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絲．謝利是位於華盛頓市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外交學院教授，也是該校跨國犯罪與腐敗研究中心(Transnational Crime and Corruption Center)的建立人兼主任。作為著名的跨國犯罪與恐怖主義問題專家，她著有《維持蘇維埃社會治安》(Policing Soviet Society) 和《犯罪與現代化》(Crime and Modernization)等書，以及關於跨國犯罪問題的諸多文章及書籍章節。

二十世紀末新出現的一個現象是，犯罪、恐怖與腐敗同時全球化，可謂構成了"非神聖三一體"。這種現象不但可以在最貧困的拉美與非洲國家看到，而且也出現在繁榮的歐洲腹地。從拉美的三邊地帶到西非的衝突地區，從前蘇聯到西歐的監獄，犯罪與恐怖團體在聯手運作，而腐敗則為其推波助瀾。犯罪與恐怖主義活動也在澳大利亞、亞洲、北美地區相互交織。刑事案的證據顯示，這種融合是廣泛存在的。

這個非神聖三一體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單純表現在恐怖分子以犯罪活動養恐怖活動，也非僅表現為有更多的非法貨物在國際流動。應該說，這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全球化的犯罪網路與恐怖分子相互合作，靠著四處的腐敗，兩者都能成功運作。

在犯罪與恐怖主義之間進行人為區分的做法其實是基於對兩者的過時概念。那種所謂犯罪分子犯罪是為利潤，而恐怖分子完全是為政治目的的觀點，不符合今天的現實。事實上，犯罪分子不再屬於像西西里的黑手黨(Mafia)和日本黑道(Yakuza)那樣的對國家不構成威脅的等級森嚴的群組織。恐怖分子常常通過犯罪來維持自身，在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之間頻繁變換身份。兩者的聯網結構使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得以聯手，彼此不一定清楚對方的背景，但雙方可以直接合作，或通過各自的協助關係聯繫。例如，在洛杉磯市，那個為9.11劫機者提供簽證檔案的語言學校，同時也為一個大型人口走私集團的妓女提供了簽證檔案。反過來，這個走私集團從事的身份盜竊活動，可以為恐怖活動提供便利。

有人以為所有這些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其實並不然。有群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歷來都有跨境活動。早在30年代，美國的意大利黑手黨成員就到日本神戶和中國上海從事毒品交易；此外，美國有許多犯罪團伙成員為躲避美國執法部門的追蹤而逃到中國。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的成員得以在境外的愛爾蘭人社區避難，這些海外社區還向愛爾蘭境內的愛爾蘭共和軍群組織提供資金援助。

但是，不同過去的是，如今這兩種形式的跨國犯罪活動的交往速度加快，頻率增高，其緊密合作程度今非昔比。

2004年6月，一些礦工在塞拉里昂東北部靠近幾內亞邊境處淘洗鑽石。由於該地區的這些"衝突鑽石"被用來資助當地的血腥武裝鬥爭，聯合國從2000年至2003年6月禁止塞拉里昂出口鑽石。 (BEN CURTIS AP/WWPPhotos)

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都發展了國際網路，將其活動、計劃、後勤分散到世界各大洲，使基於單一國家的法律體系難以應付形形色色的國際犯罪活動。國際犯罪分子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全球人員、資金、物資流動的增加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在人、財、物方面的流動提供了絕好的掩護。恐怖分子與跨國犯罪集團為佔領市場、保持活動和不被發現而變得全球化。

全球化聯繫

國際有群組織犯罪將其活動全球化的原因與合法的跨國公司全球化的道理相同。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是為了利用勞工及原材料市場的好處；非法生意也是如此。無論合法還是非法，所有國際商家為滿足生產、銷售和發行需要都要建立全球設施。由於通訊及國際運輸業的變革，非法企業能夠擴大地域，利用新經濟環境中的優勢。同樣，恐怖分子也變得全球化，從而在國際上招兵買馬，與海外僑社比鄰而居，並得到後者的後勤與財力支援，還可以同較富有的社區發生聯繫。

冷戰的結束對跨國犯罪的崛起具有重大影響。伴隨超級大國對抗的結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大大減少，但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區域性衝突大幅增加。不幸的是，這些衝突的武器與人力來源往往是通過毒品、鑽石、人口等非法貿易，與跨國犯罪活動相關。這些衝突導致空前數量的難民，進一步□ '7d壞當地的合法經濟，於是那裡便淪為恐怖分子招募成員的理想地區，或成為恐怖分子從事策劃和訓練活動的天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科技突飛猛進，十分有助於國際非法活動的發展。民航交通的興起，通訊業的發展(包括電話、傳真和快速的互聯網通訊)，以及國際貿易的增加，都方便了貨物與人員的即時流動。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充份利用互聯網聊天室的匿名制以及其他電腦通訊手段，計劃和實施恐怖活動。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利用公共電腦發送資訊，購買機票。同樣，哥倫比亞的毒品走私犯運用加密的電子通訊手段來策劃和完成交易。

全球化的發展帶來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並使國家干預減少。提倡全球化的人士認為，進一步減少國際監管、貿易壁壘與投資障礙，將會增加貿易，促進發展。但是，有助於全球化的這些條件也對犯罪活動的擴張有重要意義。犯罪團伙與恐怖分子利用監管的大幅減少，利用邊境控制的鬆懈，利用由此而來的更多自由來擴大其跨境活動，並向世界其他區域擴展活動空間。他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頻繁，聯繫速度越來越快。雖然合法的貿易發展始終受到邊境控制政策、邊境官員、以及官僚體制的管理，但跨國犯罪團伙卻隨意利用國家法律體系的漏洞，把手伸向四方。他們前往那些無法引渡他們的地方，在法制不彰、執法不力的國家建立活動基地，在實行銀行保密或缺乏有效管理的國家從事洗錢活動。通過化整為零，這些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收穫著全球化的好處，並在同時降低了運作風險。

