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亞太區域安全的角色
國策研究院田院長，各位國際貴賓，各位女士，先生:
再過最後的這幾天我們即將過完今年，我不知道全球各地還有多少人在開像我們這種回顧、前瞻，預測下世紀，甚至未來一千年的會議。然而，我以為沒有其他的會議像我們這個會的主題，即亞太地區的安全，將對這麼多人將來的和平、繁榮與安定有如此大的影響。
即使這個世紀把大家的距離縮短了，可是也擴大了我們對世界各地區定位的觀念。現在我們了解，所謂的「亞太」地區不再只是西方人過去所說的「東方」或是「遠東」，而是涵蓋居住在太平洋兩岸及當中的人。
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並不限於討論即將結束的世紀，或是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我承認我想從較容易的方面來著手，只簡短的談談一九九九年我們所面對的議題與活動。
就算是簡短的報告也得包含好幾項事件，如北約在五月誤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後，中國的激烈反應。我當然記得很清楚，學生們對著我上海辦公室的窗戶丟石頭。
接著在七月，李總統就兩岸接觸的模式，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大家期盼已久的美中世貿組織協議在十一月達成；還有有人稱為「西雅圖之戰」的世貿組織會議，在十二月初召開。
所有這些事件和議題，都與台北－華盛頓－北京三方關係有直接或間接關連。這些事件的多樣性，涵蓋了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關係，正是說明世紀末世事有多麼錯綜複雜最好的一個例子。
今天我的題目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我想先從大區域的觀點說明我們的承諾。
我用「承諾」這兩個字是絲毫不打折扣。美國承諾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美國的存在、積極參與、及明智的使用我們的資源，包括軍事、外交、金融、文化資源在內，將有助於增進這個我們共有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對這個地區的參與有許多不同的形式。首先，我就從最明顯的十萬先進駐軍說起。其中有一部分駐紮在日本與韓國，有些在亞太地區輪流駐防。在和平時期這種水準的軍事部署，可以形成一種既可維持和平又可遏阻進一步衝突的戰略環境。
美國在此地區的軍事部署讓我們有能力預防問題，掌控潛在的威脅，並鼓勵用和平方式解決紛爭。這也給我們與亞洲軍事同伴協商及合作的管道。提供我們有效的途徑，對本地區建設性政治、經濟與軍事發展做出貢獻。同時也提供美國貿易、投資，以及社會、文化和教育交流，一個安全可靠的環境。
基於我們全面參與東亞地區事務，我們的區域安全政策必須考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美國在廣泛的議題上與中國接觸，包括安全議題在內，是非常符合台灣、美國與其他亞太地區成員的利益。
一如台灣的對等機構一般，美國軍方與情治單位嚴密注意著中國的軍力發展。我們深知中國正努力提升其軍力，也了解台灣對本身成為中國提升軍力的標的之一，也非常關切。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在台灣對岸增加部署短程彈道飛彈。這種發展在我們有關與中國及台灣互動的決策上，當然具有分量。
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承諾的一個重要部份是，我們協助台灣建立並維持其防禦能力的角色。這項義務美國法律有明文規定，見於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第三節。該法規定美國應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
台灣關係法也明定，應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抗拒任何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以至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其社會、經濟體制。
該法規定「要讓台灣能取得維持足夠防禦能力所必要的防禦性物件與防禦性服務」。並進一步指示總統與國會，根據他們對台灣需求的判斷，遵照法定程序，來決定這些物件與服務的種類與數量。在實際運作時，判斷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台灣提出的要求，美國的政策與利益，及該地區當時的情況。
