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媒體發展與公共政策喬安娜．紐曼「今日美國」國外新聞編輯media Developments and Public Policyjohanna Neumanforeign Editor, "Usa Today"
(本文取自美國新聞總署一九九六年九月發行的電子雜誌「全球問題」第一卷第十二期，從世界網亦可取得，位址如下：http://www.usia.gov/journals/journals/htm.)
目前在華盛頓一般人的看法是，即時的全球衛星科技的出現已使得新聞媒體在國際事務上，擁有的已不只是從前的發言權。
外交人士稱這個現象為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不過這可不是讚美之詞。它指的是當有線電視新聞網大量播出從海外傳回的有關危機的消息時，決策者別無選擇，只能把注意力轉移到最新的災難地區上。所謂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這個說法也帶有些許惡意的味道，意指電視畫面會激起群眾要求對最新事件「採取行動」的情緒性呼聲，不管如此行動是否合宜。
當我開始動手寫「燈光、攝影機、戰爭：媒體科技是否正主導國際政治？」一書時，我也同樣認為，媒體科技正主導著外交政策。
記得就在波斯灣戰爭爆發的前幾天，我站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美國空軍機庫前，看著詹姆士．貝克國務卿發出最後通牒。隨著攝影機的轉動，貝克告訴四百位群情激昂的美國空軍士兵說，戰爭可能一觸即發，除非海珊從科威特撤軍，否則盟國將向伊拉克宣戰。
貝克後來對我說，他並不是在對士兵們說話，也不是對記者們發言，他其實是只在對一個人說話，那就是坐在巴格達的碉堡裡，正在觀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海珊。對貝克來說，在有線電視新聞網上發表他的訊息，比任何外交郵件或私人特使都來的容易而且可靠。
後來我著手寫一本關於資訊革命的書。我開始研讀歷史，想看看其他發明、其他新媒體科技在過去如何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景觀。而在研讀歷史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種模式。每當一種新的媒體科技問世，從印刷機到網際網路，從電話到相片，每一種新發明造成的結果幾乎都差不多。
外交家抱怨新的發明剝奪了他們思考的時間，使他們更直接受制於他們的政府。我特別喜歡一則有關英國特使亞瑟．布查南的軼事，他一八六一年時曾應邀評估電報對外交的影響。他悲歎道，「電報大幅減輕了駐外使節的責任，因為他現在不必自行做決定，只要請求指示就好了。」
每一代都一樣，記者們都自誇新的媒體科技使他們擁有從所未有的更大的力量與影響力。煽情的紐約雜誌發行人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派遣手下一個插畫家到哈瓦那，去煽起最終演變成西班牙與美國之戰的情緒。而那位藝術家斐德列克．雷米頓則對古巴的平靜如常感到失望。
他發電報給赫斯特，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快速傳回他的訊息，「這兒一切平靜，根本不會有戰爭。我想回去。」赫斯特的覆電可能是偽造的，但明白顯示出他對新聞影響外交的看法，「請繼續留下。你負責繪製圖片，我負責提供戰爭。」
將領們傾向於崇拜新科技，他們明白資訊傳送的速度是他們獲勝的重要關鍵。各位不是常常讀到在國內已簽訂條約後，戰爭卻依然進行著，依然有人犧牲的例子嗎？資訊傳遞的速度對指揮官而言非常寶貴。
