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歷史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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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在黃石公園建造老忠泉旅店(Old Faithful
Inn)時，工程人員基本沒有考慮這一建築對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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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韋斯特·塞拉斯
美國國家公園在建立初期的管理中，對大自然的科學規律缺乏認識；一個管理著國家大片最寶貴公共資源的官僚機構在很多年裏並不真正懂得生態科學。科學管理原則是在數十年之後才得到公園管理者的應有重視。
理查·韋斯特·塞拉斯(Richard West Sellars)是已退休的國家公園史學工作者，著有《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史》一書(Preserving Nature in the National Parks: A History，耶魯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他曾擔任以國家公園科學自然資源專案創始人、生物學家喬治·賴特(George Wright)命名的國際自然資源保護組織喬治·賴特協會(George Wright Society)的主席。
我在1973年進入國家公園管理局，從事史學工作。作為這個令人仰慕的機構中的一名新雇員，我以為，對如何管理這些有著壯闊自然歷史的著名國家公園——如黃石(Yellowstone)、大沼澤(Everglades)、大煙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等，生物學家最有發言權。我想當然地認為，在公園決策中，生態因素主導一切。我實在是太天真了！
很多年以後，在1990年代，我在撰寫國家公園自然資源管理史的過程中才意識到，生物工作者為倡導合乎生態的管理方式付出了多少艱辛的努力。數十年中，他們一直與在公園體制中具有真正主導地位的專業人士據理力爭，因為那些專業人士所最為關心的是如何保護公園的風景和吸引遊客。
這種公園管理理念上的分歧反映了美國國家公園始終面臨的一個根本矛盾：在公園裏，到底什麼是應該為子孫後代保留的遺產？是風景本身——優美的森林、綠谷、高山、野花以及神奇的動物？ 還是公園的整個生態體系——不僅包括最著名的物種和景點，而且也包括各種不那麼引人注目的類別，例如野草和土壤真菌？
近年來另一個因素也引起人們的重視，即這些公園對地球生態的作用。猶如亞馬孫雨林對生態具有特殊的影響一樣，國家公園對全球也有著特殊的生態平衡作用。
國家公園優美壯觀的景色會讓人以為，保護風景是惟一的目標。不錯，建立第一批國家公園的主要原因是為了保護風景，例如：建于1872年的黃石公園， 建于1890年的紅杉(Sequoia)公園和優勝美地(Yosemite)公園。而且，除了地質奇觀以外，令遊人最歎為觀止的的確是那些自然景象——是森林和野花，而不是野鼠和蠑螈。19世紀末，人們對生態科學只有朦朧的認識。雖然許多重要的生物群被劃入公園界內，但大多數純屬偶然，也就是說，因為它們恰好處在受保護的、展示自然界“外貌”的風景區內。
注重風景的“外貌”管理
美國國會於1916年批准成立國家公園管理局，以便對日益增多的國家公園給與協調管理。國會的立法規定，要保護風景、自然生物、野生動物，並做到在讓公眾享受公園的同時，保護公園不受損害，從而使子孫後代得以繼續享受。這項立法的用意很廣，兼顧了公園的保護與使用兩方面。但是，在實際中，所謂保護公園不受損害，幾乎完全用來指對風景點的保護，這些景點四周的各類微妙的生態成分並沒有被考慮在內。
為了給遊人開闢到達公園著名景點的通路，公園早期管理人員力求讓新建築在視覺上取得與自然景觀的和諧。他們修建露營地，建造大型旅館，將高速公路延伸到公園的野生風景區。那時候的工程師和園林建築師將不少旅館、博物館以及其他多種設施建造在主要景點的制高點，但由於採用了質樸的建築風格，以原木和石頭為材料，所以這些設施看上去與自然景色渾然一體。公園中的鐵路和橋樑設計也同樣遵循了與環境和諧的原則。
以視覺效果為出發點的早期公園設計，幾乎完全沒有考慮與生態有關的影響。不過，管理人員的確沒有讓某些鐵路、水壩和水庫等大型工程進入園區。他們使森林、野生動物、特別是誘人的大型哺乳動物，得到了保護。因此，除了一些遊人服務設施外，公園中的山林谷地始終鬱鬱蔥蔥，林木茂盛，沒有受到損害。
但是，由於保護風景並不需要基於多少科學根據，因此一些不利於生態環境的做法也逐漸夾雜進來，例如：引進一些非原生的奇異物種；為避免破壞風景區而阻止森林自然燃燒；消滅了山中捕食其他動物的獅子和狼，以及為防止風景林區被當地原生昆蟲破壞而使用殺蟲劑等等。
就這樣，外貌管理成為標準的管理手段。它讓公眾享受到了公園的美景，但卻基本沒有顧及這樣做可能帶來的生態後果。在當時的公園管理者看來，好像無論什麼新措施，只要沒有嚴重影響公園的景觀，就是做到了“保護公園不受損害，從而讓子孫後代得以繼續享受”。
公園管理如今致力於保護從纖細植被到雄偉高峰的園內一切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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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公園的生物專業人員認識到，動植物群是相互關聯的龐大生態結構中的有機部分。然而，由於國家公園管理局不重視基於科學研究的管理方式，直到1929年才開始成立自然科學專案，而且使用的完全是公園管理局的富翁生物學家喬治·賴特的私人基金。雖然公園管理局很快也開始為賴特的專案提供資金，但是，在1936年賴特因車禍不幸去世後，原本正在擴大的以賴特為首的生物專業人員的影響力驟然減少。
