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樓房的窗戶之間擠滿了一台台空調機。中國於2008年頒佈一項法規，要求生產廠家必須提高電器能效。

提高能源效率聽起來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目標。我們當然希望有效地利用能源，誰不是這樣呢？然而，一旦我們開始分析能源構成我們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的無數形式，並衡量一下為提高每一美元能源的效率而投入的成本與收益，就能認識到能源效率問題有多麼複雜。回顧歷史，提高能源效率在能源價格高漲時備受關注，在能源價格低落時便退居後位。

工商界和產業界，以及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多種方式應對這一挑戰。《美國電子期刊》( eJournalUSA)執行主編查倫·波特(Charlene Porter)採訪了兩位專家，他們在美國和海外從事這方面工作的過程中，觀察到政府官員和工商企業試行種種節能政策的情況。

馬修·布朗(Matthew H. Brown)是設在科羅拉多州森特尼爾的康諾弗-布朗(ConoverBrown)諮詢公司合夥人。該公司就能源問題向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外國政府提供諮詢服務。

大衛·弗裏德利(David Fridley)是設在三藩市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環境能源技術部(Environmental Energy Technology Division)的專職科學家。他還在同中國能源小組(China Energy Group)一道努力，幫助中國通過提高能源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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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社會上圍繞能源效率問題的討論已經有幾十年之久。這個問題聽來可能簡單，但是否存在一種取得能源效率的明確具體的途徑？

布朗：沒有任何靈丹妙藥。提高能源效率要靠政府政策與私營行業的行動相結合，要靠自願實施的項目和標準，要靠強制執行的規範，還要靠支援提高能效的貸款機制。將上述所有因素巧妙結合，最終能帶來某種效率提高。

問：大衛·弗裏德利，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你們的科學家有沒有找到一條直接了當的提高能源效率的途徑？

弗裏德利：達到這個目標不容易。我們每個人都要求得到某種能源服務。其中可能包括看書需要的燈光，住房取暖需要的暖氣，或旅行運輸的工具。其實，整個能源效率概念的核心是：我們如何能以較少的能源得到更多的服務？問題難就難在這兒。有時需要技術革新；有時需要改變行為方式。所有這些方式都會產生雙重結果。就社會而言，提高能效的目的在於節能。節能能夠減少排放，能夠減輕生產那部分能源所造成的環境後果。

對於你我這樣的消費者而言，提高能效的結果是省錢。這涉及兩種動機。如果提高能效可以省錢，為什麼並非人人都自動這樣做？原因是缺乏認識，或是因為利益矛盾，或是“市場失靈”——這是我們概括的說法——這一切必須通過馬修提到的那些方式、手段和政策加以解決。

問：馬修，你曾在州、地方和聯邦政府以及兩個大洲等多個地方從事這項工作。你有沒有發現某些文化特點可能會使能效計畫變得更困難或更方便？

布朗：大衛提到的那些基本問題是所有人都面臨的難題，但在政策領域確實存在某些文化特徵。我在巴黎的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擔任顧問的兩年中，瞭解到一些日本的節能項目體現了日本文化“愛面子”的重要特點。這些被叫做“跑電高手”（Top Runner）的專案極大依賴于這種心理，即如果一個企業未能達到有關專案的目標和對能源效率計畫的承諾，會被公開曝光。

問：一個公司被當眾出醜？

布朗：是的，正因為這樣，儘管有關標準在某種意義上是自願性的，但遵守標準的動力很大。

那麼，同一種懲罰方式在北美洲或南美洲會同樣見效嗎？在歐洲呢？大概不會。當涉及到獎罰機制時，我認為專案的設計會極不相同。近十年左右，美國試圖主要採取金融獎勵措施，避免使用規範或指令。我認為這更體現了美國的特點，相比之下，一些歐洲國家則一向能夠更有效地依賴指令、標準和規範。

問：大衛，你如何看待中國的文化習慣在執行能源效率政策中的作用？

弗裏德利：在能效項目中有非常顯著的文化差異。例如，在美國，我們主要依靠自我監管來遵守法定的電器最低節能標準。這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相互競爭的公司始終知道其他公司的經營狀況：他們購買彼此的產品，測試其性能。如果他們發現有誰作假，就會毫不猶豫地向媒體或政府報告。但在中國，不存在公司企業報告其他公司作假行為的文化。因此，自我監管一直沒有成為促使公司遵循標準的有效方式。