南北戰爭將軍威廉．德康賽．雪曼將軍極端厭惡媒體，並揚言記者若出現在他的營區就要送他們上軍事法庭；然而他卻相當重視能同時加快新聞稿件以及戰爭消息傳送的電報。雪曼在回憶錄中寫道，「磁性電報在戰爭中的價值再怎麼說都不算誇大，遠在一千五百多哩外的格蘭特將軍，透過電報的傳送，幾乎沒有一天不了解我這兒的確實狀況。」
資訊傳送的速度加快當然也讓政治領袖有機會影響戰爭。亞伯拉罕．林肯就常常造訪白宮電報室，雖然有時徒勞無功地，等待他不易駕馭的將領們傳來隻字片語，表示已加入了某個戰爭。
同樣地，每一代的政治家都感嘆他們的演講被斷章取義。一八八九年，倫敦觀察家報悲歎電報對政治的影響。「言論經常被散播成片段的知識，情緒經常被不符事實的報導所煽動，以及不斷形成的急躁或錯誤意見，讓人以為最後這必然會降低所有受電報吸引者的智能。」
現在一如往昔，批評者對新科技必然帶來的改變感到憂心忡忡。今天預期電腦資訊時代將使電視網成為歷史名詞的言論，在過去科技與媒體力量造成衝擊時也時有所聞。
甚至在經濟層面，也有類似目前爭論誰會因資訊高速公路而受惠的前例，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家辯論著不同的問題。通常這類抗拒心理有經濟的理由。英國郵政總局固步自封的總工程師在國會某委員會作證，被問及電話是否應受到重視時說，「不必。美國人需要電話，英國人沒這個必要。我們有許多跑腿的信差小弟。」
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所恐懼的是新科技可能會稀釋公眾討論的品質。而政治人物則恐懼科技帶給民眾的力量。就在俄國革命後不久，約瑟．史達林便曾拒絕里奧．托洛斯基設立現代化電話系統的建議。他指出：「這會使我們一切的努力徒勞無功，我想像不出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反革命武器了。」
一直到現在，前蘇聯地區的電話系統簡直就是一塌糊塗，許多地方政府與企業都跳過一整代的科技發展，避開埋設電話線的負擔與費用，直接進入行動電話時代。
我曾經想過要把這本書命名為「迴響」，這是因為每回到圖書館都會聽到歷史的迴響，發現如今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帶來的問題也早有類似的前例。但我很快就明白，儘管有這種種驚奇的發展，當一項新發明與政治世界相接觸時，改變的並不是訊息的本質，而是其傳送的速度與方法。
站立在沙烏地阿拉伯機庫前的貝克也了解到這一點。他明白有線電視新聞網給了他一個傳送訊息的新工具，但訊息的內容仍要靠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總而言之，我開始發展出一個歸納而來的理論，那就是儘管新的媒體科技會帶來許多需求與煩惱，政治領導力才是真正的關鍵。
有些領導人特別長於利用他們在位時出現的新發明。只要聽聽法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閒話就能了解征服廣播的力量。有些人則在學習新發明的途中顛仆摸索。可憐的林登．詹森一直未能學會利用電視說服美國人接受他的越南政策。有人說他的耳朵太大、眼鏡太小、頭髮太少。有人指稱越戰是個錯誤，起碼當初的策劃就不周全。不論是哪種意見，電視就像其他的發明一樣，讓民眾有更多發表意見的機會，並且要求領導人必須透過當時最先進的途徑來證明他們的立場。
另一項發現則是每一種新發明似乎都會帶來一段新聞水準不足的時期，也就是實驗新科技以測試容忍極限的期間。美國新聞史上最糟糕的一章就是在電報的推波助瀾之下對南北戰爭的報導。
