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篇: 美國利益與美中關係
我要謝謝外交關係協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亞洲學會及商業週刊，請我來演講。我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各位談談美國與中國。
毫無疑問，美中關係攸關著我們極大的利益，中國的前途對亞太和全球安全與繁榮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身為國務卿，對發展有利於美國、中國和盟國友邦的中美關係，深感責任重大。
為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強烈支持正逐漸成為世界領袖之一的中國發展為安全、開放和成功的國家。中國在下一世紀將扮演重要且建設性的角色，我們對此表示歡迎。美國與中國有許多共同的利益，唯有兩國開誠佈公且正面積極的交往，才有助於這些利益。假如我們促進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中國會發展成為國際社會中強大而負責的一員，如此可促進我們雙方的利益。
值此中國發生驚人變化並處於過渡時期，我對處理雙方關係的難處不存有任何幻想。在某些重要的問題上，我們有很深的歧見。我們的著重點必須是長期性的，並且我們必須透過交往而非對抗來尋求解決我們之間的歧見。我們會盡本分去做，不過中國也必須負起它的責任。在美國國內，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自天安門事件以後破損的共識，那個與中國維持了近廿五年建設性交往的共識，一種非常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共識。
我有幸目睹許多不尋常的變化，這些變化使美國成為一個太平洋強國。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我是一個年輕的美國海軍軍官，駐守在東京灣。一九六０年代，我是負責與日本諮商的貿易談判代表，我看到該國戲劇性興起的開端。一九七０年代擔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我曾協助完成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目前我以美國國務卿的身分，隨同柯林頓總統一起聯合亞太區域的領袖們，共同支持一項有偉大前景的經濟成長與整合計畫。
這個前景可追溯到近兩個世紀前。從中國的快船載運商人與傳教士時起，到海軍上將尼米茲的艦隊，美國在太平洋一直有持續的利益。過去半世紀裡，我們的駐軍以及慷慨的資助已促進該區的穩定，也給亞洲國家建立繁榮經濟及堅強民主制度的機會。
柯林頓總統深知，亞洲對美國的利益現在是空前的重要。最近三年，我們對亞洲執行的廣泛策略，已為所有美國民眾帶來具體的利益。今天美國人的安全比過去更穩固，因為我們已振奮在亞洲的核心盟約，在過去五十年裡美國曾打過三場大戰的亞洲，也駐有十萬名美軍。我們也比以前更繁榮，因為我們已在世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各經濟體打開了市場。自一九九O年以來我們跟亞洲的貿易幾乎成長了一倍。我們的前途也將更加光明，因為我們正跟過去的敵人合作一同建立太平洋兩岸的新關係。
中國的演進在亞太地區未來的前途上將扮演主要角色。從北韓到南沙群島，中國有能力成為亞洲在穩定與衝突之間的平衡樞紐。其蓬勃的經濟對亞洲持續的繁榮是個關鍵，對我們經濟的影響也日漸增加。在對抗核武擴散、防止人口走私以及防止全球環境破壞等方面，中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對象。
中國人民在建立巿場經濟和活力充沛的社會方面成就驚人。在大約廿年裡，中共的經濟生產增加達三倍，這不論用什麼標準看都是非凡的成就。中國千千萬萬的消費者現在早已超越「四要件」－－自行車、收音機、手錶和縫衣機－－的水準，不少人更進而擁有行動電話和個人電腦。近十年來最革命性的口號是鄧小平對追求財富是好事的這個指示。共黨宣傳幹部和人民日報現在須與電台叩應節目、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競爭，以便爭取大眾的注意力。
但這些變化也產生了史學家史景遷所謂的「外人只能揣測的內部壓力」。收入增加和社會控制放寬使人民的期待升高。經濟進步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但也造成更多人生活低於水平。農民大量湧入城市找尋工作機會，「盲流」人數上億。人口成長和污染，使中國的天然資源枯竭。
中國領導人在政治轉型期間面臨這些複雜的挑戰。他們眼見全球共產主義瓦解，鄧小平時代即將結束，便轉而號召民族主義以團結全國，並做為他們繼續當權的合理化基礎。這又造成疑懼，深怕民族主義日盛的中國可能運用其與日俱增的實力與影響力，危及亞太鄰國的安全及繁榮。
這些變化為美中在廣泛的共同利益上攜手合作，打開重要的新契機，如防止核武擴散、朝鮮半島和平和打擊毒品走私交易等。但中國的變化也造成雙方關係極度緊張。在中國鎮壓天安門民運之後，有些美國人把中國日益壯大，以及雙方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的歧見，當做是中國對美國利益構成重要威脅的證據。有些中國人則加以反駁，指美國雖提出公開保證，實際上卻想要圍堵和削弱中國。
雙方的觀點都有根本上的瑕疵。我們拒絕主張圍堵或孤立中國的意見，這種做法只會傷害而不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醜化中國跟美化中國同樣都會造成危險的錯誤。美國對華政策最成功的關鍵，在於我們認知中國極具複雜性，承認變革需要耐心和毅力，以及在伸張我方價值觀和利益的同時也尊重中國的主權。
