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其它族群後裔的美國人作家，體現了真正的美國人文字創作」。

-- 華裔美國詩人與小說家 梁羅素

於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在全美大學中、選修美國文學的學生都會收到一份涵蓋內容相當多元化的課程大綱。

事實上，從中學開始，青少年就已經開始閱讀那些名字在一開始覺得很難發音的作者、或者名字相當罕見的作者的創作，但在研讀一段時間之後，這些青少年和其父母的高中時期比較起來、能學到更多關於不同種族、民族與移民族群的知識，這些也正是現今美國社會中人民生活的一部份。

多元文化與移民族群創作的文學，在大學與高中的課程中可能會接觸到更多，但這種現象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開始 - 當歐洲人大規模遷徙至美國的時候 – 還有十九世紀的新移民，甚至在更早之前、美國原住民間口語流傳的故事，都是美國文學的多樣化來源。如果從原住民的身份認同觀點來說，只有原住民才是真正土生土長的族群，認為除了原住民之外的其它作家，都算是來自其它文化的傳承 – 事實上，可以說是來自其它種族的傳承。而本文的重點，在於那些非英語系國家移民與其後代、以及非裔美國人、原住民等族群所寫出的作品。

在研究的範疇之中，原住民文學可說是較近期才出現的議題，當美國的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於十八世紀中、就讀於威廉與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時，課堂中以拉丁和希臘為主要內容，而到了本世紀，美國與英國的殖民地連結，仍然讓美國文學中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英語系作者撰寫的。事實上，當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於1891年去世時，幾乎已經沒有人記得他了，而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與其它十九世紀的詩人、作家，都得等到那些二十世紀的學者加以確認、給予讚揚，才能獲得其個人成就的彰顯。

但是，如果就連出生於美國的白種美國人，都必須有如此長久的等待，那麼那些多元文化的作家遭遇更慘；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以其個人回憶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生平記述：一個美國奴隸》（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著稱，以及其它類似的作家，擁有的讀者十分有限，在十九世紀其它美國黑人作家受到的待遇也差不了多少，像是安娜茱利亞庫柏（Anna Julia Cooper）、寶林霍普金斯( Pauline Hopkins)、查爾斯闕斯奈特Charles Chesnutt等人；其它種族、族群連留存的檔案都很少見。雖然漸漸有一些浮出檯面的人，像是小說家威廉迪安豪威爾士（William Dean Howells）、他在二十世紀早期擔任原住民《亞特蘭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編輯時，大力幫助一些作家，鼓勵闕斯奈特（Chesnutt）、亞伯拉罕卡漢（Abraham Cahan）（一位東歐猶太移民）、以及黑人詩人保羅勞倫斯鄧巴（Paul Laurence Dunbar）等人，推廣他們的作品；豪威爾士也巧妙地在後來兩本小說《新財富的危害》（A Hazard of New Fortunes）、《必要的責任》（An Imperative Duty）中，置入了來自不同種族的角色在故事情節當中。

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多元文化、或是多種族人士的作品？早期人們以膚色來定義不同種族 – 紅、黑、白等不同膚色的人種，到了十九世紀，國內開始出現黑奴爭議時，種族問題的範疇則被縮小為黑、白兩個人種。

雖然美國黑人在美國已經能以各種管道表達文化上的意見，但在美國歷史的前半段，他們主要露出的訊息，都還是以出自於美國南方、帶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訊息。只有如說法語的有色人種族群受到重視、Les Cenelles 的詩作中討論到混合性文化資產的複雜性時，才算真正有種族議題的發聲。在十九世紀晚期，作家喬治華盛頓凱布爾(George Washington Cable)對於有色人種長期以來受到的壓迫、提出訴訟，他的小說《格蘭迪賽姆斯家族》（The Grandissimes），描述的就是在路易斯安那州、關於黑奴對抗富有世界權貴的故事。