電報使採訪南北戰爭的記者個個成為煽情主義大師。誇大其詞是當時新聞的標記，完全無中生有的報導一點也不稀奇。有個特派員乞求重傷的軍官在採訪完成前不要嚥氣，並向他保證他最後的遺言會刊登在「我代表的銷售量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上。」
當報社發現細膩地描寫戰爭可以讓他們賣出五倍於平常的銷售量時，發行量立時激增。記者們常賄賂電報發報員，希望優先傳送他們的報導，以搶先同業的競爭者。報紙發行人就好像今天的電視脫口秀製作人一樣貪得無饜。芝加哥時報編輯威爾博．史都利曾命令記者，「用電報把所有搶得到的新聞傳回來，沒有新聞就傳謠言回來。」
歷史還教導我們另一個教訓，不過我們領悟得的很慢。一般都認為照片可以抵過千言萬語。一張圖片就能刺激一國採取行動。我們常想到已成為反越戰標記的照片－－全身赤裸的孩童跑離燃燒彈；某將軍射擊越共狙擊兵。我們想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的畫面，柏林圍牆倒塌的那一晚，人們在象徵鎮壓的標誌之上歡舞的情形。
我們也想到從索馬利亞拍攝到的畫面，一般都相信導致美軍進出索馬利亞的就是這些畫面。有線電視新聞網播出的索馬利亞飢民錄影帶，迫使布希總統派遣海軍陸戰隊前往索國，同樣的說法指出，美軍屍首被索國人在摩加底休大街上高興拖行的畫面，也使柯林頓總統不得不撤回海軍陸戰隊。
但真相其實更為複雜，也值得我們注意。布希派兵進入索馬利亞的部份原因是他希望以人道主義者的形象卸任。柯林頓下令撤離，部份則是因為他使衝突由原先的人道救難任務升高到超出原先設想的範圍，變成搜獵某軍閥，而其支持者對美國人產生反感並施暴。
簡言之，我開始了解到圖片說明才是關鍵。真正有關係的是大眾看到照片時的想法，他們對相關衝突的了解，而這是我們新聞從業人員在過去五百年幾乎不曾改變的職責所在。
那些呈現屍體在摩加底休被拖遊街的照片，在不同的時空下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美國人可能因此覺得更有立場來報仇雪恥，該留下來把仗打完。但相反地美軍卻打道回府。政府及人道團體，還有新聞媒體，如何詮釋這些照片才是關鍵所在。
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前為民主示威是最好的例子。誰能忘得了這張照片：一名抗議學生隻身站立在坦克前，白色的襯衫在風中翻飛？在西方，這張照片已成為以一己之力獨抗專制暴政的象徵。但在中國，當局把同一張照片換上另一個圖說加以展示，來表揚中國軍隊並未射倒其同胞的自制。這樣的解釋是否為看到照片的中國人所接受很難說，但它的確是另一種解讀此張照片的方式。
事件的環境背景才是關鍵所在的說法，似乎意味著訊息的解讀因人而異，科技不是決定性因素。對的，科技會留下它的痕跡，它會釋放出資訊傳播方式改變的巨大震波，並迫使政治人物學習新的溝通方法。但科技無法控制傳播的結果。
一九六０年代媒體大師馬歇爾．麥克魯漢嘗倡言媒介就是訊息，電視主播怎麼播報並不重要，他身後的畫面自會訴說新聞的內容。麥克魯漢錯了。圖片說明其實很重要。人們對圖像的看法以及對它的描寫很重要。他們聽到有關相片的種種以及自以為看到的事實也很重要。科技改變了我們體驗資訊的所有方式，但如何使用資訊卻仍由我們決定。
衛星電視所帶來的變革唯有電報所造成的騷動差堪比擬。很簡單地說，電報開啟了國際關係進行方式的革命。從訊息是以交通運輸如馬匹、航船、火車等的速度來傳遞的年代，進入他們心目中的即時通訊，當時的外交人士因此而感到振奮。
這種轉變幾乎超越想像。電報發明家山繆．摩斯驚嘆道：「我們可以在幾秒鐘內與香港通話並獲得回覆，而這裡（紐約）是晚上十點，香港卻是上午十點。中國跟紐約可以通話交流。我們明白這個事實，但想像力可以了解它嗎？」不過政治體系很快就吸收了新科技的要求，而相片、電影及收音機陸續出現，也對決策者與記者產生新的要求。