自一九七二年起，表現於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一直是深化兩國交往的基礎。這個政策對美、中、台乃至整個地區都有益。它有助於維持台海兩岸的和平，在其保護傘下，台灣的民主和繁榮得以蓬勃。
美國堅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的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個月前的中國軍事演習升高台海緊張之際，我們曾極度關切。我們派遣海軍部隊前往該地區，旨在避免任何危險的錯誤估計。我們對雙方現已採取步驟降低緊張感到鼓舞。
下週一是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就職日，在此前夕正是省思「一個中國」政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長期價值，以及我們共同的利益和維護此一政策的責任的時刻。今天我要在此，將近幾週來我們私下對北京和台北領導人所說的話，公開告訴各位。
對北京領導階層，我們重申一貫的立場，即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關係應由雙方直接解決。但我們也強調，我們在該地區的持續和平與安定上有重大利益，且我們「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循以和平方式解決台北和北京之間的問題。
對台灣領導階層，我們重申對穩健的非官方關係的承諾，包括依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維持充分自衛能力。我們強調，台灣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已繁榮茁壯。我們也明白表示我方的觀點，即台灣在尋求國際角色時，應以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的方式追求此一目標。
我們向中、台雙方強調，不要採取何挑釁行動或片面措施來改變現狀，或威脅到和平解決懸而未決問題。這一點十分重要。此外，我們也強烈敦促台海雙方恢復去年夏天所中斷的對話。
對於確定香港能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順利成功轉移一事，美國也有重要的利益。美國支持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宣言以及其「一國兩制」的架構。北京承諾要繼續保持香港的開放經濟、民主政府、獨特法律體系與公民自由，這對香港還有中國未來的繁榮都至為重要。
依據美國素來遵循的「一個中國」政策，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方向建立在三項指導方針上：第一就是我在剛開始時提過的，美國認為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安全、開放而成功的國家，極為符合美國的利益。其次，我們支持中國完全的融入並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第三，美國雖尋求與中國對話及交往來處理彼此的歧見，但在有必要採取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利益時，美國也會絲毫不遲疑的這麼做。
現在我向各位簡述一下這三項要素:
首先，鼓勵中國成為穩定繁榮的國家有什麼好處，這只要考量反其道而行會引發的危險後果，就最清楚。歷史證明，當中國孤立時即會對中國人民、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地，帶來有害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自一九七０年代末開始進行的改革已帶來極大的好處。當中國愈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它就會變得愈安全。而更安全的中國也就有可能對改革更開放，並且成為一個好鄰居。
例如美國參與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促成雙方商務關係擴展，美國出口至中國的商品也在過去五年間隨之倍增。中美間的法治交流也有助於中國的法律改革，它能強化政府的責任感，增加美商公司做生意時的便利。
美國對中國策略的第二要素，是促使中國成為不僅遵守國際法則，並積極負責的參與制定國際規約的國家。在中國因這類參與而受益時，它也必須承擔相對的義務。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全面參與，對我們未來因應下一世紀全球及地區性的挑戰是非常必要的。
抗拒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這一項議題，最能夠彰顯爭取中國深入參與國際社會所能帶來的利益。十幾年前，中國置身於世界主要禁止核武擴散規範之外。今天，中國是國際原子委員會的一員，也是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及化學武器公約的簽約國－－這種戲劇性的轉變是我們努力交往的結果。美國及中國已共同合作完成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續約，促成對彈道飛彈出口管制及北韓核武計劃的終止。藉著中國的協助，我們希望能在今年九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完成全面禁止核試條約的簽訂。
