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力制定兼顧倫理道德與經濟效益的經營之道的企業管理人員是可以培養的。但是，這種培養項目必須針對特定經營計劃的目的、社會背景及其全面影響才能成功地改進實際的經營行為。雖然世界各地的商學教育工作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出有關價值觀和企業責任的問題，但世界各國在合乎道德標準的企業管理教育方面存在著大量的共同點。

在安然公司(Enron)、泰科國際有限公司(Tyco International Ltd.)、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 Inc.)、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ndersen LLP)等企業發生一系列醜聞後，美國的商學教育工作者再次面臨對他們培養以負責任的、合乎道德標準的方式領導企業的管理人員能力的質疑。他們過去曾受到過同樣的質疑。20世紀80年代曾發生股票內幕交易醜聞，更早的時候也發生過國防工業交易醜聞。實際上，自20世紀初期美國出現正規商學院以來，道德和價值觀的問題始終是這類學校關注的核心課題。

一個全球性問題

但是，商界領袖所面臨的拓展企業責任理念的挑戰並非局限於美國，亦非局限於商業道德的狹窄範疇。2004年，商科學院的國際認證機構國際精英商學院協會(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發佈了新的指導原則，要求將倫理道德與公司治理納入全球管理學教育。這些指導原則集中關注四個方面的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合乎道德規範的領導、合乎道德規範的決策、公司治理。

歐洲聯盟發佈的題為"促進歐洲企業社會責任的框架"(Promoting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論文(2001年)也引發了許多國家對商貿研究與教學現狀的共同檢討以及在歐洲社會商業學會(European Academy of Business in Society)贊助下制訂的研究與課程設置方案。

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是一個將全世界2000多家企業與聯合國機構、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結合在一起、共同推進負責任的企業行為的機制，這一契約通過其教育論壇(Learning Forum)建立了全球商學教育工作者網絡。商學教育工作者通過這一論壇交流研究成果，開展個案研究，以說明努力堅持該契約關於勞工、環境、人權和反腐等問題所確立之原則的公司採取的具體做法。

設在美國的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商業和社會項目建立了由印度、南非、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等國家的11所商學院組成的全球聯合會，參加聯合會的各商學院通過不同方式探討有關倫理、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品德、可持續發展和良好治理的問題。

取得平衡

在商業倫理和企業責任受到高度重視的情況下，為什麼商學教育工作者每隔幾年就會面臨更加強調價值觀和企業責任的呼籲呢？這是否僅僅是一個週期性問題？──每當不良行為達到某種不可接受的程度時必然產生，而危機一旦過去就會逐漸消失呢？──還是教育工作者迄今所做的努力尚不足以取得成功？

行為出軌的人永遠都會存在。但是，一旦企業行為偏離社會的需要與期待的違背倫理的狀況變為常態而不再是例外，那麼問題就十分嚴重了。這種情況使得商學院更加難以培養在真實世界中既能實行合乎倫理的管理又能進行有效競爭的學生。

過去，商業倫理的教育往往更多地強調傳統的道德哲學，而對企業分析的實際手段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課程的設置將企業目標與道德目標對立起來，而不是努力展示兩者之間的互相依存。人們在考慮問題時更多的是討論是否要採取某種可能不合乎道德的具體行動，而不是討論如何在作出企業決策時應用自己的價值觀。這就向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在一個沒有令人滿意的常規做法的世界裡，我們如何培養有能力制定兼顧倫理道德與經濟效益的經營之道的企業管理人員？

受價值觀驅使的行為

要使有關商業倫理和企業責任的討論切實影響企業行為，就必須解決關於企業宗旨、經營環境和效益評估標準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 宗旨：從社會和商務的角度來看，一個企業及其經營活動的宗旨是什麼？企業管理學者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年12月號中寫道："商務活動的宗旨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利潤，而且應是在獲取利潤之後能辦更多、更好的事情。"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這一理念是否普遍適用於在慣常做法、經濟現實和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的國家。

• 社會環境： 多方面利益相關者的正當權利和責任是否得到兼顧？對擬議中的策略之評估是否不僅基於可預測的經濟效益，而且基於其產生的更廣泛的影響──如生活質量、範圍更廣的地區經濟以及安全等？在考慮盈利因素時，是否把對僱員、退休者、當地居民和自然資源的影響都作了綜合的考慮？

• 效益評估的標準：如何衡量效益和盈利？衡量時考慮了哪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沒有考慮哪些因素？評估影響和結果時，是否既從短期考慮又從長期考慮？我們如何計算往往被稱作"外部情況"的影響，如非再生資源的枯竭或企業大規模搬遷對社區造成的困擾？

所有這些問題都應在授權管理人員個人在其價值觀驅使下採取行動這一背景下予以審視。

在全球化的商務環境中，常有人說，無法進行價值觀和企業責任的教育，因為決定價值觀和企業責任的文化因素排除了採取任何有效的共同做法的可能性。然而，經驗告訴我們，情況並非如此。在教育工作者基於對上述企業宗旨、經營環境和效益評估標準的理解來應對企業管理挑戰時，他們發現在跨國界的環境中進行這方面的教育有著充份的共同基礎。用以說明問題的具體事例和實施的機制可能會有所不同，例如，在印度可能更多地突出家族企業，而在中國可能更多地突出國有企業，然而，以生活質量、安全和經濟機會為中心的目標則是共同的。

