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顧問、演講人、作家丹尼爾．平克(Daniel Pink)撰寫過兩本頗受好評的書，探討全球經濟及其對全球人的影響：《全新思維》(A Whole New Mind)和《自由職業國》(Free Agent Nation)。此外，他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以及《快捷公司》(Fast Company)雜誌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論及結束公司自行創業、外包、以及從工作中尋找價值意義等現象。作為《連線》(Wired)雜誌的特約編輯，平克還為雅虎金融(Yahoo! Finance)寫專欄。以下是美國國務院專職寫作員保羅．馬拉默德(Paul Malamud)對平克的採訪紀錄。

問： 在你看來，什麼是全球化？

平克： 全球化是不同經濟體、不同社會之間的大幅度互動，世界被技術發展更緊密地連在一起，並對資本市場、技術以及資訊交流產生影響。

問： 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平克： 我認為有幾方面因素。其中之一是諸如互聯網這樣的新技術的到來：它使一個津巴布韋的孩子幾乎能與劍橋大學圖書館館長一樣迅速地找到資訊；它使人們更容易保持與母國的聯繫；它使資本在全球流動，到達能使資本得到最好利用的地方；它給政府和政治機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它減少貿易壁壘。在我的意識中，全球化的本質就是流動：無論是觀念的流動，還是資本的流動、物資與服務的流動、人的流動──由於全球化，所有這些流動都變得更方便、更迅速。

問：我們的生活因此變得更好，還是更不好？

平克: 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認為，全球化是一件好事，當然它不完美。我們不能把完美與好對立起來。總體而言，全球化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準。顯而易見，它也導致了某些紊亂。如果你是一個美國工人，你的製造業工作轉移到某個發展中國家，那裡工人的工資只相當於你的五分之一，那麼，從某種意義來說，你受到了全球化的傷害。

但在同時，這個製造業工人及其家人也因消除了貿易壁壘而得到商品與服務價格低廉的好處。顯然，他們也從促成全球化的各項技術發展中獲益。所以，我的觀點是，全球化總體上是好的。對公共政策的挑戰以及政治領導人所面臨的國際與國內的挑戰在於，要確保人民得到全球化的好處，與此同時，必須有政府和政治機構介入，減輕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問： 有沒有統計數據可以證明，全球化是水漲船高、全體受益呢？

平克： 這要取決於按照誰的生活水準。當然，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過去的50年翻了兩番。我可以肯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了。但儘管如此，這個星球還有10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一美元。所以，無論如何也無法說，所有人現在都生活在蜜罐裡；但總體而言，全球化使事情變好，而不是變糟。因此，我幾乎可以斷言，一般來說，未來會比現在更好，這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盲目的樂觀主義者，而恰恰因為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問：你在《全新思維》一書中預言，還會有更多的常務性白領工作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並且認為這種損失將會被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中的更多富有創造性的工作所彌補。然而，這個前提是，大多數人都富有高度的創造力。假如我們大多數人並非如此呢？

平克： 我不能認同人們不具有這種能力的前提。我的論據是，這些經濟體將常務性的工作自動化和外包化，如基礎會計，基礎金融分析，甚至基礎法律服務──這與我們在製造業所看到的情況一樣。今天，任何常務性工作──任何可以簡化用敘述書、規格表、或者一套規則來做的工作，都將逐漸從美國、加拿大、西歐、日本消失，因為這類工作可以用更廉價的方式完成，可以用電腦或由其他國家的人來完成。

這意味著，為了經濟生存，人們必須從事比較非事務性的工作。這很可能是藝術性的、創造性的、富有同情心的、大格局的工作。我認為，無論是就人類整體而言，還是就美國人具體而言，要說他們不能有創造性、同情心和大格局，那是完全錯誤的。

舉個例子。回想一下美國從農業經濟向製造業經濟發展的時候，人們曾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高中，不是每個人都能讀書寫字。只有少數精英才值得受良好教育"。我的意思是說，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變成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譯注)，但是人人都可以變得善於運用這類抽像思維能力和發揮高度的感染力。我認為這是極其可以做到的。