我們與中國仍然面對嚴重的核武擴散挑戰。然對已完成的階段工作，其意義應加以肯定。
中國能順利的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也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也是美國強烈支持中國依據商業上可被接受的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因。美中雙方已合作擬出具體的措施，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促使中國依據世貿組織規範進行貿易活動。
中國全面加入地區安全與經濟合作的新架構，也符合我們兩國的利益。中國成為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是一個重要例子。此舉鼓勵中國在去年發表聲明，表示將依據國際法解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此外，中國加入亞太經合會後也降低其關稅，作為邁向在二O二O年之前達成此一地區開放與公平貿易的頭期款。
但是融入過程並未完成，仍有重大歧見存在。為處理這些歧見，我們尋求交往。為使交往獲得成果，我們必須準備採取必要行動保護我們的利益，此即我方立場的第三項要素，在出現歧見的領域，我們將坦誠而有力的強調我方的觀點與利益，所有可行的方式也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下。
例如我們執行美國法律的意願，是促成我們在上週與中國就禁止核武擴散，及與核武相關的出口達成共識的重要關鍵。繼上個月我與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的密集討論後，中國已公開承諾不再為無規範的核子設施提供協助。中國也同意就出口管制政策及相關議題進行重要諮商。同時，我們也嚴重關切中國與伊朗的核武及軍事合作，我們將繼續向中國的領導人就此議題施壓。
我們也向中國強調全面執行智財權保護協定的重要性，該協定於一九九五年二月達成。光碟、錄影帶及電腦軟體的盜版十分猖獗，造成美國公司數以億計的損失。柯林頓總統已經宣佈：中國政府若不採取盜版遏阻行動，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行貿易制裁。
我們不想和中國開啟一場貿易戰爭，那對大家都無好處。本週所公佈的制裁清單不應被視為整個過程的結束－－而應是邁向成功結果的一個步驟。如同其他國家一般，中國必須履行其協定並擔負其身為主要貿易國的責任。勿庸置疑地，我們將保護我們的利益。
貿易與投資有助於使中國更為開放。但我們不會光憑經濟日益發展的有利影響來促成人權方面的進步。最近中國的經濟與法律改革，多少降低了中國政府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干預。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依然存在，包括逮捕那些溫和表達自己意見的人、限制宗教自由、與對西藏的鎮壓行動。
中國以及世界的人權改善與美國民眾有很深且必要的利害關係。我們會繼續為中國境內爭取舉世公認權利的人仗義執言，一如上個月我們與歐洲聯盟一起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的作為。我們會繼續與中國合作加強其司法制度。我們明白中國的改變需要時日，而中國近代史上壓迫人民最甚的時代，都出現在它孤立之時。這是我們何以要採來往政策的原因。
我們贊同延續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這個立場應由我們政策中的三個要素來看。有關最惠國的辯論不應是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或是對我們是否贊同中國領導階層政策的一種全民公投。其關鍵在於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是否最能促進美國的利益。總統和我認為其答案應是十分的肯定，這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美國歷任總統一致的結論。
取消最惠國待遇或設下條件限制，對中國大陸的人權並無裨益，卻會妨害我們的經濟，危及二十萬以上美國人的工作。它會影響香港，因此香港立法局領袖李柱銘與港督彭定康都贊同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它會傷及台灣，其經濟極度依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商務關係及美中貿易。它會妨害我們與中國在北韓等地區安全問題上，還有其他共同的重要利益方面的合作，包括由防止武器擴散到全球環境問題。它也會削弱我們對這整個地區的影響力，當地仍企求美國為一股維持穩定與安全的力量。
今天我討論的問題僅部份反映美中關係之廣。我們的議題千頭萬緒而且都十分艱鉅。
由於牽涉到的利益極廣，以及中國與我們未來的安全與福祉息息相關，我們相信現在是兩國之間建立一種兩國比較固定對話的時候。在兩國首都定期舉行內閣級的會商，有助於坦誠的交換意見，提供更有效的處理特定問題的方式，並讓我們在彼此整體關係的全面性策略架構下面對個別的問題。
我也認為兩國的兩位元首應該定期舉行高峰會。我準備今年七月在雅加達與錢副總理會晤時討論這些構想。
