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

（本文原刊載於十月十六日華爾街日報言論版）

自從九月十一日後，我們的全付力量都用於組成國際聯盟，根除與懲罰應為那恐怖的日子負責者。然而我們必須確保更廣泛的外交政策議題，不致被恐怖份子所劫持。對抗國際恐怖主義固然是我們的優先要務，但絕不可以是我們唯一的當務之急。

在其他的要務中，沒有比促進國際貿易更重要的。當國會開始辯論是否賦予布希總統貿易促進授權，即過去所稱的「快速」授權之際，我想說明為什麼這是我們外交工具重要的一環。

美國的繁榮仰賴貿易。過去十年來出口佔我們經濟成長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目前有大約一千兩百萬個高薪工作，也靠出口支撐。美國三分之一的農業生產銷往國外。十多年來，進口則提供美國民眾物美價廉的產品，這對低收入家庭尤其有助益。增加貿易對我們設法恢復經濟成長十分重要。

但是貿易的作用不止於這些對美國經濟直接的好處。因為貿易可以促成建立安全的國際環境，美國人在這種環境中得以繁榮發展。

首先，國際貿易創造財富。有研究顯示，實行開放貿易制度的開發中國家，貧窮人口顯著減少。我們從歷史上可以找到證據。只要比較南韓人民相對富裕，北韓人民挨餓受凍，就看得出來。

所得提高以後壽命就會延長，識字率提高，病痛減少，工作條件改善，環境潔淨，社會也會更加穩定和平。相反的，經濟孤立會加速貧窮、疾病、惡劣工作條件、環境破壞，及導致人民對政治體制喪失信心的絕望感。

其次，國際貿易能夠支持個人自由。市場需要政府制訂實際可行的規範，然後放手讓千千萬萬的個人自己做決定，這種基本的經濟自由則可成為消除其他生活領域限制的利器。

在中國我們已經看到分權式經濟決策對個人自由的影響。中國雖然在人權上還差得遠，但是市場的動能已使人民做日常決定的自由度，達到過去五十年裡聞所未聞的地步。

第三，國際貿易促進國際責任。凡是參與多邊貿易協定對其有利的國家，應有充分理由不採取威脅此協定或損及它在協定中地位的行動。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保障下，墨西哥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日益密切，這個關係協助墨西哥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其經濟政策現代化，它所採取的改革措施也促成了政治制度的開放。

一個強而有力的全球貿易體系需要美國的領導。那是上一世紀明白的教訓。請以兩次大戰之間的貧困年代，當時美國因自世界退卻，造成經濟不景氣惡化為經濟大恐慌，來比較二次大戰後長達半個世紀的前所未有的繁榮，這段期間在美國的經濟領導下，建立了布萊頓森林會議的相關國際體制。

若要美國繼續帶領今日世界走向安全與進一步的繁榮，我們就需要貿易促進授權。有了這項授權，我們便可主導談判，進而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或是新一回合的世界貿易組織談判。若無此授權，我們就只能在一邊旁觀。

貿易促進授權不僅是一項工具，也與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是一種合作關係。依據這項快速授權，國會可以在談判展開前設訂特定目標，然後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提供意見。總統已承諾與國會建立諮詢程序，以確使我們的談判策略反映民意代表的觀點。如果在程序結束時，國會認為某個貿易協定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仍然可以投票否決。

簡言之，貿易促進授權代表明智的行使，國會管理對外商務關係的憲法權力。這正是國會當年對貿易促進授權的前身快速授權，授予及延長總共二十年，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屆滿的原因。

美國在歡迎其價值觀的世界中可蓬勃發展。而有利於美國價值觀興盛蓬勃的，則是一個有活絡的國際貿易體系，可強化民主、成長及思想自由流通的世界。國務院的使命是助這些趨勢一臂之力，運用它們來促進美國在世界上的利益。這是具挑戰性的工作。我們需要所有能夠掌握的工具。我們需要，即美國需要，這貿易促進授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