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往何處去？ ── 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
今年早些時候，我有幸結識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先生。他幾十年來始終擔任中國領導人的顧問。我們在北京和華盛頓兩地就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美中關係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很高興能認識這麼一位有識之士。他任職中央黨校，在中國經歷巨變的時刻影響了很多官員的觀念。
這個月，鄭先生在胡錦濤主席來美訪問前，在《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發表頭版文章，題為《中國的和平崛起》。今晚，我想談談我的想法，使大家對美中對話的現狀有些瞭解。
大約27年前，中國領導人認真分析了國家的狀況，對當時的情況感到不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國家十分貧窮，同時也有意與世界經濟隔離，幾乎對所有的國際機制持反對態度。據鄭先生說，中國領導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改弦易轍，決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國兩黨的七位總統注意到已出現的戰略轉移，努力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其中的正式成員。自1978年以來，美國還鼓勵中國經由市場改革實現經濟發展。
我們的政策極為成功：巨龍出水，融入世界。今天，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從關於臭氧層損耗的協議到核武器條約，中國都是一名參與者。
中國經歷了經濟的飛速成長。無論在商品市場、服裝市場、電腦市場還是資本市場，人們每天都感受到中國的存在。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在成長，中國將影響未來的世界。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遠一些，不僅僅考慮為中國加入國際體系打開大門的問題：我們需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
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如此，中國就有可能實現鄭先生闡明的目標：「走新興大國從未走過的道路」。
國務卿賴斯說過，美國歡迎一個自信、和平和繁榮的中國，瞭解本身的成長和發展取決於與世界各國建立建設性的關係。我們確實希望與中國加強合作，希望中國不僅能適應過去一個世紀來逐步形成的國際規則，也能與我們和其他國家共同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今後與我們共同發展國際體系，看來更有利於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如果美國要求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的理由還不夠明確的話，可以考慮一下其他選項。請想像一下我們在今後年代面臨的各種全球性挑戰──利用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和極端分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貧困、疾病──然後回答這個問題：美國與中國進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種情況能使這些問題更容易得到解決，或更難得到解決？
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裏，我們的政策是隔離蘇聯，其內部矛盾導致了內耗。近30年來，我們的政策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來。其結果是，今天的中國絕非1940年代後期的蘇聯可比：
- 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
- 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後搏鬥。
- 中國雖然有時採行重商主義，但並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
- 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自己的前途取決於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事實上情況正相反：中國領導人認定，他們的成功依賴於與當代世界聯成一氣。
如果說與冷戰時期相比不太合適，遠在19世紀歐洲出現的均勢政治也不適用。21世紀的全球經濟聯繫十分緊密。我們如此密切相關，已經無法與中國保持距離並希望以此為代價維護亞洲的其他大國。其他國家也不可能與中國保持距離，不能再根據陳舊的宮廷外交模式建交和斷交。美國尋求與所有對和平與安全不構成威脅的國家發展建設性關係。
因此，如果過去的模式不再適用，我們應該如何看待21世紀初的中國呢？
雙方的觀念仍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高級官員面臨的頭等大事，是使仍然面臨內部巨大挑戰的中國得到發展和實現現代化。中國領導人一方面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認為國家存在種種薄弱環節，農村地區生活貧窮，同時面臨政治社會變革的挑戰。近9億人口居住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中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份是勉強度日的農民，有2億中國人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在中國，經濟成長被認為是必須解決的國內問題，不是對美國提出挑戰。
因此，中國顯然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努力解決國內問題。當然，中國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觀點和利益能得到理解。但中國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
然而，很多美國人擔心中國這條龍變成火龍。人們對中國存在著強烈的擔憂。
上世紀90年代，美國企業界視中國為充滿機會的寶地，如今對中國的評價則眾說紛紜。小公司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猖狂的盜版和仿冒活動、操縱貨幣等。即使是過去大力支持經濟交往的美國較大企業，如今也擔心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對受控的市場指手劃腳，而不是開放市場競爭。美國工人則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與之競爭。
