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裏克‧韋爾什

一位高中英語老教師在這裏敘述了他在美國一所都市中學任教的歡樂與煩惱。無論有多少成功和問題﹐學校一向是所在社會的晴雨表。這位老師既教過缺乏學習動力的學生──其中很多人來自低收入家庭﹐也教過優異學生──其中相當一部份人是立志成功的外國移民。他說﹕"能夠使我年復一年重返學校任教……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輕人中間所感到的振奮──互相學習﹐既要接近年輕人的思維方式﹐也要讓他們接近我的思維方式﹐而且﹐無論程度可能多麼有限﹐我都盡量讓自己對下一代人的生活產生影響。" 數十年來不斷有人說﹐我們的學校教育每況愈下﹐急需改革﹐而美國強勁有力的經濟和技術發展似乎證明這種論點沒有根據。"我們當教師的肯定還是教育有方的。"

我是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裏亞市T.C. 威廉斯高中(T.C Williams High School)的英語教師。我對初次見面的人說這句話時﹐得到的反應往往是近乎於看不起﹐或者是無法理解。"你一定很大膽。你怎麼能乾得了﹖"

新聞媒體關於校園暴力和學業成績每況愈下的報導使有些人產生一種感覺﹐好像美國的中學是個混亂危險之地﹐只要能在別處找到工作﹐誰也不會去那裏就業。其實﹐校園生活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複雜多樣﹑令人興奮﹑使人惱怒﹑既有挑戰﹑也有回報。遺憾的是﹐學校生活的這些真實情況卻不為社會大多數人所知。

讓我年復一年重返學校任教──今年9月是我在這所學校任教第36年──的原因之一是﹐生活在年輕人中間所感到的振奮──互相學習﹐既要接近年輕人的思維方式﹐也要讓他們接近我的思維方式﹐而且﹐無論程度可能多麼有限﹐我都盡量讓自己對下一代人的生活產生影響。

特殊的興奮

我所在的學校有來自87個國家的學生﹐這給在這所學校教書帶來一種特別的興奮感。多年來﹐來自世界各地動亂地區的孩子大量湧入亞歷山德裏亞。我教過乘西貢最後一批飛機逃離越南的孩子﹐教過在柬埔寨和塞拉利昂當過兵﹑打過仗的孩子﹐也教過從薩爾瓦多徒步穿越墨西哥﹑游泳橫渡裏奧格蘭德河而進入得克薩斯州的孩子。

早在9.11事件發生以前﹐當很多美國人在地圖上還找不到阿富汗的時候﹐我的同事們和我本人就已熟知喀布爾和坎大哈等城市。這些城市是我很多得意學生的出生地。對我來說﹐一提到阿富汗﹐腦海中浮現的並不是從晚間電視新聞中所看到那些衝突景像﹐而是阿塔瑪(Jamilah Atmar)的面容﹐她靠在華盛頓鬧市區擺熱狗攤所得的微薄收入﹐設法把三個孩子﹐哈裏爾(Harir)﹑佐赫拉(Zohra)和拉紮(Raza)供到從弗吉尼亞州的大學畢業。我常在想﹐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家長教給我的有關我們這個地球村的知識﹐恐怕遠遠超過了我教給他們的文學知識。

移民家庭的孩子常有的發奮學習精神和求知慾使很多在美國出生的同齡人相形見絀。去年﹐在我所教的高中畢業年級大學預修班(Advaced Placement classes)當中﹐我共授予11名學生優秀成績獎﹐其中三人是移民來美的學生﹕來自塞拉利昂的康特赫(Aminata Conteh)﹑來自孟加拉國的阿赫克特(Fajana Ahkter)和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吉奧萬尼(Essay Giovanni)。他們的很多同班同學都抱怨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福克納(Faulkner)的作品"太難"讀﹐而這三個學生照學不誤﹐最後都獲得優秀成績。

我必須承認﹐我對教大學預修班(學生通過上這種班可提前獲得大學學分)比教所謂的普通班更感興趣﹐不承認這點會有失坦誠。這種課程不僅能讓我有更大的主動權﹐而且能把文學教得更多更好。普通班的很多學生對閱讀毫無興趣﹐即使我為了引起他們的興趣而將報紙體育版帶到課堂讓他們讀﹐他們還是說閱讀沒意思。

