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篇: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雷克於國防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詞
身為國家安全未來的護衛者，各位都了解世界各地在最近數年裡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超級強國的對抗已成過去，但蠢蠢欲動的種族及宗教衝突卻無法再加以抑制。在此之前，流氓國家可受那些武裝與支持他們者的約束。如今，他們更可隨意冒險去利用武力來實現通信及商業革命，在瞬間把資訊、商品及金錢傳送到世界各地，然而把我們拉得更靠近的此種開放，也使我們更易受到恐怖主義及國際罪行的攻擊。
今天我要談一些在此新的安全環境下，我們軍隊所面臨的挑戰。我感到很榮幸能與一群擁有多年實務經驗與高深教育訓練的各位同仁在一起切磋。在此我個人要附帶提一句，我以國家安全顧問的身分，得以每天與美國軍人見面及一起工作...並且欣賞他們服務與犧牲的情形，實在很難得。因此當我向各位談起我們軍隊所面臨的挑戰時，我要表達美國全國對他們及支持他們的家屬特別虧欠之意。
過去三年，與軍方一起努力面對此一新時代的需要時，我常想起三個重要問題。我曾與培理部長及沙理卡斯威利將軍討論多次，相信你們也關心這些問題：在我們處理後冷戰裁軍問題時，要如何兼顧效率與效用？在我們進行日益不同的和平維護工作及人道任務時，要如何保持實力及做好準備來為國家作戰並且獲得勝利？此外，我們要如何吸引並保持一支高水準的志願軍，以反映美國社會的快速變遷？
今日，我們對裁軍問題已有了答案。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我們縮減了三分之一的軍力。我們將國防預算自冷戰時期的最高峰實際縮減了百分之四十。大約有七十萬男女脫下軍服恢復平民的生活。不過這一次不像前幾次的裁軍行動，我們做得很成功。
還記得有關一九七０年代裁軍的傳聞－－海軍士兵在船上等待零件以修理損壞的設備需要好幾個月－－飛機因被搶奪維修零件而成為「停機棚裡的擺設」－－陸軍參謀長指美國有一支「空洞的部隊」。許多在座者都身歷其境。今日，我們的領袖已記取過去的教訓。他們知道我們不能因為縮編而影響實力...因為減少員額而影響士氣...或因減少兵力而影響戰備能力。一九九四年，當伊拉克威脅科威特...韓國的緊張局勢升高...及海地的動亂惡化時...我們展現出美國的軍隊可以勝任此項任務而且綽綽有餘。依我之見，培理部長、沙理卡斯威利將軍、他們的前任以及我們的整個軍事領導階層，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管理成就之一所獲得的讚許實在太少。
不過既然我們的部隊形態是正確的，我們的戰備能力也像以前一樣高，我們就必須集中注意力於如何運用我們的三軍。當美國的軍隊被要求執行任務時，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機構都不負所望。對施政者而言，有這樣一個能任其支配的工具代表多大的意義，很難以言語表達出來。它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感與信心。也帶來很大的責任。我們不可誤用這個特別的機構。在使用武力時，我們必須行動果決。可是切勿要求軍隊做他們無法或不應做的事。總統最莊嚴的責任，莫過於決定何時把美國的三軍用於戰場。他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全體有榮幸能為他效力的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最近幾年，我軍應對意外事件的次數及範圍都打破往例，自波斯灣戰爭以來有將近四十起。這些行動中有許多非傳統性軍事任務，如分發食物、安置難民、提供醫療協助等。所有美國人民都對穿著軍服的同胞能把這項工作做得這麼好而感到驕傲。然而基本的事實是，我們最依賴軍方的依舊是為美國作戰、為美國贏得勝利。這也凸顯出我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當我們要求軍方擔負起更多戰鬥以外的行動時，如何來維護其無可比擬的戰鬥力？
