技術上合宜的方式執行中。
在北韓核子協議上,我對北韓承諾會遵守架構性協議的確感到懷疑,但這項協議的確已發生效用是不容懷疑的事實。北韓的核武計劃已凍結,其經濟則繼續走下坡。
關於武力使用問題,我雖主張與國會更密切的磋商,但總統一旦作成決定,我卻不主張削弱這類決定。舉例來說,我曾與杜爾及麥肯參議員一同草擬支持派遣美軍前往波士尼亞的議案。我深信研商是一種真正而持續過程,我想這也是總統延攬我入閣的一個因素。
主席,我這麼說是因為我相信柯林頓總統在制訂國家安全政策時,決心要超越黨派界線和標籤,也體認到聽取意見與他不同者和其他顧問的聲音有多麼重要,認為這樣才能確定他所採取的行動顧慮周全且有充份的基礎,而不是憑一己的喜惡。
主席,如果我不對裴利部長表達特別的尊崇,未免有失怠慢。依我之見,他是美國政府中最能幹的公僕之一。他在追求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時捐棄黨派路線,他的正直、愛國熱忱,他睿智冷靜的特質,使他成為難得的國防領導人,既有效能又為人所愛戴。在使用武力上,他總是謹慎而準確,他與俄羅斯政府發展出務實的關係,加強了我們與日本的安全關係,在進行採購改革的漫長過程中達成實際的進展。他對國家的奉獻代表美國的最佳傳統,我相信他為所有的後繼者建立了極高的標準。
在「論戰爭起源」一書的結語中,史學家唐納.卡根說:
「歷史上經常重覆不斷的一項錯誤是,不了解維持和平跟戰爭一樣需要積極努力、計劃、動用資源和犧牲。尤其是現代世界以為和平是自然的,戰爭不是常態,這種想法造成和平時期無法洞見另一場戰爭的可能性,因而使我們無法為保護和平付出應有的努力。」
總統也體認到保護和平需要積極努力、計劃和犧牲。他請我以國防部長身份協助他進行計劃與努力,我與有榮焉。
以上簡述的幾項目標,代表重大的挑戰,但目前我國經濟強勁,處在承平時期,國防部軍事和非軍事人才濟濟。我們代表美國人民一同努力,對這些挑戰當能應付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