尚未雕琢的鑽石

說來也怪﹐出勤率最好的班級往往是給我帶來最多麻煩的普通班。對普通班的一些學生來說﹐學校是一個活動場所﹐是一個"跟朋友在一起"的地方。學校也是有成人一直在他們身邊的有規矩的地方﹐而很多人在家裏沒有這種環境。儘管這種班級帶來很多難處理的問題﹐但作為教師﹐讓我感到的最大欣慰之一是﹐我從這些學生中能發現尚未雕琢的鑽石。這些孩子表現出難以駕馭的樣子﹐在一副什麼都不吝的街頭混混的外表後面隱藏著聰明才智。

我想到幾年前普通班裏的一名女學生。星期一早上﹐你聽她說話的腔調﹐會覺得她像是在街頭鬥架的女孩之王。但是﹐如果我給她一本別的學生要花三個星期讀完的書﹐她在一兩天內就會讀完﹐而且完全理解內容﹐隨後還來要更多的書。我曾努力勸她轉到我的大學預修班來﹐但她對我說"預修班中白人太多"。(遺憾的是﹐上預修班的絕大多數是白人學生﹐這使有些少數族裔的學生覺得在這種班裏不自在。) 她家沒有人上過大學﹐而我一再對她說﹐她必須成為家裏的第一個大學生。她高中畢業後休學了一年﹐我最近一次聽到她告訴我的訊息是﹐她已在讀大專。

教學經歷中的一些最令人驚喜的事﹐會在學生畢業好多年之後突如其來地降臨。有時候﹐它起於教室外的一聲敲門。兩年前﹐我應聲去開門﹐發現面前站著一個身穿海軍軍官制服﹑頗有尊容的男子。他是霍華德(Wyman Howard)﹐我已有18年沒見過他﹐但我一下子就認出了他。在我的記憶中﹐他是個非常貪玩﹑任性﹑不太守規矩的少年﹐而如今﹐他已成為海軍特種部隊(Navy SEALS)的一名指揮官。他在完成一項海外使命後﹐返回亞歷山德裏亞探望母親﹐順道來母校。另一次﹐有人敲門﹐我一開門﹐看到門口站著一位儀表不俗的高個子黑人女士。她看上去還太年輕﹐不像是哪個學生的母親﹐但我一聽到她說話﹐馬上就認出她是摩西(Lettie Moses)。她剛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在前往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繼續深造的途中路過此地。她是在聯邦政府資助的低收入家庭住宅區長大的。她的父母決心要讓她成功。她說﹕"我是順路過來問個好。" 我們聊了一會兒﹐相互通報了過去四年的情況。我想﹐實際上摩西要告訴我的是﹕"我想讓你知道﹐我成功了。" 我想對她說的是﹕"你簡直不知道我看到你是多麼欣喜。這是教書的全部意義所在。"

最意想不到的驚喜發生在去年。那天時間已經不早﹐我還在教室裏做事。打開的電視機正在播放公共電視臺的節目"吉姆‧萊勒新聞時間"(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聽到萊勒說﹕"現在請收看《紐約時報》記者愛德華‧王(Edward Wong)從巴格達發來的報導"時﹐我連頭都沒抬。但突然間﹐我聽到了一個15年前的聲音﹐抬頭一看﹐正是91級的愛德華‧王──他站在巴格達的暮色中﹐詳盡報導著當天早些時候發生的反叛武裝分子的襲擊事件。我想起了當年他十分逼真地模仿我在雜亂無章的辦公桌上尋找學生書面作業的模樣﹐我一直以為他後來上了醫學院。此時看到他﹐我的震驚﹑驚喜和對他安全的擔心一併湧上心頭。在聖誕節他回家期間﹐我們一起出去喝咖啡。他告訴我﹐是我和另一位老師漢德(Jacqueline Hand)的課使他愛上了文學。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恭維﹐但心中十分清楚﹐像他這樣的學生不是靠你教出來的﹐老師得留出空間﹐不要妨礙他﹐不要施加不利的影響。不過現在﹐當我讀到他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的報導時﹐有一件事我是感到很自豪的﹕我至少能在他17歲時就識別出這個才子。

識別人才

謝天謝地﹐我還算有眼力﹐識別出凱瑟琳‧布(Kathryn Boo)的才華。我記得我曾對她在讀完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短篇小說《伊夫琳》(Eveline)以後寫的讀後感十分贊嘆。當時﹐她是個17歲的苗條姑娘﹐一頭紅髮﹐看上去好像只有12歲﹐而文章的思想深度卻如同出自成倍於她年齡的人﹐而且文筆優雅清晰﹐令我驚嘆不已。在學年行將結束要頒發寫作獎的時候﹐我內心矛盾重重﹕她在所有學生中出類拔萃﹐可是在期末缺課很多。我最終違背了自己重視紀律的本能﹐把寫作獎發給了她。多年後﹐她因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十分出色的系列文章而榮獲[美國新聞界最負盛名的]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其後不久又獲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MacArthur Genius Award)。此時﹐我所能想到的是﹕謝天謝地﹐幸虧我沒在她少女時代蠢到拒絕承認她的優異才華的程度。