談到此一問題，讓我簡述一下美國是如何作出讓三軍投入戰爭的決定。我國只會在一個目的下使用武力：保護及提昇美國的利益。我認為這些利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牽涉到國家安全與生存等第一重要的問題，如直接攻擊我們的國土、人民或盟國。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來防衛這些重要的利益，包括使用具決定性的軍事武力，如果可能就與他國合作，必要時則不惜單獨行動。從我們對伊拉克進軍科威特迅速的反應，到我們的三萬七千名駐韓美軍，都顯示出我們有堅定不移的決心。關係到重大利益是我們軍隊存在的理由，而且只要有國家存在而人類本性不變，將來也會是如此。
可是我們越來越常面臨並未威脅到重大國家利益，但仍影響到我們的利益以及世局的情況。那可能是一個衝突如波士尼亞，它會產生極度的苦難，並危及對我國極為重要的區域穩定。那也可能是一次殘酷的政變，例如海地的政變，那會危害到美洲的民主以及促使成千上萬不顧生死的難民逃到美國避難。
這第二種情況比較不容易處理，因為它對我們的利益雖然重要，卻不是那麼直接，威脅也可能不那麼明顯。因此，在派兵之前我們必須謹慎評估：出兵是否能提昇美國的利益？美軍有合理的成功機會嗎？受到影響的利益是否和所付出的代價與所冒的風險相當？是否已經試過其他方法仍舊無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在出兵到對我們利益並不是那麼關係重大的地區之前，我們的軍隊需要一個明確且可達成的任務、致勝的方法、及以此次軍事任務目標為基礎的撤退策略。
在海地與波士尼亞事件中，我們都符合這些標準，而且美軍也表現得很出色。以這些軍事行動與在越南或黎巴嫩的行動相對照，顯示出後者的明確且可達成的任務不是界定得太晚，就是始終未界定。在越南，我們的社會責難我們的士兵，其實那不是他們的失敗。是因為我們忽視提出正確的問題，使我們的三軍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包括在越南時以及回國之後。我們不可再讓他們陷入那個情境裡。永遠都不可再發生。
還有第三種情況是不使用武力而利用我們軍隊的特殊能力。這一類主要牽涉到人道利益。軍隊通常不是處理此種問題的最佳工具。然而有時如索馬利亞或盧安達等的人道主義危機，常使救援機構窮於應付。有時只有我們的軍隊有能力迅速展開需長期努力的救災工作，日後再移交給救援團體。
考慮到這些情形，我們必須將這一點隨記在心，即是優良的部隊支撐我們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且提昇我們達成利益的能力。當數百萬人的生活發生危險時，世界最強的國家不可袖手旁觀。美國人民不會允許這麼做，那是他們的榮譽。
這並不意謂著美國應該變成世界警察。我們不可能回應任何來自世界各地的９１１求救電話。不過當我們權衡利益與危險得失後，如果覺得可以發揮作用，就有責任採取行動。
在過去三年裡，我相信我們的軍隊已經以了不起的專業素養接受了這些新挑戰，不論是恢復海地的民主或停止屠殺並保衛波士尼亞的和平，或拯救數以萬計的索馬利亞人免受飢餓，或運送將近一萬五千噸的食物、藥物及補給品給盧安達的難民。
然而在保存戰鬥能力的同時，又要執行維護和平及人道主義任務，這不僅是對觀念的挑戰，也是對思想傾向與文化的挑戰。執行和平任務的軍人有可能維持他們的戰鬥精神嗎？