20世紀後半葉，全球化貿易突飛猛進。在合法商品的大量流通中，非法商品也在增加。如何在合法物流中發現非法物流，是巨大的挑戰。船運貨物集裝箱被檢查的比例非常低，這為毒品、武器、假冒品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因此，金槍魚船可被用來運毒品而逃過檢查，蜂蜜公司可被基地群組織利用調遣資金、創造利潤。

最近幾十年，各種形式的全球犯罪均有所增加。毒品交易是第一個利用全球化某得最大利潤的非法行業。犯罪分子從毒品交易中獲取暴利，許多恐怖主義團體則把毒品走私作為資金的重要來源。但是，由於毒品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國際執法力度不斷加強，毒品走私的利潤也因競爭與風險增加而下降，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進而轉向可以利用全球化經濟之便從事的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動。他們通過更多的軍火走私及人口販運撈到大量經濟好處。此外，瀕臨絕種物種的非法貿易，危險廢棄物的非法交易，盜竊藝術品及古董的交易，假鈔交易，以及信用卡的全球化犯罪等，都有明顯上升的趨勢。犯罪團伙與恐怖分子插手於所有這些活動，有時甚至連貫作業。

此外，一個相當規模的服務業應運而生，專門為各種各樣的跨境犯罪提供服務，其中包括提供假檔案、洗錢，甚至還有進階專業人員為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提供法律、金融以及會計服務。位於華盛頓市的裡格斯銀行(Riggs Bank)便是一個例子。這家銀行的合法顧客曾包括美國歷任總統以及諸多國際社會的外交官，但在近年它受到為赤道幾內亞的獨裁者洗錢和協助恐怖分子轉移資金的指控，並因此被罰款2500萬美元。這個案子敘述，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的活動並不是一貫躲在地下經濟中，而是常會與合法的經濟體系交織在一起。

1. 警官查驗2005年11月在危地馬拉截獲的200公斤可卡因。(Jesus Alfonso ©AP/WWP) 2.一位巴基斯坦海關官員檢查2005年6月在卡拉奇沒收的近1500件古董，這些古董價值達數百萬美元，走私者已被逮捕。 3.2004年10月，聯合國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大會，會上展示了虎皮及其他實物。

怎麼辦？

在國際安全問題上，必須對思維模式作重大改變 。如果我們繼續堅持那種過時的人為區分方式，即犯罪分子的動機是利潤，恐怖分子的動機是政治與宗教衝動，那麼，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執法機構以及軍事戰略家就不能有效打擊這種新的廣泛存在的跨國犯罪網路。

各國政府以及國際多邊群組織必須擺脫冷戰時期的舊安全模式，即把民族國家衝突看作是對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並因此認為可以由各個國家來控制國際安全。例如，用把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材料統統封鎖的方式來控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這也許是英明的戰略構想，但卻有著致命的缺陷，因為，如果不考慮由腐敗氾濫和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網的活動帶來的威脅，那麼，國家控制其實是給人一種安全假象。

解決相互交織的全球犯罪、恐怖主義與腐敗問題，就必須解決產生和扶持它們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這三大邪惡全都與下列問題緊密相關：國家間的經濟不平衡，專制政府，以及世界許多區域缺乏機會。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必須認識並解決激起恐怖活動的失落無助感，在伊斯蘭教人口中尤其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來說，就業機會與謀生手段極其重要，一旦有了這些──例如阿富汗和拉丁美洲的農民，就不必再靠種植毒品養家餬口。

犯罪常常被誤認為是恐怖主義的邊緣問題之一。2001年9月11日以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把無數資源從對付跨國犯罪轉移到反恐鬥爭中。對於軍方和情報界等而言，這可能是一個嚴重錯誤。打擊犯罪不是一個邊緣問題，而絕對是反恐鬥爭的核心所在。例如恐怖分子在2003年3月11日製造的馬德里火車爆炸案，如果監獄當局事先有足夠的敏感而注意到獄中進行的陰謀策劃，那麼它也許是可以防止的。

洛杉磯警察局的策略則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洛杉磯警察局將地方警力與聯邦執法機構的力量相結合，將專家分析與傳統警方工作相配合，並密切注意地方犯罪活動，成功地挫敗了可能發生的恐怖活動以及那些向恐怖主義提供資金和協助的群組織。通過擴大合作，減少官僚壁壘，洛杉磯市警察能夠在既沒有專門法律手段、也未違反任何法律權利的情況下，打擊恐怖主義。

如果跨國犯罪分子與恐怖分子等非國家的犯罪和恐怖勢力的威脅在未來幾十年中繼續上升，那麼，未來我們就必須有更加密切的國際合作，更為協調的立法措施，以及更多的情報交流。在實行反跨國犯罪和反恐怖主義的政策的同時，我們仍必須尊重人權，避免採取那些更加導致激進化或滋生恐怖主義的措施。我們如何把握這一模式的轉變，認識到犯罪、恐怖分子與腐敗的有機聯繫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將決定我們能否成功地儲存全球化的優勢，不使其在國際安全領域中受到危險的利用。

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