我們正在同中國政府共同制定促進執行與遵守的各種政策。其中一項相當依賴于馬修在談到“跑電高手”項目時提及的面子文化特徵。他們每年抽查電器是否達到節能標準，將那些沒有達到標準的廠家公佈於眾。

問：美國的“能源之星”(Energy Star)標識專案使生產節能電器的廠商獲得相當於“優秀公民”的獎勵。你認為這是以文化背景為基礎的嗎？

弗裏德利：這個例子很有意思。我與美國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合作多年，幫助中國設立相應的節能產品標識專案。其目的之一便是把成效卓著的“能源之星”專案的主要經驗和程式介紹給中國的專案。

但文化差異從這裏體現出來。“能源之星”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與購買產品的消費者溝通，即要讓消費者願意選擇節能產品。這也就是自願性質的全部意義所在。這個專案必須以消費者為溝通物件，向他們進行宣傳，並同生產商、零售商和政府機構合作。這種方式在美國卓有成效。

而中國文化習慣不是投顧客所好。它是一個製造業占主導並對如何行事最有發言權的國家。因此，儘管他們採用了這類自願節能標識，但其成效遠遠不如“能源之星”，因為他們並不是真的效仿了那種吸引消費者的勁頭。

愛爾蘭政府2008年採取了鼓勵更多的人騎車上班的稅收優惠政策。

中國是世界的加工廠，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正面臨著幾乎所有部門都出現生產能力大大過剩的情況。因此，競爭是你死我活的。生產廠家青睞認證標識，因為這是他們從生產同樣產品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的一個途徑。

兩年前，我們進行過一個美國、澳大利亞和中國聯合開發外置電源最低能效標準的專案，即那些能為手機、手提電腦等充電的磚形小裝置。中國生產的外置電源占全世界總產量的二分之一左右。這是一個利潤率低、競爭激烈的產業。因此，廠家都希望獲得這種高能效標識，以此可以有別於其他大批廠家，進而可能得到一點商業優勢。

問：我們已經談到了將一個國家的能效項目引進到另一個國家會遇到的一些文化障礙。不過，馬修，你肯定也碰到過一些調整成功的項目吧？

布朗：“能源之星” 可以說是比較成功的自願項目之一。美國環境保護署作出了同其他政府合作的積極努力。另外一個領域便是建築標識領域。一些歐洲國家已經率先實行建築標識專案。在美國，希望模仿這類標識專案的興趣濃厚。他們通常的做法是，公佈一座建築的能耗指標，往往也會公佈一座建築的排放效應。

問：這種做法在歐洲有多普遍？

布朗：這種做法在一些歐洲國家相當普遍，而且在美國各州都引起不少注意。

另一個正在引起一定興趣的理念是“白色標籤” 。這個設想是要求公用事業公司必須按一定的百分比減少其銷售額——比如每年減少百分之一。為了達到要求，他們必須擁有足夠的白色標籤。一個白色標籤相當於事先設定的能源銷售下降幅度——比如一兆瓦時。公用事業公司可以向一個已將能耗降低一兆瓦時並已獲得確認的公司購買白色標籤。這個制度既是一個遵規機制——因為公用事業公司必須有足夠的白色標籤才能達到節能標準——又為投資於節能的公司提供了一個新的創收渠道。這個項目在義大利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取得了一定成效，並在美國引起了一定興趣。康涅狄格州可能是在這方面進展最大的州。

問：在我們已經談到的項目中，有些是由政府機構發揮主導作用，有些由產業發揮首要作用來提高能效。大衛，在中國這個歷來實行指導經濟的國家，這種領導作用是如何體現的？

弗裏德利：中國在這方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真正體現出這種變化的是，20年前，中國經濟大部分掌握在國家手中，今天，經濟的大部分不在國家手裏，而是屬私人所有。中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非常有效地推行了一些政策，例如制定能源配額，進行能源審計，建立節能服務中心，強制更換陳舊設備等等。上述措施在這個指導和控制經濟中效果良好，因為中國政府大力推動這些措施以降低經濟的能源消耗強度。但隨著中國經濟日益私有化，這些政策也基本不存在了。

中國政府在21世紀面臨的挑戰是制定出順應市場的政策，既能實現同樣的目標，又不依賴於指導與控制手段。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促成了另外一種夥伴關係。中國工業消耗的能源約占全國能源總消耗的65%，因而是至關重要的領域。但在美國，我們往往更側重於商業和民用領域，因為工業能夠自行做得不錯，而且在我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工業部門實行節能政策？他們採取的方式之一是考察世界各地的情況，瞭解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我們幫助他們彙編了世界各地的工業能效政策。在與政府和產業組織舉辦多次培訓活動後，大家一致同意嘗試採用荷蘭的自願協定模式。這是荷蘭政府與十幾個產業部門經協商達成的在一定年限內將排放量降低一定比例的協議。這種協議取得了成功，在一些部門甚至超出了既定目標。