不過，我認為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在一九九六年已喪失效力。若是有關索馬利亞飢荒的畫面在今天經由電波傳送過來，我不認為民眾會站出來要求美國介入。不論稱之為同情心疲乏或對震驚已產生免疫力，但我以為其原因是政治體系已吸取了衛星電視所要求的改變。
現在則是網際空間的挑戰，政府將與媒體機構、特殊利益團體、甚至於恐怖份子一同競爭，爭取上網者的注意。對認為火車是傳遞訊息速度上一大躍進的世代而言，電報毫無疑問是項革命。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相信有線電視新聞網代表傳遞即時資訊極限的一代身上。未來會更為可怕。
再簡單談談資訊傳送量的問題。數位科技將傳送比以往任何發明都還要大量的資訊，這是發明家的創意可打破一切想像力極限的證明。一開始這看起來有點反常，因為電報、電話、廣播、電視以及電腦傳送訊息的速度都相同。然而當電腦收到訊息時，它在一分鐘內可以下載的資料比其他媒體多出許多。資訊傳播的速度是相同的，但所傳達的資訊內容量卻相對大許多。
我們將看到的是一場革命。玻璃纖維可攜帶的資訊，至少相當於現在連接電腦與數據機的標準銅線的十五萬倍。一小時長的數位影像在幾秒鐘內就可以傳達。
資訊快速的傳播才剛開始。隨之而來的將是對政府、軍隊、新聞從業人員的新挑戰。我相信，我們的領袖要在網際空間上對全國發表談話會比較困難。他們得與特殊利益團體、強勢媒體，甚至於恐怖份子直接發出的訊息競爭，以爭取大眾的注意。但這得看個人的努力嘗試而定。
褪去對新奇事務的敬畏之心與對新發明的興奮之餘，在科技領域中幾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基本的原則會在下一世代有所改變，外交人士會利用電腦與群眾溝通，網友們會進入網際網路自行撰寫他們眼中的歷史。
科技中處處有神奇，而其結果總是讓人驚歎。資訊有驚人的傳送速度，還有資訊爆炸問題。外交有新的天地，輿論有新的出路，新聞界則面對嚴酷的考驗。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面對利用新發明的挑戰。不過科技本身並不保證使用它的得失。這應該由人來決定，由領導人和他們的群眾，由你跟我，由每一個人。
目前在華盛頓一般人的看法是，即時的全球衛星科技的出現已使得新聞媒體在國際事務上，擁有的已不只是從前的發言權。
外交人士稱這個現象為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不過這可不是讚美之詞。它指的是當有線電視新聞網大量播出從海外傳回的有關危機的消息時，決策者別無選擇，只能把注意力轉移到最新的災難地區上。所謂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這個說法也帶有些許惡意的味道，意指電視畫面會激起群眾要求對最新事件「採取行動」的情緒性呼聲，不管如此行動是否合宜。
當我開始動手寫「燈光、攝影機、戰爭：媒體科技是否正主導國際政治？」一書時，我也同樣認為，媒體科技正主導著外交政策。
記得就在波斯灣戰爭爆發的前幾天，我站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美國空軍機庫前，看著詹姆士．貝克國務卿發出最後通牒。隨著攝影機的轉動，貝克告訴四百位群情激昂的美國空軍士兵說，戰爭可能一觸即發，除非海珊從科威特撤軍，否則盟國將向伊拉克宣戰。
貝克後來對我說，他並不是在對士兵們說話，也不是對記者們發言，他其實是只在對一個人說話，那就是坐在巴格達的碉堡裡，正在觀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海珊。對貝克來說，在有線電視新聞網上發表他的訊息，比任何外交郵件或私人特使都來的容易而且可靠。