不同的處理方式

目前，世界各地的商學教育工作者正在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價值觀、倫理和企業責任的問題。例如，對於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工業活動造成環境破壞的關切引起了對可持續性問題的大力研究和新的教學課程的設置。

聯合國全球契約於2004年同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薩班哲大學( Sabanci Universitesi)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合作舉辦了由兩個部份組成的、主題為"彌合差別：可持續的環境"的學術會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學院教職員和企業界人士。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學院(Monterrey Tech)商學院EGADE-ITESM正在設計一項專攻可持續發展和科學技術管理的新的工商管理碩士(MBA)項目，以支持創立新型可持續的企業。這項課程將採取項目教學的方式，並將邀請墨西哥各地的研究中心參與研究。

康乃爾大學強生管理學院(Johnson C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Cornell University)建立了設有資深教授職位的可持續全球企業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Global Enterprise)，其主要教學與科研領域為多學科研究、課程設計及企業與非營利機構的夥伴合作關係。

全世界很多商學院還根據本地區特有的問題和傳統培養未來的商界領導人，以便對企業進行有效與合乎道德規範的管理。

例如，印度孟買的S.P.耆那管理與研究學院(S.P. Jai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Research)採取了幾項行動，包括建立企業道德培養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通過課外經驗培養學生對企業管理之社會影響的敏銳意識。過去10年來，這個中心完成了有50多家公司和100多個非政府組織參加的800多個項目。該中心的Gita Shibhir是一個在印度教靜修處舉行的為期兩天的住宿講習活動，使學生體驗根據印度宗教經典進行的修身養性和自持。

馬尼拉的亞洲管理學院(A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開創了發展管理碩士學位項目，專門培養將在新興經濟體工作、能應對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特有挑戰與機會的企業領導人。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Business School)正在根據非洲發展新經濟夥伴項目(New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規定的目標設置一個領導、治理和倫理的博士學位專業。

此外，還有許多相關網絡，如歐洲商業倫理網(European Business Ethics Network)。這一網絡的成員來自33個國家，他們共同建立學界人士和企業界人士的聯繫，努力促進教育、培訓和組織工作中的倫理道德。

在培養企業界領導人過程中更加強調價值觀和企業責任的做法並不限於一個國家和一種學術理論。在教學中，重要性日益提高的問題可圍繞企業宗旨、經營環境和效益評估標準這三個方面分類；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和方法包括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全球精神傳統、政治史、談判和公共政策等。

共同之處在於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地區面臨的挑戰用不了多久就會變成全世界面臨的挑戰，企業規範不能長久地偏離社會需要和期待。

教育工作者的作用

教育工作者可以提供各種背景知識和觀察問題的視角，幫助管理人員重新考慮面臨的各種衝突，將其看作是共同面臨的挑戰，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價值觀。他們可以提供過去已得到解決的類似衝突作例子。他們可以教會管理人員通過交流從各種看起來不同的事例中找出值得共同關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許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凸顯這樣一個事實：企業規範並非必然與更廣泛的社會期待相牴觸，事實上，兩者不能長期處於相互牴觸的狀態。

如果商務活動的社會影響僅僅被看成是倫理道德的問題，人們可以令人信服地爭辯說，要改變學生的行為，靠商學教育未免太晚了。同樣，經濟學、心理學或管理學專業的教員也會提出異議，他們會說，他們缺乏正規的哲學基礎知識，因此無法在課堂上討論價值觀的問題。再者，在美國展開的爭論常常在倫理學應該作為單獨的一門課程來開設還是結合到營銷、金融和會計等領域中去這一問題上陷入僵局。

而另一方面，如果把倫理問題納入創造性解決具體問題的範疇，那麼教育的作用顯然就是必不可少的。教員可以向學生講授解決問題的手段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提供各種背景知識，並進行增強解決問題技能的練習，而不是進行說教。

課程的設置越來越反映出這樣一種現實：有必要開設專門講授價值觀與決策、可持續的管理和企業在社會中的作用之類的課程，並在很可能出現疑難問題的功能性領域的討論中，將有關價值觀的問題融入其中。

例如，營銷課程最適合於討論特殊市場領域營銷(又譯"壁龕營銷"或"利基營銷"，英文為niche marketing)或以促進社會福利為宗旨的營銷(又譯"善因營銷"或"事業關聯營銷"，英文為cause-related marketing) 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會計課程則最適合於討論不同的會計方法對財務信息質量和管理人員行為方式可能產生的影響。

對未來管理人員而言，從宗旨、經營環境和效益評估標準的角度探討企業道德規範確實是最重要的課程。

瑪麗·金泰爾是一位獨立的商務顧問，曾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並在該校從事過研究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