這些義務執行的情況如何？最明顯的成果是，目前台灣軍方使用或訂購的美製防禦性裝備，種類項目繁多。就空防能力而言，美製裝備包括E-2T空中預警機；勝利女神、鷹式、及榭樹地面防空飛彈；改良型防空飛彈，即愛國者飛彈的改良系統；與一百五十架F-16戰機。台灣已擁有諾克斯級巡防艦，可進行反潛戰和保護海岸線交通，又有M-60A3戰車與武裝直昇機，可對抗水陸兩棲的侵略。
我們也供應台灣配備有SM-1標準防空飛彈的派里級（成功級）巡防艦，以保衛海岸線交通。台灣已購買空中及艦上發射的魚叉反艦飛彈。
台灣陸軍最近接獲的裝備之一，是IMSE戰術區域通訊系統。軍方在九二一大地震時，使用這套系統進行救災十分成功。
軟體方面的成效雖不如硬體顯而易見，卻一樣重要，我指的是一套相當積極的訓練和諮詢計劃。我們進行交流活動，由美方接待的台灣來訪人士，分別來自人員、訓練、後勤管理、聯合準則發展、以及所謂的Ｃ４Ｉ等領域，也就是指揮、統制、通信、電腦和情報。美國專家則經常來台主持訓練，對如何運用或維修已部署的硬體提供建議，並協助評定台灣的防禦任務、能力和需求。除此之外，更有為數不少的台灣學生在美國接受軍事訓練。
這樣廣泛的互動讓美國和台灣在過去廿年能夠有效的合作。我們美方把這項安全計劃，當作是美國與台灣關係中最重要的層面之一。對美國在台協會來說，我認為這個安全計劃是我們主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近幾個月來，在華盛頓有人想要把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的美台安全合作，重新加以界定。我指的是台灣安全加強法，這個法案展開時的前提是，美國未能提供台灣所需的軍備，而國會的角色就在彌補這項所謂的缺失。
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八月在國會作證時，曾詳細說明柯林頓政府強烈反對此案的理由。行政部門認為，這項法案其實只會削弱台灣的安全，並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有負面影響。此案一定會被視為是對台灣關係法的重大修正。
就如陸士達所主張，現有的美台安全合作機制運作良好、經得起考驗、而且相當完備。對於中國會把此案當成是直接的挑戰，因而增強飛彈部署，即便美國一直嘗試說服其裁減飛彈數量，他也表達了關切。因此，台灣安全加強法的新機制，非但不會對台灣的安全情勢有所助益，其實更可能導致軍備競賽，使得各方更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海問題。
我們需要客觀的來看這個所謂的安全加強法，以及它是否真正符合台灣的利益。套句美國的古諺，「東西還沒壞，就不用去修它。」
另一項幾乎每次討論美台安全合作時都會談到的話題，就是戰區飛彈防禦，也就是ＴＭＤ。當然這個問題所涵蓋的層面不止是美國和台灣，不過，有時候單看一些報紙的標題，我們會以為ＴＭＤ已經成為事實，而美國和台灣似乎已經對供應和取得的問題有所決定，且這是保護台灣的唯一希望。
這三個前提都不正確。ＴＭＤ仍正處於概念形成和研發的階段。要談部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美國曾向台灣，也曾向其他友邦，簡報過ＴＭＤ。我們不排除提供ＴＭＤ給台灣，不過現在作決定還言之太早。
我們尤其必須切記，ＴＭＤ或任何其他軍事解決方法，並不是確保未來台灣安全唯一或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
當初草擬台灣關係法的人士，雖然瞭解到中國對台灣潛在的軍事威脅，但並不希望見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僅僅只建立在武器上。美國對台的安全政策，其實也是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政策，並非只是單純的軍事實力問題而已。
安全不僅止於軍力。在維護和平和化解歧見方面，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也一樣重要，甚至比武器硬體更為重要。
台灣關係法體認到，美國對台灣及其人民的安全與繁榮，有許多可關切的層面。商業及文化關係和軍售一樣，都明白是台灣關係法所規範的美台非官方關係的一環。
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許多攸關兩岸問題的美國政策基本原則，也在過去廿年中陸續發展出來。這些原則包括：
*第一，美國信守三個公報定義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第二，美國堅持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第三，美國有信心，兩岸會有足夠的創意自行解決其問題，不用美國介入。
*第四，美國拒絕對任一方施壓，迫其接受該方認為違背其本身利益的安排。
*第五，美國瞭解北京與台北達成的任何安排，都應該是雙方可以接受，而非一方強加於另一方。
*第六，美國瞭解台灣是個民主政體，雙方的任何安排都必須能為台灣人民所接受；最後，
