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生物技術的辯論屬於新產品歷來會引起的一種社會對話。對新技術優勢的宣傳有時會遭到質疑﹑詆毀﹑或直接的反對──主要形式往往是誹謗﹑含沙射影的攻擊和不實之詞。即使是一些今天極其普遍的產品﹐都曾遭受過數百年的非議。

例如﹐在16世紀﹐天主教主教曾經禁止在基督教世界飲用咖啡﹐認為咖啡和葡萄酒相爭﹐代表著新的文化和宗教價值觀。

類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麥加。1511年一名總督兼市場監察員海爾‧貝格(Khair Beg)曾經取締咖啡館和禁止飲用咖啡。他依據的是波斯醫生及當地法官的說法﹐即咖啡和酒一樣會影響人體健康。其實﹐禁止咖啡的真正原因是﹐咖啡館的存在威脅到他的權威﹐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有關他的管轄區內的社會事務的其他資訊來源。

當時咖啡遭到的不實的公開指控同今天生物技術產品遇到的情況相似﹐咖啡被說成會影響性功能和導致其他疾病﹐在麥加﹑開羅﹑伊斯坦布爾﹑英格蘭﹑德國﹑瑞典等地遭到當地執政者的禁止或限制。1674年﹐法國醫生為了維護葡萄酒消費而提出﹐當一個人喝了咖啡後"軀體化為自身之陰影﹐日漸衰竭。飲咖啡者﹐其心肌五臟虛損﹐神志恍惚﹔其軀體抖顫﹐形同咒伏。"

蝴蝶之說及其他不實之詞

今天﹐轉基因食品也受到類似的非議。除了指控轉基因食品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外﹐還廣泛流傳著一些聳人聽聞的說法﹐將轉基因食品同腦癌﹑性功能障礙以及行為改變等聯繫在一起﹔其中有些謠傳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上層流傳。

這些辯論所使用的方法也很高明。批評生物技術的人利用大眾傳播工具散佈資訊﹐刻意突出那些他們所說的生物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倡導生物技術的人經常在迫不得己時站出來為生物技術辯護﹐但是很少主動向公眾進行解釋。由於一般大眾對於生物技術產品的技術細節並不瞭解﹐因此需要採取新的傳播方法。

提倡生物技術的人通常需要有科學上的精確度﹐而批評人士卻用造聲勢的方法﹐力圖引起公眾的恐懼和對產業動機的懷疑。他們把生物技術的"危險"同核能或化學污染的可怕後果相提並論。他們使用"基因污染"和"怪魔食品"("Frankenstein foods")等字眼。

批評人士還利用國際社會各界對大型企業的不信任來推行他們的觀點。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效地對某些事件加以利用﹐誇大其中的危險。一個被大量引用的例子是康乃爾大(Cornell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這個項目的研究人員指出﹐轉基因玉米的花粉(產生一種Bt毒素)﹐殺死了王蝶(Monarch butterfly)的幼蟲。這項研究被用來誇大生物技術對環境的影響。儘管後來其他學者對該研究的局限性做出解釋並反駁了研究的結論﹐但批評生物技術的人所造成的最初印象沒有得到改變。

就這項研究而言﹐真正的環境問題並不是轉基因玉米是否殺死了王蝶幼蟲﹔關鍵的問題是﹐與使用一般化學除蟲劑的玉米相比﹐轉基因玉米對環境有什麼影響。需要看相對風險﹐而不是被孤立於大生態環境之外的單個事件。但是顯然﹐這樣的分析不符合批評者的目的。

可以看出﹐批評生物技術的人確定了兩個基本的辯論方式。

第一﹐他們設法製造一種印象﹐即﹕倡導生物技術的人﹐而不是批評這項技術的人﹐有責任證明生物技術產品的安全性。也就是說﹐在安全性得到證明以前﹐應將生物技術產品視為是不安全的。

第二﹐他們有效地把辯論確定在環保﹑人體健康和道德的範疇﹐進而掩蓋了其中的國際貿易因素。這樣一來﹐他們得以聚集起範圍更廣泛的活動人士﹐這些活動人士對環境保護﹑消費者安全和社會道德價值等有著真誠的關注。

一般認為﹐通過協調一致的努力促進公眾辯論將有助於交流傳播資訊﹐從而導致人們接受生物技術產品。這也許在某些情況下是可行的。但是﹐總的來說﹐人們對生物技術的擔心是實際的﹐無法單純通過公共辯論得到消除。這主要是因為﹐引起辯論的根本原因不純粹是出於輿論上的考慮﹐而是生物技術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公共辯論有可能只會輔助說明澄清或張揚分歧意見﹐而對解決根本的經濟和貿易問題無甚裨益。

那麼﹐在目前的情況下﹐尤其是在支援和批評生物技術的人士都將注意力集中於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下﹐應該怎樣做呢﹖在新型的全球傳播生態中的運作將要求我們有更多樣化的生物技術產品﹐更多的參與機構﹐對生命科學和社會有更好的政策研究﹐並且具有更有力的政策領導。

產品比言論更有說服力

在發展中國家﹐很多有關生物技術的辯論是基於一些假設的說法。生產者和消費者手上並沒有實際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實際目標﹐宣傳和對話是不足以有說服力的。換句話說﹐與其反駁批評言論﹐不如直接指出市場上的具體產品的好處來得更重要。