中國需要認識到，別的國家會如何看待中國採取的行動。中國與那些有問題的國家發生牽連，輕者是顯示出不瞭解會產生什麼後果，重者可能引起更嚴重的問題。中國的行動，連同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可能造成風險。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避險準備，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
例如，中國軍事現代化快速發展，實力增強，使人們對這種擴充軍備的目的以及中國缺乏透明度產生質疑。美國國防部最近就中國的軍事態勢發佈報告，這個報告不具對立性質，儘管中國的反應有這樣的情緒。美國的報告中記錄了事實，包括我們對中國軍事情況的瞭解，還分析了幾種可能出現的其他情況。中國若想緩和這些憂慮，就應公開說明其國防支出、意圖、原則和軍事演習的情況。
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也決定了人們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加入開放的、有規可循的國際經濟體系，從中獲益匪淺，而美國市場對中國的發展策略尤為重要。很多人從美中貿易中獲益，其中包括千百萬美國農民和工人，他們製造的產品、零組件和資本商品正在中國大受歡迎。
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當然包括歐盟各國和日本在內──願意接受高達1,620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逆差，這是造成國際收支經常帳逆差高達6,650億美元的一個因素。中國以及向中國出售商品的國家，不可認為他們能夠理所當然地進入美國市場。來自保護主義者的壓力越來越大。
中國已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開放，但重商主義的跡象日漸明顯，某些政策試圖指導市場而不是開放市場。中國若不加強合作，並以利益相關的參與方，在國際經濟問題上分擔責任，美國就無法維持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也無法保證美國國內對這個體系的支持。
例如，一個負責任的全球事務主要參與者，不應當容忍盜取知識財產權及仿冒偽造活動肆虐，這兩者都給美國知識經濟造成了致命打擊。我們歡迎中國有關打擊肆無忌憚從事這類活動的犯罪分子的承諾，其中包括胡主席上周在紐約剛剛發表的聲明，但效果還不明顯。對於美國擁有強大競爭力的市場，如服務業、農業和某些製造業，中國必須全面履行承諾。此外，儘管中國的匯率政策過去有助於保持穩定，但現在已時過境遷。中國今年的國際收支經常帳順差可能達到近1,500億美元，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表明中國最近進行的政策調整只是初步的行動。為透過市場調節不平衡狀況，還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和美國一樣，達成開放市場並擴大全球成長的世貿組織多哈協議，也符合中國的重大利益。
中國經濟成長促進了對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國為此採取行動，似乎希望在某種程度上「一舉鎖定」世界各地的能源供給。這不是實現能源安全的明智方式。此外，採取重商主義的策略可導致中國與某些政權結成夥伴關係，使中國的名譽受損，同時也會促使其他人對中國的意圖產生質疑。相形之下，採取依靠市場的策略有助於緩和動盪和不穩定的狀態，減少囤積居奇的現象。中國應與美國和他國共同發展能源多樣化，包括利用潔淨煤技術、核能、可再生能源、氫能和生化燃料。我們新建立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夥伴關係」(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以及美國能源部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進行的雙邊對話，為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機制。我們還應當促進在世界各地更多地區開發油氣生產。我們可以努力保護和節省能源，包括為中國製造的用具制定標準。透過國際能源組織，我們能夠加強戰略儲備的建立和管理。我們還在保障各產油國運輸路線通暢和安全方面擁有共同利益。
所有的國家都為促進國家利益進行外交。而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其目標更遠大：他們認識到國際體系維繫著他們的和平繁榮，因此努力維護這個體系。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國擁有很多機會，能夠成為負責任的一員。
北韓問題是一個最重大的機會。自2003年六方會談開始以來，中國作為會談的東道國發揮了建設性作用。我們於本周就原則問題達成《共同聲明》，一致同意「以可核查的方式和平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但艱巨的執行工作還有待完成，中國應和我們共同要求協議得到有效、全面的執行。
此外，北韓問題不僅僅是危險武器擴散的問題。北韓若不進行廣泛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必將危及自身及其他國家。現在必須超越半世紀前簽署的朝鮮半島停火協定，建立以地區安全與發展為基礎的真正的和平。一個沒有核武器的朝鮮半島將為實現這一前景打開大門。30多年前，美國結束了在越南的戰爭。今天，越南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以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相比之下，停火協議滄桑50年，北韓卻遠遠落在後面。
與我們共同制止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運載這些武器的飛彈，也符合北京的重大利益。危險武器的擴散將破壞中國發展所需的良好安全環境和健全的國際經濟狀況。
中國對伊朗核計劃問題採取的行動，將反映中國對不擴散問題承諾的嚴肅程度。我們歡迎中國以新實行的敏感技術出口管制措施，嚴格規範自己的行為，同時我們還需要看到違規者受到嚴厲的法律懲處。
中國和美國可進一步共同努力，為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鬥爭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公民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發生的恐怖襲擊中遇難。中國能為摧毀全球恐怖主義的供給管道提供幫助。我們在聯合國的合作以及共同查封恐怖份子在中國銀行系統內的帳戶，已成為一個良好開端，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合作。
