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歐洲人看美國文化的對外影響

 傑西卡 C.E.吉諾-赫克特(Jessica C.E. Gienow-Hecht)

傑西卡 C.E.吉諾-赫克特

[作者簡介]傑西卡 C.E.吉諾-赫克特(Jessica C.E. Gienow-Hecht )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任歷史專業任教。她的第一本專著﹐《不可能的傳播﹕美國新聞在戰後德國的文化外交, 1945-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55)﹐作為共同獲獎作品榮獲斯圖加特‧伯納斯最佳外交史處女作獎(the Stuart Bernath Prize for the best first book in diplomatic history)。第二本專著《健全的外交﹕1850年以來德美關係中的音樂和情感》(Sound 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850)即將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她曾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德國比勒弗爾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ielefeld)﹑哈雷-威登堡馬丁路德大學(the Martin-Luther-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任教。


1981出品的影片《上帝也瘋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講述了一名飛行員在飛越伯茲瓦納的卡拉哈裏沙漠(the Kalahari Desert of Botswana )時﹐從一個非洲部落的居住地上空扔下一只空的可樂瓶。土著居民本能地認為這只瓶子是他們的主宰神靈賜給他們的禮物。但是這個"禮物"使他們本身的傳統和社會道德出現一片混亂。最終﹐部落居民委派一名代表在他們認為的地球邊緣丟棄了這只瓶子。

這部影片為人們逐漸熟知的所謂"世紀大辯論"提供了一些啟示。這場辯論的主題是:人們認為美國人無孔不入地大量傳播流行文化﹐對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征服和侵蝕﹐是否已成為"文化帝國主義者"﹖

理查德‧佩爾斯(Richard Pells)曾寫道﹐構成今日美國流行文化的很多元素毫無疑問來源於20世紀各種外來影響之集大成。但是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全世界如此眾多的人對他們認為的"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大張撻伐。這也無法敘述為什麼這種觀點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已經孕育成一支如此強大的力量。我們如果希望更好地了解人們的這種心態﹐就不得不從兩方面進行考察﹐一方面是美國文化在國外的形態及其影響﹐正如佩爾斯所做的。另一方面則是非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歷史背景

美國歷史有一個有趣的悖論﹕這個國家傳播文化引起頗多爭議﹐最初竟然對輸出文化毫無興趣。以往美國人一貫認為其本身的獨特性基本上在於自己的政治制度﹐並不在於美國的詩人﹑藝術家﹑小說家。他們通常視自己的流行文化為個人娛樂的一個來源﹐不是對外政策的一種工具。他們從未認真考慮過在聯邦政府內設文化部。1938年﹐美國國務院設立了對外文化關係局(the Division for Cultural Relations)﹐但是不少美國官員不贊成以文化為外交手段。即使在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仍篤信文化屬於創造性工作﹐關係到公眾的口味和自由企業﹐與政府並不相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冷戰時期﹐美國外交官員感到美國應該對國外介紹美國的生活方式。當時蘇聯熱衷於輸出共產主義﹐公眾人物和決策人員積極通過文化對全世界施加影響。歐洲戰事告捷後的幾年﹐美國政府建立了一些機構和項目促進美國文化的資訊傳播﹐例如美國新聞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富布賴特交流項目(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從客觀的角度看﹐美國當然不是第一個輸出生活方式的國家。文藝復興以降﹐歐洲大國歷來積極推廣各種文化交流項目。英國在印度和中東﹐德國在非洲﹐法國在印度尼西亞﹐都積極輸出本國文化﹐作為擴大貿易﹑商務和政治影響的有利工具﹐同時廣納精英為己所用。1959年﹐聯合國科教文群組織(UNESCO)對81個國家進行了調查﹐其中包括所有的大國。調查結果表明﹐一半以上的國家設有正式的文化關係項目。歐洲聯盟今天進行的某些活動採取集體文化外交的形式﹐建立各類團體促進語言學習和文化資訊交流。

阿根廷(Argentina)﹑墨西哥(Mexico)﹑埃及(Egypt)﹑瑞典(Sweden)和印度(India)也一貫向鄰近國家輸出本國的媒體產品。然而﹐近年來好萊塢(Hollywood)的一些制片場被以外國為基地的公司兼並﹐引發了有關美國人是否已經從"文化帝國主義者"變成兼並的犧牲品的問題。即使美國不是第一個輸出本國生活方式的國家﹐來自外國的批評仍然一再強調他們對未來萬般懮慮﹐主要是因為美國。

例如在七﹑八十年代﹐西歐一再爆發反美示威﹐和平群組織與大批民眾上街遊行反對美國駐軍。歐洲這股反美情緒很快擴大到文化領域。批評人士認為美國產品造成的影響遠遠不止在消費者中間的享有的知名度。美國產品似乎不僅佔據了外國市場﹐而且佔據了外國人的頭腦。不少歐洲知識分子認為﹐大眾文化﹑好萊塢影片和商業主義看來已經威脅到歐洲的主權和傳統﹐以印刷文化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也岌岌可危。大眾文化也似乎模糊了社會界線﹐衝破了民族國家的邊境﹐擴展了資本主義市場的地盤。