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讓當地科學家﹑實業家﹑決策人﹑有關的公民社會群組織共同努力。有充份證據顯示﹐人們對新產品安全性的顧慮往往隨著當地對新技術的使用參與和擁有而逐漸減少。同樣﹐地方對新科技的參與會提高對新科技的信賴程度﹐進而減少對無科學依據的規章的需求。例如﹐一位南非農民對轉基因棉花給她帶來的好處現身說法﹐會比向外發佈成千上萬條新聞稿和空洞的媒體報導更有說服力。

這意味著﹐推廣生物技術的使用不僅可以使其變得為人們所熟悉﹐而且還可以從中產生用來說服人的資訊﹐使人們相信生物技術的好處和用途。因此﹐擴大產品種類是這場辯論的一個關鍵。對於想以生物技術改善自己的產品並讓食品基礎更多樣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一點更為重要。

開發抗旱農作物的資訊適用於非洲國家﹐而其他地區則可能對其他產品更有興趣。這也敘述﹐如果辯論不是針對著地方的需要和使用﹐圍繞生物技術的作用的一般性辯論是沒有多少效用的。

與生物技術沒有實際的利害關係會造成一種真空﹐給有關這一技術的風險和好處的不實之詞以可乘之機。像肯尼亞和南非這樣的有自己的生物技術研究項目的國家﹐便對生物技術有較周全的看法。

擴大支援基礎

要解決生物技術資訊交流問題﹐必須對日益變化的傳播生態有更好的理解。這個生態包含著複雜的資訊網和輿論帶頭人﹐也包含著過去不曾為公眾和遊說團體所掌握的的新型傳播手段。當年﹐海爾‧貝格曾因發現咖啡館變成他的轄區內的事件的權威性訊息來源而惱怒。同樣﹐網際網路現已變成比像電視廣告這樣的傳統手段更為重要的傳播工具。

但是﹐與貝格的時代所不同的是﹐新型傳播生態是全球化的﹐從而能夠使資訊得到廣泛傳播﹐並且在多種多樣的活動團體中引起共鳴﹐包括不太會受到生物技術影響的團體。這些網際群體由複雜而不易被外界取得的電子郵件名單聯繫在一起。要想更正通過這些網路散發的錯誤資訊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些網路非常複雜。

遊說團體往往利用多種社會運動推進他們的主張﹐而倡導生物技術的人主要傾向於利用中心機構群組織﹐而這樣的群組織在現代傳播生態中的影響基本微乎其微。要形成必要的多樣化﹐就需要擴大社會運動的基礎﹐倡導科學技術對人類福祉的作用。

生物技術辯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大眾媒體的作用。例如﹐在歐洲﹐媒體對誇大生物技術反對派的觀點或讓人對生物技術支援派的立場產生懷疑發揮了重要作用。相反﹐對這一科學的支援通常缺少報紙編輯所喜歡的那種激烈措辭。

由於如今在決策過程中要求有更多的公眾參與﹐因此﹐那種傳統上認為科學是基於永恆的事實進而可以由政府傳遞給公眾的觀點﹐現在受到挑戰。換句話說﹐科學資訊正在受制於民主行為。

有關生物技術的辯論把在社會上展開的針對技術問題的討論推向了新的範圍。一方面﹐社會不得不討論在實質上屬於技術性的問題﹐另一方面﹐科學界人士面臨壓力﹐需要把非技術性因素作為有效意見納入決策過程。

預想

在輿論戰中﹐政策研究機構和智囊團體具有重要的角色。人們可以看到﹐反對生物技術的人花相當大的力量與研究機構﹑大學系所結盟。很多用來質疑生物技術安全性的資料都有研究機構為後盾。但是﹐針對生物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的超黨派政策研究相當缺乏﹐因此﹐那些想提出不同觀點的人很少有機會得到可靠的資訊。

缺少對生物學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的系統研究﹐是使公眾參與有關生物技術的對話的主要障礙。鑒於生物學的發展帶來新的﹑與物理學和化學相關的生態和倫理問題﹐這一點尤為重要。例如﹐對產品一旦上市便很難再回收的擔心﹐使人們更加關注生物新產品一旦釋放到環境中將怎麼辦。

發揮領導作用

公共辯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影響政府對生物技術的決策。從這點來說﹐政府是否有能力對現有資訊做出評估並且將其用於決策十分關鍵。在生物技術問題上的政治領導作用以及必要的科技顧問機構﹐也是管理新科技的重要因素。

圍繞新技術的辯論在未來會愈加突出﹐政府將面對需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越來越大的壓力。然而﹐如果政府不視科學技術為發展進程之必不可少的一部份﹐那麼﹐科學技術意見將不足成事。因此﹐提高對解決科技領域問題的領導能力﹐將有助於有效地管理圍繞新技術﹐包括具體的生物技術的公共辯論。

總而言之﹐新興技術的性質──尤其是以生命科學為基礎的技術──以及不斷改變的傳播生態要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在社會上推動生物技術的戰略。科學界人士不僅要表現出明確的領導使命感﹐而且要調整其傳播手段﹐以滿足國際社會日趨複雜和多樣化的需要。歸根結底﹐能夠平息這場辯論的﹐將是生物技術給人類帶來多少有用的產品﹐而不是支援者和批評者空洞的言論。

(完)

注﹕本文中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國務院的觀點或政策。

返回頁首

返回《農業生物技術》期刊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