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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6 | 馬克.吐溫在海外:旅行與成長

馬克.吐溫在海外:旅行與成長

2010.05.06
1895年,馬克∙吐溫和家人登上沃裏莫(SS Warrimoo)號船前往澳大利亞。  (Photo: State Dept.)

1895年,馬克∙吐溫和家人登上沃裏莫(SS Warrimoo)號船前往澳大利亞。 (Photo: State Dept.)

馬克∙吐溫和魯迪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奧古斯特∙魯濱(Auguste Rodin)及卡米爾∙聖桑(Camille Saint-Saens)接受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榮譽博士學位。 (Photo: State Dept.)

馬克∙吐溫和魯迪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奧古斯特∙魯濱(Auguste Rodin)及卡米爾∙聖桑(Camille Saint-Saens)接受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榮譽博士學位。 (Photo: State Dept.)

作者:格雷格‧卡姆菲爾德(Gregg Camfield),《牛津馬克‧吐溫讀者參考詞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ark Twain)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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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在41歲生日將屆之際,曾給一名密蘇裏州(Missouri)的記者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在你描述我的同時,我可以想像自己22年前的模樣......你認為我有所成長;説實話,其中不乏有待改廢之處。你筆下的人物是個不諳世事的癡漢,妄自尊大的笨蛋,活生生的一個可憐蟲。......無知,偏狹,自高自大,自我膨脹,認知不清,頭腦愚鈍,令人厭惡。......這就是19-20歲的我。1876年11月1日

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在20年間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不免令人訝然,但是這對馬克‧吐溫而言卻不足為奇。他在1887年信之鑿鑿地宣稱,"對我們人類最嚴格的定律是什麼?成長。任何構成我們道德、精神和人體結構的最微小的粒子都不可能一年靜止不變。" 馬克‧吐溫以遠遊和旅行為引喻詮釋成長,可謂恰如其分,因為他是一名鍥而不捨的旅行者,雲遊大千世界有助於他作為普通人和作家獲得改頭換面的成長。儘管他的朋友、家人和閱讀也對他産生了同樣深刻的影響,但他撰寫的5大遊記更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成長軌跡。

他有很多可供寫作的素材。在19世紀,很少有人能像馬克‧吐溫那樣遠涉重洋。逐一記錄他的旅途行蹤恐需卷帙浩繁的鴻篇巨制。在美國國內,他橫跨東西兩岸廣為遊歷,又從密西西比(Mississippi)三角洲遠赴北部邊境。他曾從事印刷工、河道船舶引水員、記者、講演者和文學家的工作,足跡幾乎遍及每一種類型的人口居住地,其中有農場、小鎮,也有礦區營地和大城市。在美國以外地區,馬克‧吐溫走遍天南海北,曾旅居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和佛羅倫薩或鄰近地區。他遊蹤所到之處包括今天的澳大利亞、亞述爾群島、百慕大、加拿大、錫蘭、埃及、斐濟、直布羅陀、希臘、印度、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模里西斯、摩洛哥、紐西蘭、巴基斯坦、士耳其、烏克蘭、南非和敘利亞。旅行並非時時刻刻都讓他感到舒適和愜意,但他仍然感到不得不這樣做。他在1867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只知道,或者只感到,我急不可耐地需要走--需要走--需要!"

對於這位既多産又愛好旅行的作家,觀察他的旅行途徑就可以勾勒出他的藝術和道德的成長過程。18世紀60年代馬克‧吐溫成為報社記者後,旅行有助於他為寫作蒐集素材。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每一次出遊都能獲得不同的體驗。但這並不意味著此前的旅行沒有使他發生變化。他這樣描述當年為成為汽船引水員接受的訓練,馬克∙吐溫和魯迪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奧古斯特∙魯濱(Auguste Rodin)及卡米爾∙聖桑(Camille Saint-Saens)接受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榮譽博士學位。

在短暫、嚴酷的受訓期間,我通過親身體驗,對經常在小説、傳記或歷史作品中出現的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性稔於心......我如果發現小説或傳記栩栩如生地描寫某一個人物,一般會從內心對他産生濃烈的興趣,因為我早已認識他--曾經相遇在河川。[《密西西比》,第18章]

但是相遇和相知不是同一回事。作為一名記者,馬克‧吐溫學會了探究事物,剖析表像,質疑有關人類行為的辯辭和邏輯。他往往需要做出判斷,而判斷有助於他更深入地觀察,從不同的角度認識新的地方和事件。這個過程始於舊金山(San Francisco),他曾前往該市了解當地警方的腐敗現象,同時查訪被剝奪公民權的華人移民受警方虐待的人權問題。馬克‧吐溫發現警方抱有偏見,為此感到十分憤慨,而後認識到自己也存在偏見。從發現偏見到發奮消除偏見是一個必要的過程,推引他走上世界大同之路。

這條道路既非一馬平川,也不可能順暢無阻。馬克‧吐溫第一部大手筆的遊記《傻子國外旅行記》(Innocents Abroad)(1869)因充滿對歐洲、北非和小亞細亞粗莽的不敬之詞而著稱,其力透紙背的幽默也毫不遜色。他表達了防禦心態,同時也不乏癡迷之情,兩者堪稱等量齊觀。一個地方越是有別於他以前的體驗,他就越有可能醉心於自己的所見所聞。例如,馬克‧吐溫對丹吉爾(Tangiers)的描述表達了眼界大開的喜悅。另一方面,他對基督教分裂的了解以及他的新教徒背景,促使他一貫鄙棄與羅馬天主教有關的任何事物。書中第25章的一句話"爾等為何不搶劫所屬之教堂?",基本上可作為這本書的副標題。

