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全球經濟在擴展，但勞工以及代表勞工的政府對貿易的憂慮也在增加。大多數因工 作場所變化而導致的失業可歸因於技術進步，但進口增加卻日益成為眾矢之 的。保護主義是錯誤的應對方式。人們建議政府採取更好的辦法，消除工人的憂慮。

大衛·費爾德曼（David H. Feldman）是美國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Virginia）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經濟學教授。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 巴斯卡·拉米（Pascal Lamy）呼籲國際社會為瀕臨絕境的多哈回合談判注入新活力，因為他擔心談判失敗將導 致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險象環生。真正的困難遠超出多哈回合談 判的具體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即全球經濟一體化產生社會 收益這一觀念日益具有爭議性。結果是，許多國家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歧視性的、扭 曲貿易的做法，以此作為權變政策的工具。

反傾銷行動，用臨時關稅及配額應對進口激增，生產補貼，以及扭曲貿易的法規 等，這些做法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時候是不難理解的。除非經濟增 長能夠製造大量機會而讓其他行業迅速吸收勞動力，否則，任何貿易讓步或經濟振盪， 或兩者兼而有之，勢必會導致進口競爭行業的明顯損失，對技術經 驗與其從事的工作緊密相聯的勞工來說尤其如此。故上述政策可以用來維持現狀。

經濟體中任何一個有一定規模的部門出現快速萎縮，都難免有政治後果。但是， 在全球經濟增長強勁有力的時代，人們對於開放的全球市場以及多 邊規則卻信心大減，令人頗感意外。謎語的答案是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遷。

技術變遷與就業恐慌

在過去60年中，我們目睹製造業領域發生了節省人力的重大技術變化。自1950年 以來，就高度發達經濟體而言，製造業領域的生產力平 均每年增長3到5個百分點。在同一時期，製造業領域的就業幾乎沒有增長，甚至出現了 萎縮。這導致製造業的就業比重下降，而服務行業的就業比重則相應提升。

與此同時，全球交通成本降低，促使製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增加。 最近，服務業的外包導致許多國家的公司調整經營結構。

眾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城市擴張，以及傳統農業及小規模家庭手工業讓位於全球市 場的細密分工，從而經歷著同樣迅速的結構變遷。

所有這些振盪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部門感受到國際競爭的現實或潛在威脅， 而這種看法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皆屬常見。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們擔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長的貿易 將成為始作俑者，導致美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 以及歐洲的高失業率。然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則認為，上述現象可能是因為對非技術勞力的國內需求在不斷下降，而這 很可能是向技術勞力傾斜的技術變遷並所造成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變 遷的時機產生些微影響，但這些變遷無論如何都會發生。

然而，因缺乏就業保障而產生的公眾憂慮則集中在貿易自由化上，這大概可歸因 於在那些面臨激烈進口競爭的行業，就業機會流失所造成的損失往往很大。 但是，各國政府不應該以下述方式應對這種不安全感，即放棄與世界市場保持開放交流 的原則承諾，或倚重行政保護及優惠特定國內公司或經濟部門的政策。

保護主義解決方案存在的問題

在各個國家內，重大競爭均非發生在國內公司與外國競爭者之間，而發生在國內 公司之間，為了爭奪國內稀缺的勞動力與資本。貿易壁壘 與國內補貼可能會提高產出，增加就業，並提高國內某些企業的利潤，但是，這勢必以 損害未受補貼保護之優惠的其他國內公司為代價。如果享受優惠待遇的行業的利潤 來自于國內的高價格而非高生產力，那麼，這個利潤就代表著該國其他人的收入損失。 國民總收入並沒有增加。

這些政策製造一種對立，一方面是國內消費者和使用進口中間投入品的公司，一 方面是與進口產品相競爭且與政界關係密切的生產商。正因為保護 政策常常不透明，且制定過程深藏不露，所以它導致特殊利益集團的遊說規模日益擴張。 這種不事社會生產卻追求巨額利潤的現象往往導致社會收入的重新分配，劫貧濟富，並 將 稀缺資源從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部門分散轉移。

貿易開放具有一個優勢，即與被利益集團的壓力所扭曲的價格相比，世界市場的 價格一般會更準確地反映稀缺狀況。世界市場的價格能更有力地 激勵國內消費者與公司有效運用資源，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收入的價值。在更為開 放的經濟體中，公司與消費者通常享有更多優質產品的選擇，而如果技術體 現於進口投入品以及外國投資，那麼技術推廣的速度就會更為迅捷。

貿易開放的另一個優勢是，它減少高度集中的國內產業在該國的市場力量。開放 是行之有效的鼓勵競爭的政策，對小規模的發展中經 濟體尤其如此，那裏的許多行業不過是一兩家大公司。

最佳應對方式

在公共部門相對發達的國家，勞工對就業保障的憂慮可通過一系列有的放矢的項 目來消除。某些老辦法可以使心存疑慮的立法者更容易接 受貿易協定，如增加貿易轉型援助（TAA），該基金專用于重新培訓因貿易而失業的勞工。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貿易轉型援助的行政程式十分複雜，有時不能惠及飽受貿易 衝擊且最需要幫助的勞工。那些旨在使貿易自由化重新煥發活力的項目必須做到直接消 除造成職工擔憂的根源，並爭取惠及更多人。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洛麗·克萊策（Lori Kletzer）與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李頓（Robert Litan）為彼得森研究所撰寫了一份政策論文，呼籲為所有失業工人建立新的安全保障網路。 該建議的兩個支柱是，為符合條件的再就業職工提供工資保險與醫 療保健補貼。雖然他們的論點直接針對美國的狀況，但是他們提出的觀念，即以提供社 會保險來消除失業的後顧之憂，具有廣泛的適用性。現行失業保險不能消 除人們對再就業的工資損失的恐懼，此外，應該在再就業時才支付保險福利，這將有助 於縮短失業時間，加速在工作崗位上發展新技能。

另一個辦法是擴大再培訓的稅收優惠。為此，公司可以將合乎要求的職工培訓項 目的費用分若干年承擔，而個人可以 從符合要求的教育專案支出中獲得減稅及退稅。

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公共部門的管涉能力十分有限，顯而易見，政府也有比工業 政策與貿易管理更重要的優先任務。其中一個優先 任務是建立健全的財政體制，保障稅法明確並由獨立公正的司法部門執行，從而做到稅 收有效及公正。此外，擴大稅基可以使政府增加稅收，同時降低導 致逃稅與政府腐敗的高稅率——包括高進口稅與高所得稅。

健全的稅收歲入基礎，將使發展中國家政府有能力從事許多非他莫屬的工作。必 須為年輕人建立入學升學的基本框架，特別是在中小 學水平。比較優勢是一個不固定的目標，鑒於最近發生的飛速變遷，職工應該具備可轉 化技能，使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可從事多種行業的工作。基本的醫療保健應該進一步得到 普及 ，防止那些可預防的慢性病干擾人們的生產生活。最後，每一個公民應該依託于基本的 社會保障網路，避免就業恐慌轉變成對世界市場變化的恐懼症。

巴斯卡·拉米或許是正確的。多哈回合談判如果失敗，將有某種風險，可 能會導致一波閉關自守的政策乃至 “以鄰為壑”的策略，如競相貶低貨幣，增加保護壁壘等。另一方面，全球經 濟一體化的未來與其說取決於全球談判進程， 不如說取決於各國如何應對國內的失業恐慌。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