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是否很"美國化"﹖
理查德‧佩爾斯(Richard P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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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理查德‧佩爾斯(Richard Pells)﹐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學教授。已發表三部主要專著﹐《激進視角與美國夢﹕大蕭條時期的文化和社會思潮》(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Culture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Depression Years)﹑《保守時期的自由派思想﹕40-50年代的美國知識分子》(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不同於我們﹕二次大戰以來歐洲人對美國文化的愛憎和改造》(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目前正撰寫新書﹐《從現代主義到電影﹕20世紀美國文化的全球化》(From Modernism to the Movi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六度擔任富布賴特進階講座學者和主席﹐曾赴荷蘭(the Netherlands)﹑丹麥(Denmark)﹑德國(Germany)﹑奧地利(Austria)﹑芬蘭(Finland)﹑巴西(Brazil)﹑澳大利亞(Australia)和印度尼西亞(Indonesia)任存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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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以來﹐其他地區的人們始終對美國文化在全球的影響惴惴不安。1901年﹐英國作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出版《全世界的美國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一書。帶有預測性的書名敘述人們有諸多懮慮﹐例如擔心民族語言和傳統消亡﹐國家"特征"也會在美國各類習俗和理念的重壓下消失殆盡等。這股愁雲至今揮之不去。
近年來﹐全球化已經成為一些學者﹑新聞從業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的頭號敵人。他們哀怨文化同一性的趨勢已經出現。更有甚者﹐他們往往視全球文化為美國文化的同義詞﹐一再強調好萊塢(Hollywood)﹑麥當勞(McDonald's)和迪斯尼樂園(Disneyland)傳播種種圖像﹐灌輸產生潛意識的各種資訊﹐對人們心理的影響如此之大﹐可在其他國家造成一枝獨秀﹐萬馬齊喑的局面﹐使地區和鄉土特色蕩然無存。
指責也好﹐批評也罷﹐100多年以來美國與世界各地的文化關係從來就不是單行道。相反﹐美國作為消費的一方受外國文化藝術的影響﹐絲毫不亞於其引領全世界娛樂和時尚風潮的作用。
事實上﹐從19世紀到21世紀﹐美國作為一個外來移民國家既接受來自全球的文化﹐又向全球輸出文化。毫無疑問﹐移民對美國的影響敘述了為什麼美國文化能長時期在如此多的地方如此流行。美國文化能傳播到全世界各地﹐正是因為美國吸收了外
來的風格和思想。在這方面﹐美國比海外競爭對手更勝一籌﹐因為美國對接受的外國文化產品重新包裝﹐然後再向全球其他地方傳播。這正是為什麼全球大眾文化總是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緣故﹐儘管這種聯繫過於簡單化。
快餐﹑娛樂公園和電影畢竟並非美國首創。在巨無霸(the Big Mac)問世前﹐已經有了魚和薯條。在迪斯尼樂園降生之前﹐哥本哈根(Copenhagen)已經有了蒂沃利公園(Tivoli Gardens) 。(迪斯尼參照蒂沃利公園的樣式在加利福尼亞的安納海姆(Anaheim,California)建立了第一個主題公園﹐然後以此為模式再向日本和巴黎輸出)。二十世紀前20年﹐全世界兩個最大的影片輸出國是法國和意大利。
現代主義的影響
由此可見﹐今天國際流行的娛樂節目並非僅僅來源於巴納姆馬戲團(P.T. Barnum)和布法羅‧比爾西部荒野秀(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新的全球文化之根也可以追朔到20世紀初歐洲現代主義流派對19世紀文學﹑音樂﹑繪畫和建築的批判﹐特別是因為現代派拒絕承認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民俗文化(low culture)之間的傳統分野。現代主義倡導藝術的即興﹑自主和非相關性。這些也是美國流行文化的特征。