從某個角度說﹐我的工作年復一年﹐沒有變化。每個學年初﹐班上學生是一群陌生的孩子﹐而到學年結束他們離校時﹐我常常不禁要強忍眼淚。但是﹐實際上我知道﹐從我教81級的凱瑟琳‧布和91級的愛德華‧王以來﹐情況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今天﹐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老師們要使十幾歲的孩子們動心和動腦﹐哪怕只是引起他們的注意力﹐都是一場越來越艱難的戰鬥。如今﹐電子媒體提供的即時資訊﹑電子郵件﹑互聯網﹑電腦遊戲﹑DVD﹑錄影帶﹑有線電視等種種消遣和娛樂﹐使孩子們越來越難以捧起書本﹐找到全神貫注的安靜時間﹐或者進入閱讀小說和解答數學題所需要的心境中。

我取得過某些出乎意料的壓倒電子媒體的勝利。兩年前﹐我鼓足勇氣﹐在時隔20年後﹐把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重新搬入課堂。我對女生會喜歡這部小說有信心﹐但認為男生肯定會討厭它。然而﹐卡夫雷拉(Luis Cabrerra)的反應卻幾乎讓我整個一學年都感到快樂。卡夫雷拉是一個狂熱的體育迷﹐對本地一些職業球隊的內情幾乎無所不詳﹐尤其是華盛頓的美式足球紅人隊。根據我對他的印象﹐他從來就不像是個會希望加入簡‧奧斯汀文學俱樂部的那種人。然而﹐我錯了。他告訴我﹕ "自從達西這個人物出現﹐我就開始真的被吸引住了。他對待女孩子真是有一套。因為他﹐我放不下這本書。"

"學校成問題"之迷

學校如同美國社會一樣﹐充滿了挑戰﹔但我仍然認為﹐我所在的學校以及全國各地學校的情況並不像很多政治人物和教育專家要人們相信的那麼糟糕。美國學校成問題之說由來已久。超黨派智囊團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羅思坦(Richard Rothstein)指出﹐今天的種種指責──學生閱讀和數學水準低下﹑歷史知識貧乏﹑參加工作的準備不足﹑教學大綱沒有重點﹑不重視道德教育等等不一而足──其實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1892年﹐當高中畢業生上大學的升學率還不到6%時﹐哈佛大學校監委員會就曾發表報告﹐抱怨報考哈佛大學的學生中﹐僅有4%的學生"知道如何寫文章﹑拼寫和使用標點符號"。

1983年﹐裏根政府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以"處境危險的國家"為題發表報告警告說﹐"日益擴大的平庸趨勢"如此遍佈我國學校﹐以致威脅到美國經濟的未來。時任教育部長的貝爾(Terrell Bell) 寫道﹕"僅為保持和擴大我們在世界市場仍然具有的微弱競爭優勢﹐就必須致力於教育制度改革。"

常識卻讓我得出一個大相逕庭的結論﹕如果1983年時我國的學校如此糟糕﹐並且在很多所謂的改革人士看來﹐今天學校的狀況絲毫沒有改善﹐那麼美國怎麼會有令全世界羨慕的經濟和技術呢﹖我們當教師的肯定還是教育有方的。看來﹐越遠離學校的日常生活﹐對學校的看法就越消極﹐越不現實。例如﹐蓋洛普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全國只有約20%的成人給學校的評分是優或良﹐而給子女所在學校評優或良的家長比例高達72%。熟悉情況則滿意程度高。

我所在的學校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難民﹐教他們學英語﹐並將其中很多人送往全國的名牌大學。我們設立了一些項目﹐使有了小孩的女生能繼續上學﹐以便畢業後能找到像樣的工作﹐不依靠社會救濟。我們派出了女子賽艇校隊前往英格蘭參加此項運動在世界上最享盛名的亨利皇家賽舟會(Royal Henley Regatta)。在我校學習的孩子們的型式﹑我們為他們提供的服務就像這個國家一樣多種多樣。我們並非一向成功﹐但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批評公立學校的人沒有能夠正視今天美國社會的現實﹐她的社會問題﹐她的榮光﹐她可貴的多元化。公立中學除了接受反映在美國青少年身上的現實和他們帶來的挑戰之外﹐別無選擇。任何人只要花些時間仔細瞭解一下學校在做些什麼工作﹐孩子們取得了什麼樣的成績﹐就不能不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