後來我著手寫一本關於資訊革命的書。我開始研讀歷史，想看看其他發明、其他新媒體科技在過去如何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景觀。而在研讀歷史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種模式。每當一種新的媒體科技問世，從印刷機到網際網路，從電話到相片，每一種新發明造成的結果幾乎都差不多。
外交家抱怨新的發明剝奪了他們思考的時間，使他們更直接受制於他們的政府。我特別喜歡一則有關英國特使亞瑟．布查南的軼事，他一八六一年時曾應邀評估電報對外交的影響。他悲歎道，「電報大幅減輕了駐外使節的責任，因為他現在不必自行做決定，只要請求指示就好了。」
每一代都一樣，記者們都自誇新的媒體科技使他們擁有從所未有的更大的力量與影響力。煽情的紐約雜誌發行人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派遣手下一個插畫家到哈瓦那，去煽起最終演變成西班牙與美國之戰的情緒。而那位藝術家斐德列克．雷米頓則對古巴的平靜如常感到失望。
他發電報給赫斯特，利用最先進的科技快速傳回他的訊息，「這兒一切平靜，根本不會有戰爭。我想回去。」赫斯特的覆電可能是偽造的，但明白顯示出他對新聞影響外交的看法，「請繼續留下。你負責繪製圖片，我負責提供戰爭。」
將領們傾向於崇拜新科技，他們明白資訊傳送的速度是他們獲勝的重要關鍵。各位不是常常讀到在國內已簽訂條約後，戰爭卻依然進行著，依然有人犧牲的例子嗎？資訊傳遞的速度對指揮官而言非常寶貴。
南北戰爭將軍威廉．德康賽．雪曼將軍極端厭惡媒體，並揚言記者若出現在他的營區就要送他們上軍事法庭；然而他卻相當重視能同時加快新聞稿件以及戰爭消息傳送的電報。雪曼在回憶錄中寫道，「磁性電報在戰爭中的價值再怎麼說都不算誇大，遠在一千五百多哩外的格蘭特將軍，透過電報的傳送，幾乎沒有一天不了解我這兒的確實狀況。」
資訊傳送的速度加快當然也讓政治領袖有機會影響戰爭。亞伯拉罕．林肯就常常造訪白宮電報室，雖然有時徒勞無功地，等待他不易駕馭的將領們傳來隻字片語，表示已加入了某個戰爭。
同樣地，每一代的政治家都感嘆他們的演講被斷章取義。一八八九年，倫敦觀察家報悲歎電報對政治的影響。「言論經常被散播成片段的知識，情緒經常被不符事實的報導所煽動，以及不斷形成的急躁或錯誤意見，讓人以為最後這必然會降低所有受電報吸引者的智能。」
現在一如往昔，批評者對新科技必然帶來的改變感到憂心忡忡。今天預期電腦資訊時代將使電視網成為歷史名詞的言論，在過去科技與媒體力量造成衝擊時也時有所聞。
甚至在經濟層面，也有類似目前爭論誰會因資訊高速公路而受惠的前例，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家辯論著不同的問題。通常這類抗拒心理有經濟的理由。英國郵政總局固步自封的總工程師在國會某委員會作證，被問及電話是否應受到重視時說，「不必。美國人需要電話，英國人沒這個必要。我們有許多跑腿的信差小弟。」
對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所恐懼的是新科技可能會稀釋公眾討論的品質。而政治人物則恐懼科技帶給民眾的力量。就在俄國革命後不久，約瑟．史達林便曾拒絕里奧．托洛斯基設立現代化電話系統的建議。他指出：「這會使我們一切的努力徒勞無功，我想像不出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反革命武器了。」
一直到現在，前蘇聯地區的電話系統簡直就是一塌糊塗，許多地方政府與企業都跳過一整代的科技發展，避開埋設電話線的負擔與費用，直接進入行動電話時代。