去年聖誕節與沙理卡斯威利將軍一起訪問美國在海地的駐軍時，我獲得清楚的答案。我永遠不會忘記當他向那些美國年輕人演說時，我心中的感受。他說他們是堅強的軍隊，接受訓練是為執行艱難的任務。他還說，「但今天是聖誕節。不妨退一步回顧一下。看看各位的成就。各位已經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你們的母親會以此為榮。」我看得出這些士兵對於這樣的稱讚有點不好意思，不過他們似乎對於將軍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也非常引以為傲。他們的的確確是世界上訓練最好、裝備最好、戰備最好的軍人，不愧我們對他們的期望。他們也是有急難的國家希望之所在，也代表我國人民最佳的傳統。在那一刻，我毫無疑問地肯定，是的，我們兩者都能做到。
我覺得有四個基本要點必須牢記在心。
第一是實力很重要，甚至在戰爭以外的行動中也一樣。我們軍隊在海地與波士尼亞的成功，是因為他們透過演習及展現軍事實力與技能，而在兩地建立起安全的環境。
第二點是我們對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目標必須務實且劃定界限。我們不能欺騙自己，以為只要有我們的軍隊就能像變魔法般，使民主制度產生，或扭開繁榮的開關。我們頂多只能給他人一個重建其生活的機會。將美國介入的限度限制在完成軍事任務所需要的時間與任務範圍內，如此可強調我們軍隊主要的目的是打仗，而不是建立國家。
第三點必須記住的是維護和平任務及人道主義任務，在一旦「大事」發生時，也能提供我們有價值的經驗。它們會激發創新，諸如相關部門共同參與計畫是我們在海地成功的關鍵，或是提供即時情報給在波士尼亞的美國戰地指揮官。它們能夠開啟我們與其他國家新的合作關係，例如我們與俄羅斯在波士尼亞的歷史性夥伴關係，以及與聯合國各機構、非政府機構以及新聞媒體等的合作。此外它們也能協助我軍保持敏銳的戰技，雖然不是所有的戰技都會用在這類行動上。因此我們必須繼續為我們的部隊設計新方法以保持敏銳的戰技，例如將波士尼亞的駐軍輪調到匈牙利接受重要訓練。
最後，我相信我們的三軍將士理所當然地對他們所執行的這些任務感到驕傲，由這種驕傲而來的是實力。他們向全世界展露一個因為堅強而能夠關懷、慷慨與提供人道協助的美國，這加強了我們國家領導全球邁向和平與自由的能力。
因此我們開始尋找能夠平衡這兩方面的做法。
我要強調在維護和平與人道主義的軍事行動中，就如在戰鬥中一樣，總統保有且永遠不會放棄對美國軍隊的指揮權。但是從美國獨立戰爭到韓戰以致於沙漠風暴，我們的軍隊為特殊需要而臨時配置於外國指揮官的作戰管制之下，已成為國家安全架構的一部份，而且以後仍必須如此。
有人提議為了應對這些作戰以外次數更多的軍事行動，我們應該將部份的軍隊只作維護和平之用。還有人建議准許我們的軍人決定其參與此種任務的範圍。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都是否定的。就像我先前所說的，我們出兵只基於一個理由：保護並促進國家的利益。為了要維持一支紀律嚴明的戰鬥部隊，使其士氣高昂且團結力強，維護和平與人道主義的軍事行動就必須是共同的責任，不下於防止衝突或贏得戰爭。而且我現在要告訴各位，正如我在聖誕節時所想的，我們的軍隊不僅能兩者兼顧，而且他們就是這麼在做。有任何疑問的人應該向沙旦．胡笙以及海地的人民詢問。
然而要維持我們軍隊的最佳狀態，就必須面對我一開始所提出的最後一項挑戰：吸引並保持一支高水準且戰技精良又能反映美國社會的志願軍。
我國軍隊如此成功的部份原因，是因為軍方一直努力進用美國所能提供的最佳人才，不論性別或種族。事實上我認為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的軍隊是美國社會中最以能力為重的主要團體。它不僅在一開始即要求高素質，還鼓勵其成員要不斷上進，也提供這樣的機會。我們的軍隊為美國社會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讓肯負責且努力工作的人有機會開創最美好的一生。
近五十年以前，我們三軍的種族融合不僅強化了戰備能力，也激勵了整個國家對抗國內的種族歧視。今日，社會大眾仍在軍隊身上看到自己，他們期望軍方在從機會均等到性騷擾等問題上，能與社會其他階層的標準齊步並進，甚至成為模範，。