在此之後，又經過了將近三十年時間，那些與公園管理局傳統進行抗爭的生物工作者才真正重新在公園管理中發揮作用。這次他們得到了來自公園管理體系之外的支持。196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它的報告中，對公園管理局提出尖銳批評，並呼籲管理人員通過強化科學研究來確保維護公園的生態系統。報告將公園稱作是一個“由相互關聯的植物、動物及其棲息環境組成的系統”，並敦促將這一系統視為“生物銀行”。報告明確指出，公園管理局只注重風景保護是不夠的。
同在1963年，由當時的著名生物學家、加州大學教授利奧波德(A. Starker Leopold)擔任主席的一個特別顧問委員會，公佈了自1916年通過立法建立國家公園管理局以後最具有影響力的一份報告文件。報告強調了加強生態管理的必要性，主張讓每個大型自然野生公園成為美國原生態的縮影。它提出，每一公園內原有的生物群都“應維持不變 ，必要時，盡可能將一切還原到白種人首次涉足時的狀態。
這一方針說明，人們意識到來自歐洲的移民及其技術給生態環境帶來嚴重變化。於是，在大型野生公園一切可行的地方，公園管理局開始進行恢復生態的努力。“利奧波德報告”成為了將外貌管理與生態管理相結合的奠基石。得到恢復的野生原始景觀將不僅以優美的外貌，而且也以更為真實的整體生態氣象而受到珍視。促成管理方式變化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急切意識到，如果不轉變方式，公園即使壯麗景色長存，也不會再有物種的多樣性可言。
“利奧波德報告”針對複雜的生態問題的一系列有說服力的闡述，無疑是使這份報告產生長遠影響的一個原因。但另一個更為微妙的原因是，報告作出的對美國原生態的憧憬激起了美國人的浪漫愛國情懷；公園猶如尚未開發的處女地，喚起了人們對“來自新大陸”的聯想。公園管理局非常希望認同這一願景，並將它呈現給美國公眾。這種憧憬從幾乎最深刻的層次揭示出公園存在的文化意義——始終作為公園民意基礎的浪漫愛國主義，以及與拓荒時代息息相連的群山莽原對這個國家的起源與命運的強大象徵性。
“利奧波德報告”為公園管理局生物專業人員要求改變管理方式助了強有力的一臂之力。公園開始採用科學方法，力求使林火管理符合森林自燃規律。公園也取消了噴灑殺蟲藥的做法，讓地方物種得到更好保護。公園還在減少極其有害物種的同時，重新引進已經消失的地方物種。
自然管理方式的實施也受益于國會立法，其中包括1964年的《荒原法》(Wilderness Act)和1973年的《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這兩項法律以及《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等其他立法促使國家公園改進管理，並將公園管理運作置於更廣泛的公共監督之下，其中包括讓公眾參與公園規劃。
然而，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環保運動以及利奧波德和全國科學院的報告，並未能使國家公園管理局對以保護風景為重點的傳統做法作出實質性改變。對於要求擴大研究項目的呼聲，除環保團體以外，國家公園管理局、國會和社會公眾都沒有給予充分支持，而這類專案是進行合理的生態管理的基礎。
自然資源挑戰
二十世紀末，隨著地球溫室效應、人口膨脹、棲息地被破壞以及全球生物種類減少等問題日趨嚴重，國家公園作為生態實驗室和“基因庫”的概念日益清晰起來。科學家和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認為，國家公園對地球生態健康至關重要——它們是基因材料的寶庫，是自然生態的寶島，是抵禦發生無法逆轉的變態和防止物種滅亡的堡壘。
我在1997年出版的《國家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史》中，對國家公園管理局幾十年中的自然資源管理作了有時是很嚴厲的批評性分析。國家公園管理局隨即發起了一項大規模自然資源行動，即“自然資源挑戰”(Natural Resource Challenge)。這項在1999年8月宣佈的行動計畫很快得到國會兩黨支持，並且一直持續至今。由它逐步帶來的科學資源管理資金和人員的增加，是國家公園管理局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這是一項非常全面的計畫，旨在為保護資源和促進公園與社會發展而為專業人員以及社會公眾收集、推廣和宣傳科學知識。其中包括，加強對公園內原生物種(陸棲、水棲均包括在內)的鑒定編目；觀察它們生存狀態的變化；保護和恢復瀕危物種，同時排除非原生物種。這項計畫還要求加強對空氣和水的監控。為實現這些以及其他所有目標，不僅應一如既往地為公眾遊覽公園和瞭解公園的自然資源以及為公園的保護工作提供更多機會，而且也必須發展公園的專業人員隊伍。
自然資源挑戰行動使國家公園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野生公園的風景管理和科學管理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理解與合作。尤其有意義的是，它使國家公園管理局能夠更得力地應對本世紀日益嚴重的環境威脅。而且，在國會和國家公園管理局、同時也在美國人的整體意識中，這項行動所強調的對公園自然生態的總體性保護， 使1916年國會提出的“保護公園不受損害，以便讓子孫後代得以繼續享受”這一立法觀念得到了更寬展、更具生態含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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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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