我曾經想過要把這本書命名為「迴響」，這是因為每回到圖書館都會聽到歷史的迴響，發現如今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帶來的問題也早有類似的前例。但我很快就明白，儘管有這種種驚奇的發展，當一項新發明與政治世界相接觸時，改變的並不是訊息的本質，而是其傳送的速度與方法。
站立在沙烏地阿拉伯機庫前的貝克也了解到這一點。他明白有線電視新聞網給了他一個傳送訊息的新工具，但訊息的內容仍要靠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總而言之，我開始發展出一個歸納而來的理論，那就是儘管新的媒體科技會帶來許多需求與煩惱，政治領導力才是真正的關鍵。
有些領導人特別長於利用他們在位時出現的新發明。只要聽聽法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閒話就能了解征服廣播的力量。有些人則在學習新發明的途中顛仆摸索。可憐的林登．詹森一直未能學會利用電視說服美國人接受他的越南政策。有人說他的耳朵太大、眼鏡太小、頭髮太少。有人指稱越戰是個錯誤，起碼當初的策劃就不周全。不論是哪種意見，電視就像其他的發明一樣，讓民眾有更多發表意見的機會，並且要求領導人必須透過當時最先進的途徑來證明他們的立場。
另一項發現則是每一種新發明似乎都會帶來一段新聞水準不足的時期，也就是實驗新科技以測試容忍極限的期間。美國新聞史上最糟糕的一章就是在電報的推波助瀾之下對南北戰爭的報導。
電報使採訪南北戰爭的記者個個成為煽情主義大師。誇大其詞是當時新聞的標記，完全無中生有的報導一點也不稀奇。有個特派員乞求重傷的軍官在採訪完成前不要嚥氣，並向他保證他最後的遺言會刊登在「我代表的銷售量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上。」
當報社發現細膩地描寫戰爭可以讓他們賣出五倍於平常的銷售量時，發行量立時激增。記者們常賄賂電報發報員，希望優先傳送他們的報導，以搶先同業的競爭者。報紙發行人就好像今天的電視脫口秀製作人一樣貪得無饜。芝加哥時報編輯威爾博．史都利曾命令記者，「用電報把所有搶得到的新聞傳回來，沒有新聞就傳謠言回來。」
歷史還教導我們另一個教訓，不過我們領悟得的很慢。一般都認為照片可以抵過千言萬語。一張圖片就能刺激一國採取行動。我們常想到已成為反越戰標記的照片－－全身赤裸的孩童跑離燃燒彈；某將軍射擊越共狙擊兵。我們想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的畫面，柏林圍牆倒塌的那一晚，人們在象徵鎮壓的標誌之上歡舞的情形。
我們也想到從索馬利亞拍攝到的畫面，一般都相信導致美軍進出索馬利亞的就是這些畫面。有線電視新聞網播出的索馬利亞飢民錄影帶，迫使布希總統派遣海軍陸戰隊前往索國，同樣的說法指出，美軍屍首被索國人在摩加底休大街上高興拖行的畫面，也使柯林頓總統不得不撤回海軍陸戰隊。
但真相其實更為複雜，也值得我們注意。布希派兵進入索馬利亞的部份原因是他希望以人道主義者的形象卸任。柯林頓下令撤離，部份則是因為他使衝突由原先的人道救難任務升高到超出原先設想的範圍，變成搜獵某軍閥，而其支持者對美國人產生反感並施暴。
簡言之，我開始了解到圖片說明才是關鍵。真正有關係的是大眾看到照片時的想法，他們對相關衝突的了解，而這是我們新聞從業人員在過去五百年幾乎不曾改變的職責所在。
那些呈現屍體在摩加底休被拖遊街的照片，在不同的時空下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美國人可能因此覺得更有立場來報仇雪恥，該留下來把仗打完。但相反地美軍卻打道回府。政府及人道團體，還有新聞媒體，如何詮釋這些照片才是關鍵所在。