*美國樂於支持任何由台海兩岸自願協商達成的結果。
這些原則奠定並強化美國的信念，即台灣未來的安全將不只倚賴其軍事防禦能力，也要靠台海兩岸建立起能盡量擴大彼此合作可能性的架構，透過這個架構方能在近期內恢復這一系列的會談。
當代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商務關係往往較之政治關係更為進步。商界領袖常常比政界領袖更擅長於破除懷疑和誤解。台灣和中國之間與日俱增的經濟依存度，也許就是這種現象的例證之一。
台灣經濟成就驚人的故事，已由台商經由相當可觀的投資搬到中國去。大約有/廿萬以上的台灣商人在中國境內定居與工作，雇用約三百萬名勞工。我在上海認識許多這些台商。他們的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有助於提高生活水準，維持社會安定，並使兩岸對未來的和平與合作均有切身關係。
未來在這些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等方面又將如何呢？在等待歷史開展之際，我們可以觀察一些跡象。雖然政治方面進展減緩，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互動卻持續前進。還有一些重要的新趨勢，如台灣的投資由廣東轉移至長江三角洲，當地吸引著台灣的資訊科技業廠商。
因此，上個月訪問台灣的訪客之一是杭州市長，並不令人意外，杭州市一直很能吸引台灣的投資。
有跡象顯示，海峽兩岸都有人正在為更直接的接觸奠定基礎。例如，中國改善廈門與上海的機場，或許是為未來開放直航做準備。過去這一年來，中國與台灣的航空公司代表已經會面，以確保當政治人物做好準備時，他們可以隨時開航。
假如從廿世紀的事當中，我們可以為廿一世紀找到任何啟示，那應當就是：我們不能預測未來，但可以未雨綢繆。對美國而言，這意味著不僅只是對已發生的事作反應，我們還要訂立並實行健全且具有彈性的政策，以符合我們促進亞洲和平與穩定的目標。我們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維持我們對台灣的法定承諾。我們將協助維持此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氣氛，包括目前以及進入廿一世紀後。
冷戰結束使我們得以把精力和實力，用於促進和平、促進健全的世界經濟關係，以及促進多邊合作。美國決心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強國地位。我們的存在、行動及參與，清楚地證明我們的承諾以及我們繼續參與該區事務的目的，即無論未來會有什麼改變或挑戰，美國均將提供一貫的延續性並促進穩定。
再過最後的這幾天我們即將過完今年，我不知道全球各地還有多少人在開像我們這種回顧、前瞻，預測下世紀，甚至未來一千年的會議。然而，我以為沒有其他的會議像我們這個會的主題，即亞太地區的安全，將對這麼多人將來的和平、繁榮與安定有如此大的影響。
即使這個世紀把大家的距離縮短了，可是也擴大了我們對世界各地區定位的觀念。現在我們了解，所謂的「亞太」地區不再只是西方人過去所說的「東方」或是「遠東」，而是涵蓋居住在太平洋兩岸及當中的人。
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並不限於討論即將結束的世紀，或是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我承認我想從較容易的方面來著手，只簡短的談談一九九九年我們所面對的議題與活動。
就算是簡短的報告也得包含好幾項事件，如北約在五月誤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後，中國的激烈反應。我當然記得很清楚，學生們對著我上海辦公室的窗戶丟石頭。
接著在七月，李總統就兩岸接觸的模式，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大家期盼已久的美中世貿組織協議在十一月達成；還有有人稱為「西雅圖之戰」的世貿組織會議，在十二月初召開。
所有這些事件和議題，都與台北－華盛頓－北京三方關係有直接或間接關連。這些事件的多樣性，涵蓋了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關係，正是說明世紀末世事有多麼錯綜複雜最好的一個例子。
今天我的題目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我想先從大區域的觀點說明我們的承諾。
我用「承諾」這兩個字是絲毫不打折扣。美國承諾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美國的存在、積極參與、及明智的使用我們的資源，包括軍事、外交、金融、文化資源在內，將有助於增進這個我們共有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對這個地區的參與有許多不同的形式。首先，我就從最明顯的十萬先進駐軍說起。其中有一部分駐紮在日本與韓國，有些在亞太地區輪流駐防。在和平時期這種水準的軍事部署，可以形成一種既可維持和平又可遏阻進一步衝突的戰略環境。