魯莽的咆哮和不敬是無知的正常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説,馬克‧吐溫歐洲風俗,譏諷在歐洲"入鄉隨俗"的美國人,反映了初次出行的旅行者典型的一時衝動。其實,幾十年來旅行者都很欣賞他對各種旅行指南的取笑,他稱之為"必要的滋擾"。不過馬克‧吐溫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無知。他的幽默則為他開啟了自省之門。這部著作的書名本身即説明,他承認還有多少東西需要學,而這個學的過程又同時摻雜著多少痛苦和趣味。

馬克‧吐溫的《傻子國外旅行記》是他為報紙撰寫的文稿彙編,反映了旅途的第一印象。《苦行記》(Roughing It)(1872)則開始作為整書出版,馬克‧吐溫有機會在中年時期以敘事人具有個性的口吻回顧年輕時代的。他借此表明,遊歷美國西部的過程如何使敘事人逐步成熟,從沒有主見、觀念狹隘的青澀年華走向更有智慧、更靈活、觀察更敏銳的老成世故。在這本書中,他對美國西部帶有偏見的期望與極為豐富的現實相互對照,製造出大量的幽默。讀者由此可以看到,美國東岸或歐洲的趾高氣揚及對其他文化的主觀臆斷是多麼狹隘可笑。這本書勸勉人們多方面觀察世界。

在《流浪漢國外旅行記》(A Tramp Abroad)(1880)一書中,馬克‧吐溫再次遊歷歐陸舊世界(the Old World)。這本書與其説是講述他的旅行見聞,不如説是發出某種警告。馬克‧吐溫的言下之意是,一味效倣歐洲貴族將導致美國民主制度面臨險境。馬克‧吐溫再次創造了敘事人的角色。敘事人心中的期求和呆板的行事作風迫使他陷入一個又一個尷尬的境地,令人忍俊不禁。不過和《苦行記》不同的是,這位敘事人從不接受教訓。他假裝斯文外出漫遊,自稱此行是考察高雅藝術的教育之旅。然而,書名道出了真相--一個慵懶的富人搖身一變成為冒牌的貴族,骨子裏卻是個流浪漢。其中隱含的批判十分微妙,更值得引起重視:馬克‧吐溫並不是這個對自己不理解的任何事物大放厥詞的醜陋的美國人;相反,他筆下的敘事人揭示了裝模作樣的危險。他塑造了馬克‧吐溫的化身,通過這樣一個人物告誡人們,民主需要平等精神和同情心。敘事過程伴隨著大量涉及跨文化交往的幽默,字裏行間妙趣橫生。這類活動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是學習外國語言。馬克‧吐溫在這部作品的附錄中談到自己學德語的情形時寫道,"我聽海德堡(Heidelberg)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學生一籌莫展地説,他寧可少喝兩杯,也不願背一個德語形容詞怎麼變格。"

《密西西比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1883)匯集了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期完成的作品。馬克‧吐溫先發表了第4-17章,講述他在1875年當河道船舶引水員學徒的生活。這本書的主體記錄了1881年在美國腹地的旅行。或許沒有哪一部作品能如此清晰地勾劃出馬克‧吐溫的成長軌跡。他在這部作品中坦誠地表示,青少年時期他在實行蓄奴制的南方屬於順民。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不無幽默地譴責所謂"覆敗之事業"(奴隸制)裝腔作勢的封建主義。馬克‧吐溫有兩個政治目的:一是時間和機會可促成偉大的變革,二是任何人如果不學會觀察和判斷,不知道透過平靜的表面發現其中的錯綜複雜,就不可能發生改變。毋庸置疑,馬克‧吐溫也知道,有人可能會想到進行這類社會觀察如同在凶險的河流中引導汽船航行。馬克‧吐溫早在1881年便看出美國內戰沒有解決多少問題;由於存在種族偏見和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南方那些沉溺于幻夢的貴族階層得以繼續生存,對美國精神和物質的進步造成了阻礙。當時在南方説這樣的話並不安全。馬克‧吐溫採取幽默的筆法緩和了語氣,但仍然論述了自己的觀點。

馬克‧吐溫最後一部長篇遊記《赤道漫遊記》(Following the Equator)(1897年)記錄了他在1895-96年環球巡迴講演的經歷,全書仍然貫穿著他希望人們拋棄偏見的主題。《密西西比河上》具體談論的是美國的沙文主義,《赤道漫遊記》則涉及隱藏在歐洲帝國主義背後的偏見。歐洲人經常攻擊馬克‧吐溫褻瀆基督教,馬克‧吐溫則指出詆毀他的人偽善矯飾。他寫道,"真正的褻瀆是褻瀆他人的上帝。"這部作品進一步強調了馬克‧吐溫關於以更加寬容和世界大同的眼光看待文化差異的呼籲,但作品並未停留在吶喊的層面上,而是繼續尋求對人類文化差異的解釋。對於人類創造的並繼而稱之為"自然"的各種文化實踐,馬克‧吐溫表達了即迷惑又欣喜的感受。

這些作品反映了馬克‧吐溫人格和知性的發展,同時表現出非同尋常的一致性。他通常結合從書本上和他人那裏了解到的情況,參照自己的認真觀察和情感體驗,試圖以此認識周圍的世界。他歷來通過各式各樣的透鏡觀察世界,其中有同情和嘲笑,也有怒不可遏的蔑視和詼諧的樂趣。凡此種種集其大成,往往有不敬之虞,但有助於他成為心胸最寬廣和最開放的旅行者。難怪馬克‧吐溫的遊記不僅登上他那個時代的暢銷榜,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也能保持經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