我們的軍隊也持續致力於提昇婦女及少數族裔的機會。上個月我參加大湖海軍訓練中心將近一千名新海軍士兵的畢業典禮，當我看到在這個畢業班上就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婦女時，我深感驕傲。
一九七０至一九八０年代，我對於完全由志願者組成美國軍隊表示懷疑，主要是顧慮到軍隊與社會上其他人之間可能產生隔閡。如今經過三年的經驗，現在看起來非常明顯是我錯了。
今天我要談一些在此新的安全環境下，我們軍隊所面臨的挑戰。我感到很榮幸能與一群擁有多年實務經驗與高深教育訓練的各位同仁在一起切磋。在此我個人要附帶提一句，我以國家安全顧問的身分，得以每天與美國軍人見面及一起工作...並且欣賞他們服務與犧牲的情形，實在很難得。因此當我向各位談起我們軍隊所面臨的挑戰時，我要表達美國全國對他們及支持他們的家屬特別虧欠之意。
過去三年，與軍方一起努力面對此一新時代的需要時，我常想起三個重要問題。我曾與培理部長及沙理卡斯威利將軍討論多次，相信你們也關心這些問題：在我們處理後冷戰裁軍問題時，要如何兼顧效率與效用？在我們進行日益不同的和平維護工作及人道任務時，要如何保持實力及做好準備來為國家作戰並且獲得勝利？此外，我們要如何吸引並保持一支高水準的志願軍，以反映美國社會的快速變遷？
今日，我們對裁軍問題已有了答案。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我們縮減了三分之一的軍力。我們將國防預算自冷戰時期的最高峰實際縮減了百分之四十。大約有七十萬男女脫下軍服恢復平民的生活。不過這一次不像前幾次的裁軍行動，我們做得很成功。
還記得有關一九七０年代裁軍的傳聞－－海軍士兵在船上等待零件以修理損壞的設備需要好幾個月－－飛機因被搶奪維修零件而成為「停機棚裡的擺設」－－陸軍參謀長指美國有一支「空洞的部隊」。許多在座者都身歷其境。今日，我們的領袖已記取過去的教訓。他們知道我們不能因為縮編而影響實力...因為減少員額而影響士氣...或因減少兵力而影響戰備能力。一九九四年，當伊拉克威脅科威特...韓國的緊張局勢升高...及海地的動亂惡化時...我們展現出美國的軍隊可以勝任此項任務而且綽綽有餘。依我之見，培理部長、沙理卡斯威利將軍、他們的前任以及我們的整個軍事領導階層，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管理成就之一所獲得的讚許實在太少。
不過既然我們的部隊形態是正確的，我們的戰備能力也像以前一樣高，我們就必須集中注意力於如何運用我們的三軍。當美國的軍隊被要求執行任務時，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機構都不負所望。對施政者而言，有這樣一個能任其支配的工具代表多大的意義，很難以言語表達出來。它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感與信心。也帶來很大的責任。我們不可誤用這個特別的機構。在使用武力時，我們必須行動果決。可是切勿要求軍隊做他們無法或不應做的事。總統最莊嚴的責任，莫過於決定何時把美國的三軍用於戰場。他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全體有榮幸能為他效力的人也知道這個道理。
最近幾年，我軍應對意外事件的次數及範圍都打破往例，自波斯灣戰爭以來有將近四十起。這些行動中有許多非傳統性軍事任務，如分發食物、安置難民、提供醫療協助等。所有美國人民都對穿著軍服的同胞能把這項工作做得這麼好而感到驕傲。然而基本的事實是，我們最依賴軍方的依舊是為美國作戰、為美國贏得勝利。這也凸顯出我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當我們要求軍方擔負起更多戰鬥以外的行動時，如何來維護其無可比擬的戰鬥力？