在美國，我們也面對著一項當務之急。如果我們要延續在一九七二年歷史性的與中國開展關係後所獲得的種種進展，就必須重新凝聚從那時以來引導我們的兩黨共識。美國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如此，盟邦與友邦也期待我們這麼做。我們必須繼續獲得美國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迎戰眼前艱鉅的挑戰。
謝謝各位。
毫無疑問，美中關係攸關著我們極大的利益，中國的前途對亞太和全球安全與繁榮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身為國務卿，對發展有利於美國、中國和盟國友邦的中美關係，深感責任重大。
為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強烈支持正逐漸成為世界領袖之一的中國發展為安全、開放和成功的國家。中國在下一世紀將扮演重要且建設性的角色，我們對此表示歡迎。美國與中國有許多共同的利益，唯有兩國開誠佈公且正面積極的交往，才有助於這些利益。假如我們促進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中國會發展成為國際社會中強大而負責的一員，如此可促進我們雙方的利益。
值此中國發生驚人變化並處於過渡時期，我對處理雙方關係的難處不存有任何幻想。在某些重要的問題上，我們有很深的歧見。我們的著重點必須是長期性的，並且我們必須透過交往而非對抗來尋求解決我們之間的歧見。我們會盡本分去做，不過中國也必須負起它的責任。在美國國內，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自天安門事件以後破損的共識，那個與中國維持了近廿五年建設性交往的共識，一種非常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共識。
我有幸目睹許多不尋常的變化，這些變化使美國成為一個太平洋強國。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我是一個年輕的美國海軍軍官，駐守在東京灣。一九六０年代，我是負責與日本諮商的貿易談判代表，我看到該國戲劇性興起的開端。一九七０年代擔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我曾協助完成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目前我以美國國務卿的身分，隨同柯林頓總統一起聯合亞太區域的領袖們，共同支持一項有偉大前景的經濟成長與整合計畫。
這個前景可追溯到近兩個世紀前。從中國的快船載運商人與傳教士時起，到海軍上將尼米茲的艦隊，美國在太平洋一直有持續的利益。過去半世紀裡，我們的駐軍以及慷慨的資助已促進該區的穩定，也給亞洲國家建立繁榮經濟及堅強民主制度的機會。
柯林頓總統深知，亞洲對美國的利益現在是空前的重要。最近三年，我們對亞洲執行的廣泛策略，已為所有美國民眾帶來具體的利益。今天美國人的安全比過去更穩固，因為我們已振奮在亞洲的核心盟約，在過去五十年裡美國曾打過三場大戰的亞洲，也駐有十萬名美軍。我們也比以前更繁榮，因為我們已在世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各經濟體打開了市場。自一九九O年以來我們跟亞洲的貿易幾乎成長了一倍。我們的前途也將更加光明，因為我們正跟過去的敵人合作一同建立太平洋兩岸的新關係。
中國的演進在亞太地區未來的前途上將扮演主要角色。從北韓到南沙群島，中國有能力成為亞洲在穩定與衝突之間的平衡樞紐。其蓬勃的經濟對亞洲持續的繁榮是個關鍵，對我們經濟的影響也日漸增加。在對抗核武擴散、防止人口走私以及防止全球環境破壞等方面，中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合作對象。
中國人民在建立巿場經濟和活力充沛的社會方面成就驚人。在大約廿年裡，中共的經濟生產增加達三倍，這不論用什麼標準看都是非凡的成就。中國千千萬萬的消費者現在早已超越「四要件」－－自行車、收音機、手錶和縫衣機－－的水準，不少人更進而擁有行動電話和個人電腦。近十年來最革命性的口號是鄧小平對追求財富是好事的這個指示。共黨宣傳幹部和人民日報現在須與電台叩應節目、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競爭，以便爭取大眾的注意力。
但這些變化也產生了史學家史景遷所謂的「外人只能揣測的內部壓力」。收入增加和社會控制放寬使人民的期待升高。經濟進步改善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但也造成更多人生活低於水平。農民大量湧入城市找尋工作機會，「盲流」人數上億。人口成長和污染，使中國的天然資源枯竭。
中國領導人在政治轉型期間面臨這些複雜的挑戰。他們眼見全球共產主義瓦解，鄧小平時代即將結束，便轉而號召民族主義以團結全國，並做為他們繼續當權的合理化基礎。這又造成疑懼，深怕民族主義日盛的中國可能運用其與日俱增的實力與影響力，危及亞太鄰國的安全及繁榮。
這些變化為美中在廣泛的共同利益上攜手合作，打開重要的新契機，如防止核武擴散、朝鮮半島和平和打擊毒品走私交易等。但中國的變化也造成雙方關係極度緊張。在中國鎮壓天安門民運之後，有些美國人把中國日益壯大，以及雙方在貿易和人權問題上的歧見，當做是中國對美國利益構成重要威脅的證據。有些中國人則加以反駁，指美國雖提出公開保證，實際上卻想要圍堵和削弱中國。
雙方的觀點都有根本上的瑕疵。我們拒絕主張圍堵或孤立中國的意見，這種做法只會傷害而不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醜化中國跟美化中國同樣都會造成危險的錯誤。美國對華政策最成功的關鍵，在於我們認知中國極具複雜性，承認變革需要耐心和毅力，以及在伸張我方價值觀和利益的同時也尊重中國的主權。