美國在此地區的軍事部署讓我們有能力預防問題，掌控潛在的威脅，並鼓勵用和平方式解決紛爭。這也給我們與亞洲軍事同伴協商及合作的管道。提供我們有效的途徑，對本地區建設性政治、經濟與軍事發展做出貢獻。同時也提供美國貿易、投資，以及社會、文化和教育交流，一個安全可靠的環境。
基於我們全面參與東亞地區事務，我們的區域安全政策必須考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美國在廣泛的議題上與中國接觸，包括安全議題在內，是非常符合台灣、美國與其他亞太地區成員的利益。
一如台灣的對等機構一般，美國軍方與情治單位嚴密注意著中國的軍力發展。我們深知中國正努力提升其軍力，也了解台灣對本身成為中國提升軍力的標的之一，也非常關切。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國在台灣對岸增加部署短程彈道飛彈。這種發展在我們有關與中國及台灣互動的決策上，當然具有分量。
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承諾的一個重要部份是，我們協助台灣建立並維持其防禦能力的角色。這項義務美國法律有明文規定，見於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第三節。該法規定美國應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
台灣關係法也明定，應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抗拒任何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以至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其社會、經濟體制。
該法規定「要讓台灣能取得維持足夠防禦能力所必要的防禦性物件與防禦性服務」。並進一步指示總統與國會，根據他們對台灣需求的判斷，遵照法定程序，來決定這些物件與服務的種類與數量。在實際運作時，判斷所考慮的因素包括台灣提出的要求，美國的政策與利益，及該地區當時的情況。
這些義務執行的情況如何？最明顯的成果是，目前台灣軍方使用或訂購的美製防禦性裝備，種類項目繁多。就空防能力而言，美製裝備包括E-2T空中預警機；勝利女神、鷹式、及榭樹地面防空飛彈；改良型防空飛彈，即愛國者飛彈的改良系統；與一百五十架F-16戰機。台灣已擁有諾克斯級巡防艦，可進行反潛戰和保護海岸線交通，又有M-60A3戰車與武裝直昇機，可對抗水陸兩棲的侵略。
我們也供應台灣配備有SM-1標準防空飛彈的派里級（成功級）巡防艦，以保衛海岸線交通。台灣已購買空中及艦上發射的魚叉反艦飛彈。
台灣陸軍最近接獲的裝備之一，是IMSE戰術區域通訊系統。軍方在九二一大地震時，使用這套系統進行救災十分成功。
軟體方面的成效雖不如硬體顯而易見，卻一樣重要，我指的是一套相當積極的訓練和諮詢計劃。我們進行交流活動，由美方接待的台灣來訪人士，分別來自人員、訓練、後勤管理、聯合準則發展、以及所謂的Ｃ４Ｉ等領域，也就是指揮、統制、通信、電腦和情報。美國專家則經常來台主持訓練，對如何運用或維修已部署的硬體提供建議，並協助評定台灣的防禦任務、能力和需求。除此之外，更有為數不少的台灣學生在美國接受軍事訓練。
這樣廣泛的互動讓美國和台灣在過去廿年能夠有效的合作。我們美方把這項安全計劃，當作是美國與台灣關係中最重要的層面之一。對美國在台協會來說，我認為這個安全計劃是我們主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近幾個月來，在華盛頓有人想要把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的美台安全合作，重新加以界定。我指的是台灣安全加強法，這個法案展開時的前提是，美國未能提供台灣所需的軍備，而國會的角色就在彌補這項所謂的缺失。
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八月在國會作證時，曾詳細說明柯林頓政府強烈反對此案的理由。行政部門認為，這項法案其實只會削弱台灣的安全，並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利益有負面影響。此案一定會被視為是對台灣關係法的重大修正。
就如陸士達所主張，現有的美台安全合作機制運作良好、經得起考驗、而且相當完備。對於中國會把此案當成是直接的挑戰，因而增強飛彈部署，即便美國一直嘗試說服其裁減飛彈數量，他也表達了關切。因此，台灣安全加強法的新機制，非但不會對台灣的安全情勢有所助益，其實更可能導致軍備競賽，使得各方更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海問題。
我們需要客觀的來看這個所謂的安全加強法，以及它是否真正符合台灣的利益。套句美國的古諺，「東西還沒壞，就不用去修它。」