談到此一問題，讓我簡述一下美國是如何作出讓三軍投入戰爭的決定。我國只會在一個目的下使用武力：保護及提昇美國的利益。我認為這些利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牽涉到國家安全與生存等第一重要的問題，如直接攻擊我們的國土、人民或盟國。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來防衛這些重要的利益，包括使用具決定性的軍事武力，如果可能就與他國合作，必要時則不惜單獨行動。從我們對伊拉克進軍科威特迅速的反應，到我們的三萬七千名駐韓美軍，都顯示出我們有堅定不移的決心。關係到重大利益是我們軍隊存在的理由，而且只要有國家存在而人類本性不變，將來也會是如此。
可是我們越來越常面臨並未威脅到重大國家利益，但仍影響到我們的利益以及世局的情況。那可能是一個衝突如波士尼亞，它會產生極度的苦難，並危及對我國極為重要的區域穩定。那也可能是一次殘酷的政變，例如海地的政變，那會危害到美洲的民主以及促使成千上萬不顧生死的難民逃到美國避難。
這第二種情況比較不容易處理，因為它對我們的利益雖然重要，卻不是那麼直接，威脅也可能不那麼明顯。因此，在派兵之前我們必須謹慎評估：出兵是否能提昇美國的利益？美軍有合理的成功機會嗎？受到影響的利益是否和所付出的代價與所冒的風險相當？是否已經試過其他方法仍舊無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在出兵到對我們利益並不是那麼關係重大的地區之前，我們的軍隊需要一個明確且可達成的任務、致勝的方法、及以此次軍事任務目標為基礎的撤退策略。
在海地與波士尼亞事件中，我們都符合這些標準，而且美軍也表現得很出色。以這些軍事行動與在越南或黎巴嫩的行動相對照，顯示出後者的明確且可達成的任務不是界定得太晚，就是始終未界定。在越南，我們的社會責難我們的士兵，其實那不是他們的失敗。是因為我們忽視提出正確的問題，使我們的三軍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包括在越南時以及回國之後。我們不可再讓他們陷入那個情境裡。永遠都不可再發生。
還有第三種情況是不使用武力而利用我們軍隊的特殊能力。這一類主要牽涉到人道利益。軍隊通常不是處理此種問題的最佳工具。然而有時如索馬利亞或盧安達等的人道主義危機，常使救援機構窮於應付。有時只有我們的軍隊有能力迅速展開需長期努力的救災工作，日後再移交給救援團體。
考慮到這些情形，我們必須將這一點隨記在心，即是優良的部隊支撐我們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且提昇我們達成利益的能力。當數百萬人的生活發生危險時，世界最強的國家不可袖手旁觀。美國人民不會允許這麼做，那是他們的榮譽。
這並不意謂著美國應該變成世界警察。我們不可能回應任何來自世界各地的９１１求救電話。不過當我們權衡利益與危險得失後，如果覺得可以發揮作用，就有責任採取行動。
在過去三年裡，我相信我們的軍隊已經以了不起的專業素養接受了這些新挑戰，不論是恢復海地的民主或停止屠殺並保衛波士尼亞的和平，或拯救數以萬計的索馬利亞人免受飢餓，或運送將近一萬五千噸的食物、藥物及補給品給盧安達的難民。
然而在保存戰鬥能力的同時，又要執行維護和平及人道主義任務，這不僅是對觀念的挑戰，也是對思想傾向與文化的挑戰。執行和平任務的軍人有可能維持他們的戰鬥精神嗎？
去年聖誕節與沙理卡斯威利將軍一起訪問美國在海地的駐軍時，我獲得清楚的答案。我永遠不會忘記當他向那些美國年輕人演說時，我心中的感受。他說他們是堅強的軍隊，接受訓練是為執行艱難的任務。他還說，「但今天是聖誕節。不妨退一步回顧一下。看看各位的成就。各位已經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你們的母親會以此為榮。」我看得出這些士兵對於這樣的稱讚有點不好意思，不過他們似乎對於將軍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也非常引以為傲。他們的的確確是世界上訓練最好、裝備最好、戰備最好的軍人，不愧我們對他們的期望。他們也是有急難的國家希望之所在，也代表我國人民最佳的傳統。在那一刻，我毫無疑問地肯定，是的，我們兩者都能做到。
