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行動的力量
The Power of Nonviolent Action

人民權力運動，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宣告了許多專制政權的終結。

作者：斯蒂芬·叔內斯(Stephen Zunes)

武裝鬥爭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非暴力"人民權力"運動的成功則依賴於促使人們關注官方的壓迫，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

斯蒂芬·叔內斯是三藩市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政治學教授，曾主編《非暴力社會運動》一書(Nonviolent Social Movements, Blackwell, 1999)，並擔任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學術顧問委員會主任。

二十世紀以來，非暴力運動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項內容，它向濫用權力的當權者提出挑戰，推動社會改革，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反抗軍國主義和歧視行為。

印度的莫漢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都是天才的戰略思想家和偉大的道德領袖，他們或許是非暴力運動最著名的領袖。他們不僅致力於將非暴力行動當作展開鬥爭的最有效途徑，而且把非暴力作為個人道德理念堅守不移。在很多方面，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堅持非暴力原則的做法具有開創性，因為絕大多數非暴力運動及其領導人並非綏靖主義者，而是主張把非暴力行動當作推動其事業的最佳戰略武器。

確實，近幾十年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鬥爭不僅推動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促進了人權事業，而且導致了專制政權倒臺，並促使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從根本上改變了政府的運作方式。其結果是，非暴力反抗運動從與宗教或道德原則相關的權宜之計逐漸演化成深思熟慮的、甚至是制度化的鬥爭方法。

的確，過去30年裏湧現出以非暴力方式反對獨裁統治的高潮。在這段時期，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人民權力"運動對促進近60個國家的民主變革發揮了作用，促使很多國家推行實質性的改革。在其他一些國家，雖然非暴力反抗運動最終遭到鎮壓，但對專制統治者造成了強有力的衝擊。

這些非暴力活動是有組織的、廣受人民支持的反抗活動，出於策略或迫於形勢，其領導人和參加者竭力避免武裝鬥爭。

與傳統的政治運動不同，非暴力運動一般運用競選和遊說等主流政治博弈途徑之外的策略，例如罷工、抵制、大遊行、爭取言論空間、拒絕繳稅、銷毀代表政府當局的象徵(如官方頒發的身份證等)、拒絕服從官方命令(如宵禁令)、以及建立提升運動政治合法性的團體和社會組織等。

非暴力抗爭方式為什麼奏效

很多年來，有一種假設認為，獨裁政權只有通過人民的武裝鬥爭或外國軍隊的干預才會被推翻。但是，人們逐步認識到，事實上非暴力行動可能比暴力行動更加強有力。最近的一份學術研究對上個世紀323起爭取自治和擺脫獨裁統治的重要抗爭行動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主要的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達53%，而同期內主要以暴力進行反抗的運動成功率只有26%。(請參見Maria J. Stephan和Eric Chenoweth所著：“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抗爭運動放棄武裝鬥爭而走非暴力道路有多種原因。其一是人們日益認識到反叛戰爭的代價不斷增加。近年來，科學技術為現政權鎮壓武裝叛亂提供了越來越大的優勢，使之能夠較有效地擊潰反叛武裝，或至少使之失去對抗的力量。即便在武裝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時候，也造成大部份人口流離失所，農場和村莊被摧毀，城市和國家的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破壞，經濟崩潰，環境大範圍地遭到嚴重破壞。最終結果是，人們日益認識到，武裝暴動的益處與付出的代價相比也許太不值得。

另一個主張非暴力的原因是，通過武裝鬥爭推翻獨裁統治後，新政權往往不能建立保障社會及經濟發展和促進人權的多元、民主和獨立的政治體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包括：反動勢力、自然災害、外國干涉、貿易制裁、以及取勝的人民運動所無法控制的其他原因。

另外，把武裝鬥爭當作奪取權力的手段往往激化問題，同時帶來其自身的麻煩。其一，武裝鬥爭往往陶冶秘密精英先驅者的情懷，輕視民主和多元化，不夠寬容。情況往往是，本來可以在非軍事化的機制中和平解決的分歧沒有得到解決，從而導致派系間的流血鬥爭。一些國家通過武裝革命運動推翻殖民者或地方獨裁者後不久即發生軍事政變或者內戰，另一些國家則變得過份依賴外國提供其維持政權所需的武器。

另外，人們還日益認識到，武裝反抗運動往往讓那些沒有明確立場的人感到擔憂，致使他們轉向政府尋求安全。在面臨暴力反叛活動時，一個政府能夠毫不費力地為其實行壓迫找到藉口，但是對非暴力反抗運動使用武力則通常使政府的反對派得到更多同情。有人指出，這一現象與合氣道武術相似，即反對派利用政府的壓制措施擴大影響，以達到運動的目的。

馬丁‧路德‧金和甘地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主張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爭。

此外，非暴力反抗運動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其參與者遠遠不限於遊擊隊招募的那些身強力壯的男青年。非暴力反抗運動還鼓勵建立替代機構，這樣做可進一步突破壓制，並構成新的獨立和民主秩序的基礎。

武裝反抗運動由於導致壓制手段合法化而經常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許多專制政權對反對派訴諸暴力感到高興，甚至使用密探煽動暴力，因為這樣可以為其鎮壓行動提供藉口。相反，對非暴力異議人士進行暴力壓制往往促成非暴力鬥爭局面改觀。政府對和平示威群眾的襲擊可能促使偶發性抗議活動轉變為大規模反抗運動。