漸漸地，其它多元文化的作家逐漸浮出檯面，如印地安卻洛奇族的約翰羅瑞奇（John Rollin Ridge），或黃鳥（Yellow Bird），在1854年創作出激勵人心的小說，非關卻洛奇族人、而是以墨西哥一名傳奇大盜為主角，在加州地區做出如羅賓漢（Robin Hood）一般的俠義行為為內容；在二十世紀，出現了豐富的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族群中口語傳述的資產 – 包括民間流傳的故事、曲子、工作時傳唱的歌曲、故事、民間精靈故事與詩作等等的傳述 – 先是由英裔美國人發掘出來、加上後來多元文化族群的學者本身努力，而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十九世紀後期與二十世紀早期，多元文化的文學透過報紙專欄與雜誌傳遞給讀者，在芝加哥，記者法利‧德昂(Finley Peter Dunne)創造出一位愛爾蘭裔美國人的調酒師 – 杜利先生（Mr. Dooley） – 將當地、國內與國際上的相關訊息傳遞給讀者，也創造了一位名為軒尼詩先生（Mr. Hennessey）的角色；在紐約市，猶太移民很堅定地跟隨卡漢一份以依第緒語（Yiddish-language，德系猶太人的語言）撰寫的報告《前鋒》（Forward）、內容中的 「Bintel Brief」前進。這個專欄的內容包含新到移民尋求建議與協助的信件，以及作者回復的內容，擁有許多的讀者；在奧克拉荷瑪的亞歷山大波希（Alexander Posey）、這位希臘印地安混血，則創作了以福斯費司可（Fus Fixico）與其親戚哈特（Hotgun）為主題的漫畫報紙專欄。

二十世紀早期，出現了一些族群的正式文學的範例，獨領美國猶太文學風潮的Antin 與 Anzia Yezierska、以其所著小說與回憶錄享有名聲；黑人女作家佐拉．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的《凝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以及1930年代的哈林文藝復興時期作品，影響力雖然有限，但瑞查懷特（Richard Wright）所著的《美國之子》（Native Son），以一名芝加哥的年輕黑人男性為主角，在1940年瞬間獲得成功，成為進入月份最受歡迎排行榜的書籍之一，也是第一本黑人作家的創作有機會入選。不過，關於族群的作品、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一直要到數十年之後才逐漸浮出檯面。在1940、1950年代，非裔美人的創作、多半以懷特、雷夫伊利森（Ralph Ellison）、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等人「抗爭」內容的小說作品為核心（雖然另外還有切斯特荷姆斯的神秘小說也擁有不少讀者）。

當然，在戰後時期，1960年代人權運動出現之後，墨裔美籍的政治運動者、以及來自拉丁美洲、亞洲的移民自1970年代開始出現，也很自然地在美國多元文化族群的環境下，孕育出與多種族相關的寫作，一直延續至下一世紀。問題是、這些作品如何能融入美國文學的範疇之中？

針對多元文化文學的實際研究，在過去三十年來漸漸出現，1960年代晚期開始，在主要的大學中，每個學生在美國文學研究課程中，至多只會閱讀一、兩位作家的作品，這種狀況主要和出版商發行的書籍有所關連，和所謂種族主義、傑出政治人物關連性較低。在學術社群中遇到的首要挑戰，就是必須找出方法在該學期內成功地闡述種族文學；另外，他們還必須說服出版商對其作品信服。著有《紫色姊妹花》（The Color Purple）與其它許多書籍的愛麗斯沃克（Alice Walker），就曾經表示自己在研究所期間，閱讀到的是休斯頓著名小說的影本，也對為什麼找不到印刷版本提出質疑。
 

要造成影響，多元文化作品必須在兩個領域達到成功，首先是在學校教室內，大學內是老師受訓練、以及未來學者尋找主題、確認未來職涯規劃的地方，從此觀點出發，高等教育單位與成年人所建立的閱讀模式、有其直接的關連性，第二的領域，在於各種國家組織內，像是每年舉辦數千人參與之年會的現代語言學會，有許多學者在會中提出演說，對於學術成就與受尊敬的特權，有很大的影響力。
 

而近代的1970年代早期，多元文化文學學會仍然與美國人公認的知名作家與作品有相同喜好，包括霍桑（Hawthorne）、費茲拉德（Fitzgerald）、福克納（Faulkner）與海明威（Hemingway）等人，以及少數當代的男性猶太作家、如菲利普魯茲（Philip Roth）與索爾貝羅（Saul Bellow）。在一次年度大會中，一群年輕學者試圖在會議中進行的長期性研究未能執行，於是他們在飯店臨時舉行了針對非裔美國人作品的討論；這些討論內容後來成為美國多種族文學研究協會（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主題，該協會縮寫為MELUS。依據每年於不同國家的活動、以及拓展的計劃，該協會每年會在多元文化文學研討會中提出兩項報告，同時贊助該會議的進行、出版介紹來自不同背景的許多作家、給學者們認識。