沒有人會說："大眾不可能識字"。儘管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托妮．莫裡森(Toni Morrison， 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譯注)，但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識字。說"大眾不可能識數"，對不起，我不能同意。我不認為人人都是愛因斯坦，但他們一定能識數。而且他們的能力不止於此。

問： 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達到了同樣的教育水準，發揮他們自己的創造力，那麼發達國家的人會如何呢？

平克：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湯姆．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作家兼《紐約時報》外交專欄評論員──譯注)在他的文章中談到了這點。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中國與印度正在把我們趕向深淵。另一種觀點是，它們正在把我們趕上峰顛，弗裡德曼持後一種觀點，我也一樣。它們會把我們趕上峰顛，並不是因為我是樂觀主義者，而是因為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模式，一向都是這種過程。當然，這並不是說將來情形百分之百肯定還會這樣，但我是這樣預測。

我也同意，美國人絕對不是唯一有創造力的人，因此美國人必須做的是，丟掉自我滿足感，更上層樓，也就是像弗裡德曼所說的，其他國家把我們趕上峰顛。

問：工作的性質也在其他方面發生變化，電腦越來越複雜，功能越來越強。你認為還有多長時間電腦就可以競爭乃至取代人類的專業級工作？

平克：我認為在某些方面，電腦是在做一些專業性的工作。比如，TurboTax(一種可以輔助說明納稅人填報稅務表的軟體)。我們都很關心外流和外包現象。去年，美國有300萬個稅務報表是由印度的稅務專業人員在印度完成的，但是有2100萬報表是由TurboTax完成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軟體已經在做專業人員的某些工作了，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

這意味著會計師要生存，就不能繼續做這件能夠由39.95美元的軟體完成的事，他們必須做那些很難簡化成電腦程式的工作，也就是要從事更複雜的咨詢事務，即理解用戶有哪些財務需要，給他們提供更高層次的金融咨詢。

這同股票經紀人與投資大致相同。現在，很多美國人自己上網投資。資訊到處都有，互聯網的股票交易相對便宜，因為你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完成，而不再需要打電話請一個股票經紀人來進行日常交易了。

我想，到一定時候，股票經紀人要轉成金融顧問，做到對顧客有更細緻的瞭解，提供電腦永遠無法提供的咨詢。

問： 那麼機器人呢？你認為機器人將如何影響現有的工作？

平克：人們如果到一個製造車間就會看到，那裡已經不是20年代、甚至也不是50年代的那種樣子了，你看不到那種滿身油污的工人在裝配線上擰螺絲的景象。今天在那裡看到的人往往都有學位，他們在管理那些機器人。機器人不能自我管理，也沒有自己的意志。它們聽軟體程式的指令，這些程式指令必須由人來寫，機器人必須由人控制。所以，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工作成為這類工作。顯然，它要求更高的技術水準。

問： 是不是全世界的工人都有這種智力、智商來適應這一切呢？

平克： 請允許我對這個問題的前提表示一點不同意見，亦即智商是能力的尺度。智商只是某一種邏輯思維的尺度，但它遠遠不是唯一的邏輯思維方式。現在有非常多的證據表明，智商與事業成功之間的相關性幾乎是零。智商與你選擇的專業有相關性。此外，標準的智商測驗的分數在不斷提高──智商中值數提高了。智商是才智的一個部份，但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我們有丹．戈爾曼(Dan Goleman)談情商的著作，有哈佛大學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的著作以及他提出的多重智商的觀點。所以，我不把智商看成衡量人類能力的尺度。

問： 你認為全球化的某些副作用會威脅到人類的尊嚴嗎？有人提出，家庭、家族、社區、資歷輩分等關係都在鬆懈──甚至一個人基於自身技術能力而取得的成就感也在貶值，因為在全球化經濟中，角色變換太頻繁了。