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前為民主示威是最好的例子。誰能忘得了這張照片：一名抗議學生隻身站立在坦克前，白色的襯衫在風中翻飛？在西方，這張照片已成為以一己之力獨抗專制暴政的象徵。但在中國，當局把同一張照片換上另一個圖說加以展示，來表揚中國軍隊並未射倒其同胞的自制。這樣的解釋是否為看到照片的中國人所接受很難說，但它的確是另一種解讀此張照片的方式。
事件的環境背景才是關鍵所在的說法，似乎意味著訊息的解讀因人而異，科技不是決定性因素。對的，科技會留下它的痕跡，它會釋放出資訊傳播方式改變的巨大震波，並迫使政治人物學習新的溝通方法。但科技無法控制傳播的結果。
一九六０年代媒體大師馬歇爾．麥克魯漢嘗倡言媒介就是訊息，電視主播怎麼播報並不重要，他身後的畫面自會訴說新聞的內容。麥克魯漢錯了。圖片說明其實很重要。人們對圖像的看法以及對它的描寫很重要。他們聽到有關相片的種種以及自以為看到的事實也很重要。科技改變了我們體驗資訊的所有方式，但如何使用資訊卻仍由我們決定。
衛星電視所帶來的變革唯有電報所造成的騷動差堪比擬。很簡單地說，電報開啟了國際關係進行方式的革命。從訊息是以交通運輸如馬匹、航船、火車等的速度來傳遞的年代，進入他們心目中的即時通訊，當時的外交人士因此而感到振奮。
這種轉變幾乎超越想像。電報發明家山繆．摩斯驚嘆道：「我們可以在幾秒鐘內與香港通話並獲得回覆，而這裡（紐約）是晚上十點，香港卻是上午十點。中國跟紐約可以通話交流。我們明白這個事實，但想像力可以了解它嗎？」不過政治體系很快就吸收了新科技的要求，而相片、電影及收音機陸續出現，也對決策者與記者產生新的要求。
不過，我認為有線電視新聞網效應在一九九六年已喪失效力。若是有關索馬利亞飢荒的畫面在今天經由電波傳送過來，我不認為民眾會站出來要求美國介入。不論稱之為同情心疲乏或對震驚已產生免疫力，但我以為其原因是政治體系已吸取了衛星電視所要求的改變。
現在則是網際空間的挑戰，政府將與媒體機構、特殊利益團體、甚至於恐怖份子一同競爭，爭取上網者的注意。對認為火車是傳遞訊息速度上一大躍進的世代而言，電報毫無疑問是項革命。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相信有線電視新聞網代表傳遞即時資訊極限的一代身上。未來會更為可怕。
再簡單談談資訊傳送量的問題。數位科技將傳送比以往任何發明都還要大量的資訊，這是發明家的創意可打破一切想像力極限的證明。一開始這看起來有點反常，因為電報、電話、廣播、電視以及電腦傳送訊息的速度都相同。然而當電腦收到訊息時，它在一分鐘內可以下載的資料比其他媒體多出許多。資訊傳播的速度是相同的，但所傳達的資訊內容量卻相對大許多。
我們將看到的是一場革命。玻璃纖維可攜帶的資訊，至少相當於現在連接電腦與數據機的標準銅線的十五萬倍。一小時長的數位影像在幾秒鐘內就可以傳達。
資訊快速的傳播才剛開始。隨之而來的將是對政府、軍隊、新聞從業人員的新挑戰。我相信，我們的領袖要在網際空間上對全國發表談話會比較困難。他們得與特殊利益團體、強勢媒體，甚至於恐怖份子直接發出的訊息競爭，以爭取大眾的注意。但這得看個人的努力嘗試而定。
褪去對新奇事務的敬畏之心與對新發明的興奮之餘，在科技領域中幾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基本的原則會在下一世代有所改變，外交人士會利用電腦與群眾溝通，網友們會進入網際網路自行撰寫他們眼中的歷史。
科技中處處有神奇，而其結果總是讓人驚歎。資訊有驚人的傳送速度，還有資訊爆炸問題。外交有新的天地，輿論有新的出路，新聞界則面對嚴酷的考驗。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須面對利用新發明的挑戰。不過科技本身並不保證使用它的得失。這應該由人來決定，由領導人和他們的群眾，由你跟我，由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