但是﹐當彼得(Peter)對你介紹保羅(Paul)的時候﹐你對彼得的了解會勝過對保羅的了解。如果介紹全世界的人對美國文化的看法﹐我們會對這些人﹐而不是美國﹐有更多的了解。

文化全球化

今天﹐全世界有不少政治家和文化批評家對美國影片的大量湧入懮心忡忡。例如﹐歐洲民意人士擔心喪失本國的文化特征﹐哀嘆美國產品已經奪走本國大量觀眾。1991年﹐法國前文化部長雅克-朗(Jack Lang)在接受採訪時猛烈批評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當時的大標題是"衛星覆蓋越廣﹐文化下墜愈烈"。這種批評意見並不新鮮。早在七十年代﹐智利學者阿曼德‧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教授和小說家兼評論家阿利爾‧多弗曼(Ariel Dorfman)曾出版一本很有影響的小冊子﹐Para leer al pato Donald(如何閱讀唐老鴨)﹐嚴詞批評好萊塢曲解現實﹐同時呼籲智利人民對本國文化進行自救。

一些小國﹑偏遠地區的民族和鮮為人知的部落大聲疾呼﹐抗議西方施加的影響﹐經常成為國際新聞的頭條。從冰島到拉丁美洲﹐從中非到菲律賓﹐經常可以聽見民意人士面對英美電視和文化影響的日益增長﹐怨聲連連地痛惜本國文化的衰落。

但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都不很恰當。美國社會學家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強調﹐有關的現象可能只是因為現代化擴展﹐使地域文化喪失根基﹐但這並非文化擴張的結果。在全球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和融合的條件下﹐民族文化很容易失去重心。因此﹐把全世界的發展趨勢歸罪於某一個國家實有誤導之虞。應該看到﹐所有的國家都受到全球文化變革的影響。

今後"全球化"這個詞有可能成為受批評的物件﹐取代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責難。全球化一方面指全世界趨於緊密(compression)﹐另一方面也表明﹐有關全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談論全球化的時候﹐很多人僅僅視之為經濟現象﹐但是全球化的原因及其影響都具有多重性。這個術語語義寬泛﹐蘊涵著現代化的很多特征﹐其中包括西方資本主義﹑技術和科學精神的擴展。需要指出的是﹐其核心觀念並沒有變﹐即文化和社會不可能必然以民族國家的邊境為界。換言之﹐現代大眾文化的傳播不能歸咎於美國。

近幾十年來﹐國際上很多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批評已經脫離反美的立場﹐更多地強調全球層面的問題﹐矛頭不再針對某個敵人﹐甚至一些對美國批評最激烈的聲音也根據以上情況調整了以往的做法。早在1980年﹐阿曼德‧馬特拉特就提醒人們注意﹐"文化帝國主義"這個概念過於浮泛﹐不夠恰當。他強調﹐有關的概念不應指外來的陰謀﹐實際上可能僅僅是國際因素和當地(精英)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既然有關美國文化優勢的概念如此令人置疑﹐為什麼過去幾十年反美情緒在幾乎每一個地區日益膨漲﹐至今尚未平息﹖其中的原因往往更多的在於抗議者方面﹐不在於美國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領域的反美情結並不具有單一的形態﹐這種現象採取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往往包含對地理因素的考慮﹐也受到歷史周期的制約。有關現象的形態和內容不僅隨空間維度變化﹐也隨時間序列轉換。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群體都有各自的反美形式。20世紀﹐很多意見都著重從經濟方面批評美國的文化輸出。進入21世紀﹐全世界各地的人們似乎更擔心美國的強勢對全球政治的影響。

冷戰時期﹐法國的反美情緒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較量為背景。當時人們公開指責美國通過北約(NATO)實行擴張主義﹐並認為美國藝術具有腐蝕性的影響。所有這些問題使法國的精英階層﹐而不是選民大眾﹐感到懮慮不堪。相反﹐法國年輕一代傾向消費主義﹐希望提高生活水準和實現經濟增長﹐使他們對美國生活方式情有獨鍾。

法國的例子很發人深省﹐因為這個例子揭示了文化領域反美情緒包含的最基本的悖論﹕在時間序列的任何一個點上﹐如果不存在親美的這一面﹐反美的一面不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都無從談起。這兩者的對立恰恰敘述了維持兩者共存的一個必要條件﹕高度的期望和極度的失望往往並行不悖。

儘管如此﹐大多數強國都對一個基本的歷史教訓深有體會﹐即強勢往往引人猜疑﹐一個佔據優勢地位的國家影響越大﹐其他國家就越有反感。在兩次大戰爭的間隙﹐甚至在冷戰初期﹐不少政治和文化觀察家發現了這個問題﹐並且要求美國決策人注意這類事態發展的結果。根據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說法﹐隨著美國成為全世界的超級大國﹐國外人士不可避免地"會憎恨凌駕於自己之上的人"。從文化和政治兩方面來說﹐這一點都毫無疑問。在考慮全球化的未來和美國在這個背景下發揮的作用之際﹐我們可能需要記住這位智者說過的話。


(全文完)


本文選自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2006年2月的電子期刊《全球化的挑戰》(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本文表達的看法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和政策。


製作日期: 2006.03.29 更新日期: 2006.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