自一九七二年起，表現於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間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一直是深化兩國交往的基礎。這個政策對美、中、台乃至整個地區都有益。它有助於維持台海兩岸的和平，在其保護傘下，台灣的民主和繁榮得以蓬勃。
美國堅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之間的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個月前的中國軍事演習升高台海緊張之際，我們曾極度關切。我們派遣海軍部隊前往該地區，旨在避免任何危險的錯誤估計。我們對雙方現已採取步驟降低緊張感到鼓舞。
下週一是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就職日，在此前夕正是省思「一個中國」政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長期價值，以及我們共同的利益和維護此一政策的責任的時刻。今天我要在此，將近幾週來我們私下對北京和台北領導人所說的話，公開告訴各位。
對北京領導階層，我們重申一貫的立場，即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關係應由雙方直接解決。但我們也強調，我們在該地區的持續和平與安定上有重大利益，且我們「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循以和平方式解決台北和北京之間的問題。
對台灣領導階層，我們重申對穩健的非官方關係的承諾，包括依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維持充分自衛能力。我們強調，台灣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已繁榮茁壯。我們也明白表示我方的觀點，即台灣在尋求國際角色時，應以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的方式追求此一目標。
我們向中、台雙方強調，不要採取何挑釁行動或片面措施來改變現狀，或威脅到和平解決懸而未決問題。這一點十分重要。此外，我們也強烈敦促台海雙方恢復去年夏天所中斷的對話。
對於確定香港能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順利成功轉移一事，美國也有重要的利益。美國支持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宣言以及其「一國兩制」的架構。北京承諾要繼續保持香港的開放經濟、民主政府、獨特法律體系與公民自由，這對香港還有中國未來的繁榮都至為重要。
依據美國素來遵循的「一個中國」政策，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方向建立在三項指導方針上：第一就是我在剛開始時提過的，美國認為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安全、開放而成功的國家，極為符合美國的利益。其次，我們支持中國完全的融入並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第三，美國雖尋求與中國對話及交往來處理彼此的歧見，但在有必要採取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利益時，美國也會絲毫不遲疑的這麼做。
現在我向各位簡述一下這三項要素:
首先，鼓勵中國成為穩定繁榮的國家有什麼好處，這只要考量反其道而行會引發的危險後果，就最清楚。歷史證明，當中國孤立時即會對中國人民、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各地，帶來有害的甚至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自一九七０年代末開始進行的改革已帶來極大的好處。當中國愈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它就會變得愈安全。而更安全的中國也就有可能對改革更開放，並且成為一個好鄰居。
例如美國參與中國內部的經濟發展，促成雙方商務關係擴展，美國出口至中國的商品也在過去五年間隨之倍增。中美間的法治交流也有助於中國的法律改革，它能強化政府的責任感，增加美商公司做生意時的便利。
美國對中國策略的第二要素，是促使中國成為不僅遵守國際法則，並積極負責的參與制定國際規約的國家。在中國因這類參與而受益時，它也必須承擔相對的義務。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全面參與，對我們未來因應下一世紀全球及地區性的挑戰是非常必要的。
抗拒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這一項議題，最能夠彰顯爭取中國深入參與國際社會所能帶來的利益。十幾年前，中國置身於世界主要禁止核武擴散規範之外。今天，中國是國際原子委員會的一員，也是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及化學武器公約的簽約國－－這種戲劇性的轉變是我們努力交往的結果。美國及中國已共同合作完成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續約，促成對彈道飛彈出口管制及北韓核武計劃的終止。藉著中國的協助，我們希望能在今年九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完成全面禁止核試條約的簽訂。
