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格裡斯沃爾德(Daniel Griswold)是位於華盛頓市的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貿易、移民、全球化領域著述甚豐，2004年1月發表的研究成果《以自由換專制：開放市場如何為民主耕耘》(Trading Tyranny for Freedom: How Open Markets Till the Soil for Democracy)登載在www.freetrade.org。

美國國會或媒體在討論貿易和全球化問題時，一般注重於它們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如製造業、就業機會、工資等。但是，貿易的內容遠遠超出大豆或機床出口，而是涉及自由與民主的輸出。

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布希政府清楚闡明了這樣一個論點：貿易能夠而且一定要發揮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主與人權的促進作用。在2002年4月的一次演講中，布希總統說："貿易帶來自由的習慣"，這些習慣"引發對民主的預期和對更好的民主機構的需要。那些對境外貿易開放的社會，在境內也對民主更加開放"。

貿易、發展、政治改革

貿易、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係並不僅是一句套話。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中，經濟與政治自由都是相輔相成的。從亞里士多德到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歷代政治哲學家都提到，經濟發展與中產階級的壯大可以為民主成長提供更肥沃的土壤。

貿易與全球化可以增加人民的自由，使他們能更多地把握自己的日常生活，進而促進政治改革。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市場的擴大意味著人民再也沒有必要去賄賂、乞求政府官員批准進口一台電視機或某些拖拉機零件。外匯管制再也不能限制他們出國旅行。他們更容易獲得各種通訊手段，如移動電話、互聯網、衛星電視、傳真機等。

2004年10月，皮貨出口商哈格斯(Girma Hagos)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閱讀網上新聞，瞭解即將進行的美國選舉。 (ANTHONY MITCHELL APWWP)

在比較開放的國家，無論是工人還是製造者，他們的生活都較少受政府當局支配。例如，在一個比較開放的、市場主導的經濟體中，政府將無法按照自己的好惡去阻止獨立的報紙印刷某些內容。在相對開放的經濟和社會中，全球媒體的"CNN效應"以及消費者的關注將有助於揭露和阻止那些虐待工人的行為。此外，跨國公司在全球化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比在在封閉的發展中國家更願意提供有競爭力的待遇和工資。

經濟自由與收入增加，又將有利於形成有較高文化程度和更強政治意識的中產階級。作用日益顯著的商業階層，加上更富庶的公民社會，將形成在政府之外的有影響力的領導和實力中心。經濟上的自由將會使人們漸漸希望和期待行使自己的政治與公民權利。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把公民與世界隔絕開來的政府更容易實行控制，不讓人們獲得可用來挑戰當局的資源和資訊。

更多民主化

正像理論所預示的那樣，在現實中，貿易、發展、政治及公民自由是相互關聯的。人人都同意，世界比三十年前更為全球化，但很多人並沒有充份意識到，世界也比30年前更加民主化。根據人權研究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最新統計，近30年以來，世界上享受完全的政治及公民自由的人口比例有了大幅增加，同樣，世界上民主政府的比例也在同期大幅增加。

這個人權研究機構在2005年12月公佈的年度報告中說，46％的世界人口現在生活在"自由"國家，此類國家的公民"享有公開的政治競爭、尊重公民自由的氣氛、非常獨立的個人生活以及獨立的媒體"；而在1973年，只有37％的世界人口享有這些。在同一時期，一貫壓制政治與公民自由的"非自由"國家的人口比例，則從47％下降到36％。"部份自由"國家的人口比例沒有任何變化，仍然維持在18%。在此時期，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所佔比例達到64%，這是自從自由之家33年前開始統計以來，民主政府達到的最高比例。

在很大程度上借全球化的自由之風，過去30年中世界11%的人口從"不自由"轉變到"自由"，這意味著今天又有6.5億人享受到美國、日本、比利時等國家的人所習以為常的公民與政治自由，不再遭受我們仍在專制國家看到的那種暴政。

從各個國家的內部看，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也是相連的。加圖研究所2004年進行的以自由換取暴政"的課題研究發現，那些對全球經濟保持開放的國家，遠比不開放的國家更有可能實行民主，亦即更尊重公民及政治自由。與這些開放國家相比，那些相對封閉的國家更傾向於系統地剝奪公民及政治自由。

機器人騎駱駝。這是2005年4月卡塔爾首都多哈正在進行的機器騎手測試，以期用機器人取代兒童當騎手的傳統。 (KAMRAN JEBREILI AP/WWP)

從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

過去20年以來，一些經濟體沿著經貿改革的路子，走向政治改革。僅在八十年代，韓國和台灣都還是在專制制度統治下，不允許有什麼公開異議。在經過若干年的貿易發展與收入增長之後，今天的韓國與台灣都是多黨民主制，實現了百分之百的政治及公民自由。還有很多國家正在大力推進這種雙軌道的改革，如智利、加納、匈牙利、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葡萄牙、坦桑尼亞等。

換言之，政府一旦給予公民更多從事國際商務的自由，就將越來越難以剝奪公民的政治及公民自由；而那些對國際商務設定關稅及各種壁壘以"保護"其公民的政府，更容易剝奪上述自由。當然，經濟開放與政治自由的相關性並非一模一樣地體現在所有國家，但是這個總體趨勢是勿庸置疑的。

將這一點應用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即是：貿易與發展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收益，可以成為在全世界推廣自由與民主的利器。

比如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全球化使政治改革有了希望。經過25年的改革與快速發展，中產階級不斷壯大，他們第一次在擁有住房、出國旅行、與他人進行經濟企業合作而不受政府控制等方面享有獨立。在過去十年中，電話裝機、移動電話、及互聯網使用者的人數巨幅增長。每年有數百萬的中國學生與觀光客到國外旅行。這對於中國的個體自由而言是好訊息，但對於政府而言是日益增長的問題。

在中東地區，自由貿易與全球化也可以起到促進民主與人權的作用。在2003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布希總統闡述了他的中東自由貿易區計劃，他說："阿拉伯世界具有偉大的文化傳統，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進步中損失了機會。展望全球，自由市場與貿易有利於戰勝貧窮，並使男女老少形成自由的行為方式"。

中東地區的經濟停滯滋生恐怖主義，這不是因為貧窮，而是因為缺乏改善未來的機會與希望，對年輕人尤其如此。這些年輕人既不能找到有意義的工作，也無法參與政治程式，進而成為宗教極端主義者及恐怖分子現成的徵召物件。任何致力於促進中東自由的努力，都必須包含促進經濟自由與開放的議程。

一個被救出的兒童奴隸坐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市的一個恢復中心。近年來，國際社會的關注使數以百計的兒童奴隸獲得自由。 (CASSANDRA VINOGRAD APWWP)

未來

在多邊層次上，通過世界貿易群組織達成的通訊協定，將為民主與人權創造更為友善的全球氣候。不發達國家通過開放相對封閉的市場，通過獲得對富裕國家的更多市場准入，能夠實現更高的增長率，發展壯大中產階級，而後者是大多數民主國家的中流砥柱。世界貿易群組織的多哈貿易談判開始於2001年，它的成功落幕將會強化過去30年的兩大趨勢：全球化及政治與公民自由的推廣。但如果談判失敗，也勢必會在這兩條戰線上耽擱和影響數百萬人的進步。

30年以來，全球化、人權、民主聯手向前進，雖然步履蹣跚，且不是在每時每地齊頭並進，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一切都明確無誤地顯示，它們是相互關聯的。在不發達國家中促進全球化，不但有利於提高增長率和收入，促進生活水準提高，使窮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而且，我們也在傳播政治和公民自由。

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