當然，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到今天已經展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該團體最近於1999年12月舉辦的會議中，會議議題涵蓋種族地位、混血、跨國與其它許多與多元文化相關的主題，而美國研究學會、這個主要的美國文學、歷史教授組成的專業團體，也針對類似議題舉辦了研討會，議題包含多元文化主義動態、以及對邊緣族群的影響。

透過這些學者組織的推動，以及美國新進移民的浪潮，事實上多元文化文學已經成為1970年代以來，相當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主導了一連串的文學脈動。歐洲批判主義針對文學中「差異性」的評論，對美國學者產生激勵作用，像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賽德（Edward Said）就針對文學異質性提出論述，瞭解西方文學中「非主流」與來自他國文學作品的狀況。結果是學者們開始針對不同族群與種族背景的作家進行調查，像是華裔美國人作者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或是原住民席爾珂（Leslie Marmon Silko）、維茲諾（Gerald Vizenor）等人，最後，由哈佛大學文學教授維農索勒（Werner Sollor）做出定論 – 在他於1986年的《超越種族》（Beyond Ethnicity） - 一書中，對種族定位設定新的定義，認定種族是一種界限、而非在實質內容上的差異；他依據個人謹慎閱讀傳統作品與愈來愈多的種族相關書籍內容之後，提出應該重新思考所有作品內容的主張。

不論是哪一個領域的文學，其研究運用的主要元素，就是找出各種選集中的文章 – 選出具代表性的內容一併閱讀，就能作為研究的基礎；在1982年，文學教授保羅勞特（Paul Lauter）集結了超過四十位學者 – 其中包含一部份專精於種族文學的學者 – 在耶魯大學參加夏季講習，其內容設計包含展示、評論、彙集美國種族文學的一些範例，作為改革美國文學研究的文本，該出版品於1990由美國學術出版社發行，後來再由設立於紐約市最大的通俗小說與散文書籍出版商W.W. Norton and Company出版社重新發行，那是一套兩本裝的選集《美國文學中的外來文選》（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是對該領域研究有極大貢獻的一份資料，搜集了能代表美國文學整體的系列文集 – 包含多元文化背景作者的代表作品 – 足以代表各種文化來源，也可以看出其中亞裔美國人文學、原住民文學的數量呈逐年成長的趨勢。

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作者是誰？其實有數不清的作者、也超乎想像地多樣化。今日在美國大學就讀的學生，或者更準確地說、全球鑽研於美國研究與文學的學生，都有機會看到美國小說家、劇作家、詩人、傳記作家的作品，他們的成長背景可能來自於加勒比海、墨西哥、印度、韓國、巴基斯坦、越南、黎巴嫩、菲律賓，或是美國黑人、原住民等不同種族，足以看出多元文化基礎的美國文學未來將會朝新的方向拓展。

對學術社群來說，有一個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就是這些作品中有一部份並不是用英文寫作的，翻譯的品質也不是很好，因此近日於哈佛大學成立的「長期夥伴協會」Longfellow Institute，開始重新翻譯這些來自其它文化背景作者的創作。維農索勒（Werner Sollor）近期的文選《多語言的美國：跨國主義、種族以及美國文學所使用的語言》（Multilingual America: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中，對該單位努力的成果提出說明。

為了確保他們的努力能有效拓展多元文化文學的影響力，讓這些作品能被更多的人閱讀，過程中難免經歷許多辯論與爭論，新加入的老師或學生在一開始都強烈堅持主張，直到發掘出真相為止。大家都瞭解美國今日的文學中，有很多包含了不同文化中的起源、故事、想法與觀點，而關於家族、認同的議題、自我表述的追尋、還有那些在不同種族團體中成長的人們，都透過小說或散文、向大眾表述想法；到後來，在全國的人口結構產生改變時，多元文化背景的文學也明確地展現出其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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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羅伊（JOHN LOWE）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英國語文教授，也是《在太陽之上：佐拉．赫斯頓的宇宙喜劇》（At the Sun: Zora Neale Hurston』s Cosmic Comedy）、與其它多本書籍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