我們與中國仍然面對嚴重的核武擴散挑戰。然對已完成的階段工作，其意義應加以肯定。
中國能順利的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也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也是美國強烈支持中國依據商業上可被接受的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因。美中雙方已合作擬出具體的措施，使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促使中國依據世貿組織規範進行貿易活動。
中國全面加入地區安全與經濟合作的新架構，也符合我們兩國的利益。中國成為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是一個重要例子。此舉鼓勵中國在去年發表聲明，表示將依據國際法解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此外，中國加入亞太經合會後也降低其關稅，作為邁向在二O二O年之前達成此一地區開放與公平貿易的頭期款。
但是融入過程並未完成，仍有重大歧見存在。為處理這些歧見，我們尋求交往。為使交往獲得成果，我們必須準備採取必要行動保護我們的利益，此即我方立場的第三項要素，在出現歧見的領域，我們將坦誠而有力的強調我方的觀點與利益，所有可行的方式也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下。
例如我們執行美國法律的意願，是促成我們在上週與中國就禁止核武擴散，及與核武相關的出口達成共識的重要關鍵。繼上個月我與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的密集討論後，中國已公開承諾不再為無規範的核子設施提供協助。中國也同意就出口管制政策及相關議題進行重要諮商。同時，我們也嚴重關切中國與伊朗的核武及軍事合作，我們將繼續向中國的領導人就此議題施壓。
我們也向中國強調全面執行智財權保護協定的重要性，該協定於一九九五年二月達成。光碟、錄影帶及電腦軟體的盜版十分猖獗，造成美國公司數以億計的損失。柯林頓總統已經宣佈：中國政府若不採取盜版遏阻行動，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行貿易制裁。
我們不想和中國開啟一場貿易戰爭，那對大家都無好處。本週所公佈的制裁清單不應被視為整個過程的結束－－而應是邁向成功結果的一個步驟。如同其他國家一般，中國必須履行其協定並擔負其身為主要貿易國的責任。勿庸置疑地，我們將保護我們的利益。
貿易與投資有助於使中國更為開放。但我們不會光憑經濟日益發展的有利影響來促成人權方面的進步。最近中國的經濟與法律改革，多少降低了中國政府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干預。但是嚴重的人權問題依然存在，包括逮捕那些溫和表達自己意見的人、限制宗教自由、與對西藏的鎮壓行動。
中國以及世界的人權改善與美國民眾有很深且必要的利害關係。我們會繼續為中國境內爭取舉世公認權利的人仗義執言，一如上個月我們與歐洲聯盟一起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的作為。我們會繼續與中國合作加強其司法制度。我們明白中國的改變需要時日，而中國近代史上壓迫人民最甚的時代，都出現在它孤立之時。這是我們何以要採來往政策的原因。
我們贊同延續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這個立場應由我們政策中的三個要素來看。有關最惠國的辯論不應是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或是對我們是否贊同中國領導階層政策的一種全民公投。其關鍵在於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是否最能促進美國的利益。總統和我認為其答案應是十分的肯定，這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美國歷任總統一致的結論。
取消最惠國待遇或設下條件限制，對中國大陸的人權並無裨益，卻會妨害我們的經濟，危及二十萬以上美國人的工作。它會影響香港，因此香港立法局領袖李柱銘與港督彭定康都贊同無條件延續最惠國待遇。它會傷及台灣，其經濟極度依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商務關係及美中貿易。它會妨害我們與中國在北韓等地區安全問題上，還有其他共同的重要利益方面的合作，包括由防止武器擴散到全球環境問題。它也會削弱我們對這整個地區的影響力，當地仍企求美國為一股維持穩定與安全的力量。
今天我討論的問題僅部份反映美中關係之廣。我們的議題千頭萬緒而且都十分艱鉅。
由於牽涉到的利益極廣，以及中國與我們未來的安全與福祉息息相關，我們相信現在是兩國之間建立一種兩國比較固定對話的時候。在兩國首都定期舉行內閣級的會商，有助於坦誠的交換意見，提供更有效的處理特定問題的方式，並讓我們在彼此整體關係的全面性策略架構下面對個別的問題。
我也認為兩國的兩位元首應該定期舉行高峰會。我準備今年七月在雅加達與錢副總理會晤時討論這些構想。
在美國，我們也面對著一項當務之急。如果我們要延續在一九七二年歷史性的與中國開展關係後所獲得的種種進展，就必須重新凝聚從那時以來引導我們的兩黨共識。美國的利益要求我們必須如此，盟邦與友邦也期待我們這麼做。我們必須繼續獲得美國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迎戰眼前艱鉅的挑戰。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