分化現政權的支持者

非暴力反抗運動還往往在支持政府的力量中造成分歧。在如何有效對付反抗運動的問題上經常出現分歧，因為政府一般都知道如何鎮壓武裝暴動，卻很少能夠妥善應對非暴力運動。對和平運動進行暴力鎮壓往往會改變普通百姓和精英人士對現政權之合法性的看法，這正是當權者對非暴力運動較少進行鎮壓的原因。此外，在現政權的一部分支持者看來，與進行武裝鬥爭的反抗運動相比，政府與非暴力反抗運動達成妥協的後果不那麼令人擔憂。

至於那些並非積極支持現政權的員警和軍人，非暴力運動還增加了他們開小差和拒絕參與鎮壓的可能性，而武裝反叛則會加強政府暴力工具的作用，使之視自身為公民社會的保護者。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對影響公眾、政治精英和軍隊等關鍵性群體的看法至關重要，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不加質疑地支援以武力鎮壓暴力反叛。

非暴力反抗運動對現政權的支持者的分化功效不僅體現於削弱軍隊的鎮壓意願，而且體現於促使整個國家乃至外國有關方面的態度發生轉化，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鬥爭即為一例。和平示威的民眾——包括白人、神職人員和其他"良好公民"——的電視鏡頭在世界各地播放，給予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合法性，並以武裝鬥爭無法實現的方式動搖了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統治。隨著非暴力反抗運動在南非升級，以經濟制裁和其他國際社會團結一致的做法為形式的外部壓力增加了維持種族隔離制度的代價。

由於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對某一衝突的宣傳在外地可能與在本地同樣重要。例如，印度的甘地曾努力爭取曼徹斯特和倫敦的英國公民的支持，美國南方的民權運動組織者把資訊傳送至全美各地，特別是針對甘迺迪總統領導下的政府。

蘇東集團內的抗爭活動通過電視廣播將消息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賦予地方示威活動以合法性，使之看起來不再是由謀求變革的異議人士組織的孤立事件。全球新聞媒體在1986年反抗馬科斯的人民權力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使美國政府減少了對這位菲律賓獨裁者的支持。在1980年代末期的首次“抗暴行動”（intifada）期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非暴力抗議示威的鎮壓引起了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人反外國軍事佔領活動空前的同情。如巴勒斯坦籍美國學者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所指出，巴勒斯坦人"終於成功地將他們受害的現實呈現在世界輿論界面前"。

作為非暴力反抗運動的一項著眼于未來的工作，建立非傳統的組織結構為旨在實現根本性社會變革的努力提供了可行的道德依據。公民社會中的平行組織結構可能不斷削弱現政權的控制力，如1989年事件前整個東歐的情形。

在菲律賓，費迪南·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在1986年喪失權力不是因為他的軍隊潰敗和馬拉卡南宮(Malacanang Palace)失陷，而是因為他的權威失去了足夠的支持，馬拉卡南宮因此成為唯一一個他能夠有效控制的地盤。就在馬科斯在就職典禮上宣誓連任時，反對派候選人、遭到暗殺的馬科斯批評人士的遺孀柯拉松·阿基諾(Corazon Aquino)象徵性地宣誓就任人民總統。由於大多數菲律賓人認為馬科斯在選舉中有欺詐行為，因此絕大多數人表示效忠阿基諾總統，而非馬科斯總統。這種對一個權威及其合法性的效忠向另一個權威的轉移是非暴力抗爭獲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成功的非暴力反抗運動中，隨著公民社會組織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日益增加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政治權力可能從政府轉向民間的平行機構。這些民間機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管理責任，為民眾提供服務，並建立起與政府相似的職能，最終導致政府的能力下降，甚至被人民徹底拋棄。

“土生土長”

一些專制政權聲稱，接受西方政府資助的一些外國基金會為後來參加蘇東國家“顏色革命”的一些反對派團體提供資金支援，因此拒絕承認這些民主運動的合法性，它們斷言，“顏色革命”不過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策劃的"軟政變"。然而，正如武裝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並非源于蘇聯連續幾十年對這些國家中左派運動的資金和物質支援，非暴力自由民主革命的爆發也不能歸因於外國基金會的支持。緬甸一位維權人士在談及緬甸長達數百年的人民反抗傳統時指出，關於外部勢力組織緬甸人民參加非暴力行動的說法就象教老奶奶剝大蒜一樣。

革命的成功，無論其意識形態傾向如何，都是某些客觀條件使然。確實，無論多少金錢都不能促使千百萬人放棄自己的工作、離開學校和家庭去對抗全副武裝的員警和坦克，去冒生命危險，除非他們是出於自願。

歷史上，外國政府通過武力入侵、政變和其他暴力方式顛覆現政權，建立非民主的少數人統治。與此相反，非暴力的人民權力運動通過增強占人口大多數的民主派的力量使政權的更替成為可能。

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制定出一個標準的成功模式，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組合各不相同。也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收買或鼓動足夠人數的民眾掀起一場大規模運動，對國家政治領導層形成有力的挑戰，而要推翻現政權就更加困難了。

因此，在人民遭受壓迫的國家推動自由與民主的最大希望不是來自武裝鬥爭，也不是來自外國強權的干涉，而是來自展開具有戰略意義的非暴力行動的、採取民主運作方式的公民社會組織。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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