我覺得有四個基本要點必須牢記在心。
第一是實力很重要，甚至在戰爭以外的行動中也一樣。我們軍隊在海地與波士尼亞的成功，是因為他們透過演習及展現軍事實力與技能，而在兩地建立起安全的環境。
第二點是我們對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目標必須務實且劃定界限。我們不能欺騙自己，以為只要有我們的軍隊就能像變魔法般，使民主制度產生，或扭開繁榮的開關。我們頂多只能給他人一個重建其生活的機會。將美國介入的限度限制在完成軍事任務所需要的時間與任務範圍內，如此可強調我們軍隊主要的目的是打仗，而不是建立國家。
第三點必須記住的是維護和平任務及人道主義任務，在一旦「大事」發生時，也能提供我們有價值的經驗。它們會激發創新，諸如相關部門共同參與計畫是我們在海地成功的關鍵，或是提供即時情報給在波士尼亞的美國戰地指揮官。它們能夠開啟我們與其他國家新的合作關係，例如我們與俄羅斯在波士尼亞的歷史性夥伴關係，以及與聯合國各機構、非政府機構以及新聞媒體等的合作。此外它們也能協助我軍保持敏銳的戰技，雖然不是所有的戰技都會用在這類行動上。因此我們必須繼續為我們的部隊設計新方法以保持敏銳的戰技，例如將波士尼亞的駐軍輪調到匈牙利接受重要訓練。
最後，我相信我們的三軍將士理所當然地對他們所執行的這些任務感到驕傲，由這種驕傲而來的是實力。他們向全世界展露一個因為堅強而能夠關懷、慷慨與提供人道協助的美國，這加強了我們國家領導全球邁向和平與自由的能力。
因此我們開始尋找能夠平衡這兩方面的做法。
我要強調在維護和平與人道主義的軍事行動中，就如在戰鬥中一樣，總統保有且永遠不會放棄對美國軍隊的指揮權。但是從美國獨立戰爭到韓戰以致於沙漠風暴，我們的軍隊為特殊需要而臨時配置於外國指揮官的作戰管制之下，已成為國家安全架構的一部份，而且以後仍必須如此。
有人提議為了應對這些作戰以外次數更多的軍事行動，我們應該將部份的軍隊只作維護和平之用。還有人建議准許我們的軍人決定其參與此種任務的範圍。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都是否定的。就像我先前所說的，我們出兵只基於一個理由：保護並促進國家的利益。為了要維持一支紀律嚴明的戰鬥部隊，使其士氣高昂且團結力強，維護和平與人道主義的軍事行動就必須是共同的責任，不下於防止衝突或贏得戰爭。而且我現在要告訴各位，正如我在聖誕節時所想的，我們的軍隊不僅能兩者兼顧，而且他們就是這麼在做。有任何疑問的人應該向沙旦．胡笙以及海地的人民詢問。
然而要維持我們軍隊的最佳狀態，就必須面對我一開始所提出的最後一項挑戰：吸引並保持一支高水準且戰技精良又能反映美國社會的志願軍。
我國軍隊如此成功的部份原因，是因為軍方一直努力進用美國所能提供的最佳人才，不論性別或種族。事實上我認為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的軍隊是美國社會中最以能力為重的主要團體。它不僅在一開始即要求高素質，還鼓勵其成員要不斷上進，也提供這樣的機會。我們的軍隊為美國社會樹立了一個好榜樣，讓肯負責且努力工作的人有機會開創最美好的一生。
近五十年以前，我們三軍的種族融合不僅強化了戰備能力，也激勵了整個國家對抗國內的種族歧視。今日，社會大眾仍在軍隊身上看到自己，他們期望軍方在從機會均等到性騷擾等問題上，能與社會其他階層的標準齊步並進，甚至成為模範，。
我們的軍隊也持續致力於提昇婦女及少數族裔的機會。上個月我參加大湖海軍訓練中心將近一千名新海軍士兵的畢業典禮，當我看到在這個畢業班上就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婦女時，我深感驕傲。
一九七０至一九八０年代，我對於完全由志願者組成美國軍隊表示懷疑，主要是顧慮到軍隊與社會上其他人之間可能產生隔閡。如今經過三年的經驗，現在看起來非常明顯是我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