中國已承諾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別提供1.5億美元和2,500萬美元援助。我們歡迎上述承諾，並期待得到全面執行。經由繼續做出承諾，中國將與這兩個國家建立更牢固的關係。其他國家正以大量減免債務支援新組成的伊拉克政府，使伊拉克拖欠中國國有企業的70億美元債務成為關注的焦點。
我在喀土穆晨跑時，曾見到中國人練太極拳。我猜想這些人在蘇丹從事石油工作。但中國不應當只從蘇丹獲取石油，還應該為解決蘇丹的人道危機承擔一些責任。中國可以與美國、聯合國等方面共同支持非洲聯盟的維和行動，為達爾富爾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還可以促進蘇丹衝突的解決。
在亞洲，中國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國尊重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也承認多邊外交在亞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國為尋求具有支配性的強權地位進行活動，將引發日益增長的關注。為此，我們必須與東協、日本、澳大利亞及其他方面合作，透過東協區域論壇和亞太經合組織論壇，保障該地區的安全與繁榮。
中國在臺灣問題上何去何從也將發出重要的信號。我們已明確表示，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依然基於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中國和平解決與臺灣的分歧十分重要。
美國、日本和中國需要在地區性和全球問題上進行有效的合作。鑒於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我理解與日本存在的歷史問題具有敏感性。但是正如我向中國有關方面所表示的，我注意到中國講述的歷史也有相當大的偏差。我在1931年「滿洲里事件」遺址參觀「九一八」紀念館時發現，歷史年表從1941年跳至1945年8月蘇聯對日作戰，省略了美國從1941年至1945年參與太平洋戰場的歷史！ 或許，我們不妨由史學家進行三方對話，從而開始消除一些誤解。
毫無疑問，我們中間存在著許多共同利益，也展示了眾多合作機會。有人說，美國堅持民主將排斥與中國長期合作。我想談談為什麼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自由是美國的核心觀念…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堅持布希總統所說的人類尊嚴的不可剝奪的需要。從25年前我曾住過香港以來，我看見亞洲人民一直努力要求更多的民主，也建立了更多的民主政體。胡主席和溫總理的確也談到中國加強法治和發展民主機制的重要性。
我們並不想通過促進自由削弱中國。相反的，布希總統強調， 911的悲劇告誡人們，缺乏自由、不健全的社會可滋生致命的痼疾。布希總統在第二總統任期的就職演講中指出，民主機制必須反映多元化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布希總統說：「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其他人發出自己的聲音，為自己爭取自由，走出自己的路。」
生為中國人並不意味著與民主相抵觸──不妨看看活躍的臺灣政壇。日本和韓國已成功地將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原則融為一體。
政治封閉不能永遠成為中國社會的特色。這種狀態完全不可能一成不變──隨著經濟繼續成長，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國人會希望對自己的未來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增強：
- 中國有統一的工會組織，但出現一波波工潮。
- 昔日通過農民運動掌握政權的政黨，如今面臨著來自農村的激烈抗爭，反腐敗的要求尤其強烈。
- 政府擁有大規模警察力量，但無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成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
中國需要和平的政治過渡，使政府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問責。村級和基層選舉是一個開端。 這些選舉有可能擴大，下一步或許可擴大到縣和省級。中國需要改革司法體系。中國應該公開政務流程，讓公民社會參與，不再騷擾針砭時弊的新聞記者。中國還應該擴大宗教自由，使書面上的權利保障成為現實。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中國和美國，鄭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觀點將引起熱烈的辯論。全世界將期待看到實際行動。
今晚，我提出美國應採取對應策略，調整我們30年來促進融合的政策，以支持採取建設性的行動：我們現在必須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作為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中國不僅僅是一名成員，而且應該與我們共同努力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系。
利益相關者的合作並不意味著沒有分歧──我們會有需要處理的分歧。然而，處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認，有關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維護這個體系符合各方的利益。
為了使美中關係實現這個轉變，本屆美國政府以及未來的美國政府必須為得到國內支持打下基礎。這尤其是我今晚出席會議的原因。諸位可以聽到完全從恐懼心理出發的對中國的描述。然而，如果我們視未來為機會，不會對未來出現什麼憂心忡忡，美國就能成功。現在，為了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各位向中國人民和我國同胞發出強烈呼籲。
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訪問北京時，雙方共同反對的事決定了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如今，我們有機會使雙方都贊成的問題決定我們的關係。
我們與中國有著許多共同利益。但是，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關係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上的關係才能根深葉茂，常青不衰。即使在我們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國而努力之際，我們也能與今日崛起的中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