中國決定以山東省鋼鐵部門為試點，試行這種模式。中國政府基本上沒有參與這個項目，而是表示：“我們將為你們提供技術支援、能源審計人員和其他專家。” 最終，對公司企業最有價值的是政府對他們的成果進行了推廣和宣傳。中國的鋼鐵工業產量高、利潤低，因此，這些鋼鐵公司如果能宣稱“我們達到了節能標準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承認” ，這對於他們是極有價值的。

這切實體現了過去10年政府與企業之間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趨勢是政府負責制定政策和方向，企業負責落實執行。

隨著中國經濟近年來飛速發展，中國的能源消耗也急劇上升，造成了自身的能源危機。這使節能措施從自願協議發展到強制標準，要求各個部門必須達到定量指標。政府沒有指示各個部門如何達到標準，而是確定了各個產業必須達到的節約一定能源的要求，達到要求的措施則由各個部門自行制定。與此有關的一些國際援助提供了種種手段，幫助各個部門——鋼鐵、化工、煉油和水泥製造——評估運作狀況，為達到降低能耗指標尋找最有效的方式。

問：如果制定一項能效計畫的方式如此之多，那麼應當從哪里入手呢？

布朗：最有成效的專案都會採用某種綜合性方式，包括強制和監管措施，獎勵措施，以及對消費者進行教育和提供資訊。

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分為五類。在法規方面有能效資源標準，有時又被稱為能效組合標準。在監管行動方面有電器指標和建築規範。另一種方式是制定獎勵措施，即可以給予房主個人或某個公司企業等物質獎勵，其中可以包括所謂表現獎，用以鼓勵公用事業機構採用某種做法。最後還有“能源之星” 這種資訊和教育專案。

美國的經驗既有指導意義，也很有意思，因為節能行動同時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聯邦政府和各州正在分別採取行動。這兩級政府一直在通過不同的渠道解決能源效率問題。聯邦政府近年來一直回避採取強化規範和標準，因此，這個領域的創新舉措一直有賴於州政府。各州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除採用金融獎勵手段外，還著手制定更高能效的電器標準，更嚴格的建築規範和能效資源標準。聯邦政府則更加注重金融獎勵。因此，這兩種方式的進展?直引人關注。

問：給我介紹一個你見到過的最有效的節能計畫。

弗裏德利：我最高興看到將解決方案巧妙結合，從而同時實現兩個環境目標的專案。根據制止氟氯化碳排放的《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中國必須逐步淘汰電冰箱和空調機所使用的氟里昂。與此同時，他們已開始就如何提高和擴展他們的能效標準進行國際接觸。因此，我近年來看到的比較有效的提高能效的項目之一，就是這個無氟高效節能電冰箱項目(CFC-Free, Super-Efficient Refrigerator Program)。其設想是，如果電冰箱生產廠家為淘汰氟利昂而重新設計壓縮機和其他部件，那他們就能同時提高產品的能效。這個項目極為成功。

布朗：我見到兩個最好的項目。其中之一是用於多種家用電器的標準。加利福尼亞州的確一直是設立電器標準的表率，他們研究應當將能效定在什麼水平上，並為此同生產廠家合作。他們還在遵守規章和執行規章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儘管這些努力有限。加州制定的標準專案的一個成功之處是，他們已被其他多個州仿效。聯邦立法也借鑒了他們的模式。因此，一些自下而上發展設置的電器標準最初是由加州確立的。

我欣賞的另一專案是康涅狄格州實行的一個融資專案。這是一個帳單融資項目，直接針對水電費帳單。公用事業公司幫助小公司用戶判斷應當採取哪些措施來節省能源。他們提供部分退款優惠，幫助降低改進節能措施所需的成本。另外，他們還通過無息貸款方式解決改進的其餘費用。由於能夠享受部分退款和無息貸款，消費者從一開始就處於資金不虧空狀態，以付水電費的方式支付了改進開銷，無需另外付一個帳單。有數個州已經仿效這個項目，這個項目能夠取得成效是因為消費者從一開始就處於那種資金不虧空狀態，是因為他們很容易加入參與這個項目，也是因為這是通過私營部門進行的，實地安裝這些節能裝置的人員都是合同承包人員。

本文表達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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