平克：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說西方世界是未來的先驅的話，那麼這裡的家庭關係的確比世界其他地方鬆懈得多。人們有更大的流動性，不見得居住在父母生活的地方，也不見得居住在兄弟姐妹居住的地方。有一系列不同的家庭結構在向核心家庭形式提出挑戰。說身份來源於一生所積累的技能──這很有意思。我認為它在發生變化。人們不可能紮在一個行業中40年不變地掙錢過日子，因為現在的情況不同了，任何技術的週期都在衰減。一套技術的生命週期實際上只有若干年。顯而易見，必須學習，學習如何學習，不斷提高。

至於這會不會有損人的尊嚴，我不知道。也許它會提高人的尊嚴。它使人不斷進步，而不是停滯不前，使人有更多出成果的機會。顯然，每個人的經歷不同，這確實是個問題。

問：在《全新思維》中，你常用"她"來泛指人。你是否覺得全球化凸顯了婦女的作用？你是否也有這樣的意思：在新經濟中，人類精神中的雙性成份具有某種優勢？

平克： 有很多證據顯示，那些具有雙性思維方式的人，也就是，既可以運用典型的"左腦"男性思維方式，也可以運用典型的"右腦"女性思維方式的人，在現代經濟中具有相對優勢。我認為，有很多能力──諸如同情心，甚至創造性──往往因為被認為是"女性的"或者"柔性的"而被忽視，但它們今天實際上更為重要，並給女性略帶來優勢。我認為，未來的確屬於那些具有雙性思維的人，也就是，既有分析能力，又有藝術性和同情心。

問：真是這樣嗎？大多數人難道不是習慣於傳統的性別區別嗎？

平克： 可以觀察一下美國的軍隊，從許多方面而言，這是個男性的專業。但是，軍隊中有許多女性。今天軍人所要執行的任務，有時要求比較複雜的技能。他們必須瞭解當地文化；會有維和使命──維護和平與戰場作戰是很不同的。我的看法是，所有人都有雙性思維能力，而那些不願意發展這一能力的人可能會陷入困境。

問： 還有一個與全球化相關的變化是手機、互聯網、甚至電腦遊戲等更為普及。這種現象，單就趣味性而言面，也與全球化經濟相連嗎？

平克：很難講。但是，即使電子遊戲，如同任何形式的娛樂，也可以成為跨越不同文化的共同語言。手機提供的持續聯繫，可能與全球化有關，雖然它可能要算一個遠親。

問：你在書中說，全球化似乎在美國導致更多的精神探索。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平克： 有非常大量的證據顯示，當收入高於某種小康水準以後，更多的錢對提高生活的滿足感和幸福感作用十分有限，真正給人帶來滿足和幸福的是金錢以外的東西：滿意的工作，密切的關係，過有意義的生活等。我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生存鬥爭中解放出來，會有更多的人能夠追求生活的意義、追求生活的目的和那種超越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威廉．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談到"第四個大覺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他講述了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如何從這個星球上的一小部份人擴大開來，在發達國家尤其如此。也有人把這叫做"追求意義"("meaning-want")，也就是，星球上的一部份人已經從"追求物質"("material-want")轉到"追求意義"了。密執安大學的唐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稱之為從物質主義價值向後物質主義價值的發展。我認為，達到一定物質生活水準所帶來的自由使人們能夠追求更多的東西，這是一種享受。

問： 在你早先的《自由職業國》一書中，你談到在全球化的勞動大軍中，為自己工作的人越來越多。你指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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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我把自由職業者定義為不是在大公司、大機構裡做事的人──自由撰稿人，小業主、小生意人等。這種工作形式越來越普遍，這既有技術的原因，也有由個人與公司之間的契約關係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由公司內部的結構變化所造成的原因。剛才我們談到的人們對生活意義的追求也是一部份原因。

這些因素促使很多人脫離大公司，謀求自我發展，也造成對其他人的推動。至於這些現象與全球化的聯繫，也許體現在它給人們帶來的流動性。有些人為北美的公司工作，但卻住在歐洲或其他地方。招聘人才的範圍不再局限於地方市場，而是可能面向全球，儘管這才剛剛開始。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我認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會給自己尋找新的工作方式，而不是永久性地依附於一個公司機構。

本文中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