另一項幾乎每次討論美台安全合作時都會談到的話題，就是戰區飛彈防禦，也就是ＴＭＤ。當然這個問題所涵蓋的層面不止是美國和台灣，不過，有時候單看一些報紙的標題，我們會以為ＴＭＤ已經成為事實，而美國和台灣似乎已經對供應和取得的問題有所決定，且這是保護台灣的唯一希望。
這三個前提都不正確。ＴＭＤ仍正處於概念形成和研發的階段。要談部署是好幾年以後的事。美國曾向台灣，也曾向其他友邦，簡報過ＴＭＤ。我們不排除提供ＴＭＤ給台灣，不過現在作決定還言之太早。
我們尤其必須切記，ＴＭＤ或任何其他軍事解決方法，並不是確保未來台灣安全唯一或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
當初草擬台灣關係法的人士，雖然瞭解到中國對台灣潛在的軍事威脅，但並不希望見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僅僅只建立在武器上。美國對台的安全政策，其實也是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政策，並非只是單純的軍事實力問題而已。
安全不僅止於軍力。在維護和平和化解歧見方面，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也一樣重要，甚至比武器硬體更為重要。
台灣關係法體認到，美國對台灣及其人民的安全與繁榮，有許多可關切的層面。商業及文化關係和軍售一樣，都明白是台灣關係法所規範的美台非官方關係的一環。
以台灣關係法為基礎，許多攸關兩岸問題的美國政策基本原則，也在過去廿年中陸續發展出來。這些原則包括：
*第一，美國信守三個公報定義下的一個中國政策。
*第二，美國堅持台海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第三，美國有信心，兩岸會有足夠的創意自行解決其問題，不用美國介入。
*第四，美國拒絕對任一方施壓，迫其接受該方認為違背其本身利益的安排。
*第五，美國瞭解北京與台北達成的任何安排，都應該是雙方可以接受，而非一方強加於另一方。
*第六，美國瞭解台灣是個民主政體，雙方的任何安排都必須能為台灣人民所接受；最後，
*美國樂於支持任何由台海兩岸自願協商達成的結果。
這些原則奠定並強化美國的信念，即台灣未來的安全將不只倚賴其軍事防禦能力，也要靠台海兩岸建立起能盡量擴大彼此合作可能性的架構，透過這個架構方能在近期內恢復這一系列的會談。
當代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商務關係往往較之政治關係更為進步。商界領袖常常比政界領袖更擅長於破除懷疑和誤解。台灣和中國之間與日俱增的經濟依存度，也許就是這種現象的例證之一。
台灣經濟成就驚人的故事，已由台商經由相當可觀的投資搬到中國去。大約有/廿萬以上的台灣商人在中國境內定居與工作，雇用約三百萬名勞工。我在上海認識許多這些台商。他們的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有助於提高生活水準，維持社會安定，並使兩岸對未來的和平與合作均有切身關係。
未來在這些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等方面又將如何呢？在等待歷史開展之際，我們可以觀察一些跡象。雖然政治方面進展減緩，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互動卻持續前進。還有一些重要的新趨勢，如台灣的投資由廣東轉移至長江三角洲，當地吸引著台灣的資訊科技業廠商。
因此，上個月訪問台灣的訪客之一是杭州市長，並不令人意外，杭州市一直很能吸引台灣的投資。
有跡象顯示，海峽兩岸都有人正在為更直接的接觸奠定基礎。例如，中國改善廈門與上海的機場，或許是為未來開放直航做準備。過去這一年來，中國與台灣的航空公司代表已經會面，以確保當政治人物做好準備時，他們可以隨時開航。
假如從廿世紀的事當中，我們可以為廿一世紀找到任何啟示，那應當就是：我們不能預測未來，但可以未雨綢繆。對美國而言，這意味著不僅只是對已發生的事作反應，我們還要訂立並實行健全且具有彈性的政策，以符合我們促進亞洲和平與穩定的目標。我們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維持我們對台灣的法定承諾。我們將協助維持此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氣氛，包括目前以及進入廿一世紀後。
冷戰結束使我們得以把精力和實力，用於促進和平、促進健全的世界經濟關係，以及促進多邊合作。美國決心要維持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強國地位。我們的存在、行動及參與，清楚地證明我們的承諾以及我們繼續參與該區事務的目的，即無論未來會有什麼改變或挑戰，美國均將提供一貫的延續性並促進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