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

容許我一開始先向李大使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表達對鄧小平逝世致弔唁之意。鄧氏是主張與美國交往及合作的中國政策主要影響者。他的遠見對中國與美國於一九七九年關係正常化是絕對必要的。鄧小平在他長久、活躍及不凡的一生中，對中國現代化及參與國際社會的貢獻是他與其國家的重要傳奇。但不幸的巧合是，我們今日集聚在此紀念美中關係的重要事件：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之同時，也要為鄧小平的逝世哀悼，在其後十年裡鄧氏在鼓勵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上曾多所建樹。

現在讓我展望未來，特別是未來廿五年的美中關係。

我們都知道自從該項公報簽訂後，中美關係發生巨大的改變。在一九七二年以前，除了官員們偶而在華沙的冷淡相遇以及學者與運動員間的相遇之外，我們與中國沒有什麼接觸。今日內閣官員間的高階層互訪已變成例行之事。當我在此演講，歐布萊特國務卿已經啟程前往中國。此外，副總統及眾院議長也將於今年前往中國訪問，高峰互訪也將排定。今日我們的大門不僅對高階層官員互訪而開放，也對成千上萬在學者、工作者、及居住在對方國家的美國人及中國人開放。

中國的經濟在廿五年以前是隔絕且中央集權的。我認為上海公報鼓勵中國開啟向世界開放並進行經濟改革的特殊階段，這個說法是公平的。一九七二年後，中國的經濟生產變成四倍。一九七二年以前中國是處於國際孤立。今日中國已加入千餘個國際組織。

廿五年以前，我們仍是冷戰的敵人，可是今日我們駐北京的大使館及四個領事館卻處理著兩國間極大的外交、商務、文化及教育交流工作。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經濟及政治體系，這不僅強化中國的安全，也強化區域及全球安全。

所有這些進展均是由於中國領導階層有意的選擇經濟改革及扮演更有建設性的國際角色。這些選擇雖非因為美國的壓力，但美國曾向中國剖析其參與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是必須的，並且中國的成長與發展對國際穩定與繁榮是重要的。

對美國而言，中國的這些改變導致一個樂觀的時代及廣泛共識，即我們自上海所選擇的路是正確的。不過一九八０年代後期，蘇聯瓦解之後戰略平衡的改變、台灣的民主進展以及天安門廣場的暴力事件破壞了此項共識。

中國事件的結果之一是將中國人權進展與其最惠國貿易待遇相連的決定。然而結果是最惠國待遇的標籤威脅到我們及中國的利益，使我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可能包含我們的整體關係，處於危險之中。

為此，柯林頓政府脫離五年來籠罩著我們中國政策整體與實質的最惠國待遇爭論，進而多方面與中國接觸並回復戰略性對話。我們認為以嚴肅、坦誠、尊重與耐心處理彼此差異的同時，對話是擴大在共同難題上合作領域的最佳途徑。

我們與中國的戰略性對話是基於三項前提：

首先，歷史悠久的中國正處於轉捩點，同時存在著相對立的勢力，有些主張向內走回民族主義，有些主張向外開放整合。儘管經濟有長足的進步，但對一個有十二億人口的國家而言，社會動亂的陰影仍值得關切。因為共產主義的團結力量已漸退色，在民主政體建立之前，強烈的民族主義可能填補這個真空。

因此，經濟互動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尤其是它會使中國及美國與國際經濟產生關連。去年，中國超過40%的外銷出自外國投資的公司。每一種新的全球經濟素材，如電腦與數據機、傳真機與影印機、合約法等等，都帶有更開放及遵守國際慣例的種子。

其次，我們的戰略性對話是基於中、美關係多元化的前提，不能因一項問題而延滯整個關係。我們廣泛的往來已產生雖不平均但正面的結果。在許多問題上已有了進步，但我們希望有更多、更快速的進展。

舉例來說，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是終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中國支持禁止核子擴散條約與化學武器公約，更計畫研擬全面性國家核子出口管制。我們與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合作非常可觀，縱然仍有些許困難存在。我們呼籲中國實踐其諾言，不要協助第三國防護措施不週的核子設施，取消與伊朗的核子合作，停止銷售與飛彈相關的設備與科技給伊朗與巴基斯坦。

在經濟方面，我們已有許多使雙方共蒙其利的成就。自鄧小平開始改革以來，美國公司已對中國經濟投資了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我們已克服某些極困難的貿易難題，尤以智慧財產權的執行及最近的紡織品協定為最。但我們與中國間日漸增加的貿易逆差必須解決，一如我們與其他亞洲貿易夥伴的例子。開放市場依然是我們雙邊議程的重要議題。此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對世界貿易體系有利，但中國必須許下有商業意義的承諾。

中國在地區性安全事務上也扮演建設性的角色。最近極度緊張的情況提醒我們，朝鮮半島的情勢仍然反覆無常，是世上最危險的戰事爆發點之一。我們與中國合力規勸北韓凍結其危險的核子計畫。中國也同意加入美國與南韓提議的四邊和平談判，以促進與北韓的永久和平。中、美兩國明智地聯手運用彼此的影響力仍然對兩國有利。

讓我花一點時間來說明美國與中國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人權。擴大與中國的合作並不表示要忽視我們彼此之間的歧見。相反地，交往讓我們更有機會開誠佈公的討論彼此的歧見，也使我們能以雙方廣泛重要的關係為著眼點，來看待這些歧見。

雖然對人權的深刻信念是我們美國傳統資產的一部份，但我們對中國或世界其他在人權維護上引起關切的國家所要求的，是對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基本權利給予更多的尊重。美國已經，也將繼續要求中國遵守這些國際既定的規範。我們將繼續為人權問題挺身疾呼－－對中國，以及對其他有需要我們這麼做的國家。一如歐布萊特國務卿所說的，實際情形如何，我們就怎麼說。

美國與中國戰略性對話的另一層面與香港的未來有關。英國與中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的過程儘管困難重重，結果卻相當可觀。中國在基本法及聯合宣言中保證要維護香港的自治、自由與生活方式。

儘管如此，美國對香港最近的一些發展感到關切，特別是中國的籌委會提議要削弱基本人權法律。在此同時，我們必須記得移轉過程已進行了十五個年頭，香港也依舊是個興旺的國際貿易樞紐。這些都不會在七月一日就停止。美國對香港的未來也依然有重大利害關係。

美中戰略性對話第三項基本前提就是我們對「一個中國」政策的一貫承諾。我們對台灣的民主化運動感到振奮。同時，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也提供了必要的穩定基礎，以便中國人能自行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今天的上海公報週年紀念給我們大家一個機會，努力重建對中國的共識，也就是尼克森總統與在座許多各位一同成功建立，卻被八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所減弱的共識。美國的目標不曾改變；與中國交往，使之成為國際體制中一個建設性夥伴與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

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尼克森總統、季辛吉國務卿、毛主席與周總理等人在廿五年前帶到上海的願景與勇氣。今天的願景是發展兩大強國間全新的關係。勇氣則是指中美需要以尊重與合作的精神，來處理彼此意見相同與相左的各個複雜領域。

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柯林頓總統與歐布萊特國務卿都將致力於完成這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