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家也反對有關文化是增進知識或道德的手段的觀點。他們犧牲哲學﹑宗教和意識形態﹐強調風格和技巧。他們刻意要人們注意小說的語言﹑繪畫的光效應﹑建築的材料和功能﹑音樂的結構而非旋律。
現代主義基本上崛起在歐洲﹐但也在不經意中加速了美國大眾文化的成長。超現實主義及其帶有虛幻色彩的各路同盟軍﹐輕而易舉地造就了廣告﹑漫畫和主題公園的語言技巧和精神象征。達達主義(Dadaism)鄙視精英文化圈的勢利﹐更適應已經存在的"下層"口味(特別是美國的外來移民)﹐如nickelodeons和vaudeville的演出活動。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試驗性的非正統無調式音樂則確立了美國爵士樂的節律創新。
現代主義為真正獲得新生的文化奠定了基礎。但是新文化並沒有轉向現代主義﹐也未追隨歐洲風格。美國藝術家對這個引領時代的工程進行改造﹐重新開創了全球潮流。
通俗文化之集大成
人們只有通過流行文化才能看清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相互關係。美國大眾文化的降生有很多原因。當然﹐美國娛樂形態在全世界傳播的一個主要動力是﹐以美國為基地的媒體集團對自己的產品及其銷售有很強的控制能力。但是美國影片和電視節目在全球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並不僅僅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實力﹐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英語作為大眾傳播語言之一產生的威力﹐始終是美國文化被廣泛接受的基本原因。與德語﹑俄羅斯語和中文比較﹐英語的結構和語法更簡單﹐還傾向使用短句﹐抽象詞彙較少和句法簡潔﹐對歌詞創作﹑廣告語言﹑漫畫解說﹑新聞標題及影片和電視對白都具有很大的優勢。因此作為一種語言﹐英語得天獨厚﹐很能適應美國大眾文化的需要和傳播。
另外一個因素是美國受眾的國際背景。美國人口的多樣性﹐包括地區﹑種族﹑宗教和民族多樣性﹐迫使媒體從20世紀初開始進行摸索﹐力圖採用適合多文化廣泛需求的資訊﹑圖像和情節。好萊塢制片場﹑大眾化雜誌和電視網路都不得不學會如何與國內各種型式的群體和階層交流﹐因此也獲得相應的技巧適應國外同樣的多樣性受眾的需要。
美國媒體能成功地跨越國內社會各階層的界線﹐衝破國家邊界和語言的樊籬﹐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融各種文化風格於一爐。美國音樂家和作曲家曾追隨畢加索(Picasso)和帕爾哥（Braque）等現代派藝術家﹐吸取高雅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各種元素。例如﹐阿倫‧科普蘭(Aaron Copland)﹑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和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交響樂﹑歌劇和芭蕾作品都融合了民間曲調﹑宗教旋律﹑藍調﹑福音歌曲和爵士樂的成份。爵士樂作為美國化的經典﹐也在20世紀初發展成集非洲﹑加勒比﹑拉美和現代歐洲音樂之大成的藝術形式。美國大眾文化融合多種風格﹐反映了多種族受眾的不同經歷和愛好﹐從而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受到歡迎。
歐洲對好萊塢的影響
無庸諱言﹐談到外來的影響﹐美國電影工業首當其衝。不論是好是壞﹐20世紀的好萊塢不僅是美國的文化重鎮﹐而且已經成為現代世界的文化首都。正如歷史上的文化中心弗洛倫薩(Florence)﹑巴黎(Paris)﹑維也納(Vienna)﹐好萊塢吸取了全世界各地演員﹑導演﹑作曲家﹑服裝和美術設計師的聰明才智﹐作為移民企業家創立的一個國際大家庭發揮自己的功能。
此外﹐在20世紀的很大一部份時間內﹐外國導演的精品蜂擁而至﹐美國電影從業人員往往奉之為楷模。例如﹐從40年代至60年代﹐美國高度推崇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費德裏科‧費裏尼(Federico Fellini)﹑米切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弗朗科依斯‧特呂弗(Francois Truffaut)﹑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黑澤明(Akira Kurosawa)﹑薩耶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等具有獨特風格的著名導演。
儘管如此﹐歐洲和亞洲影片出現的一個悖論是﹐這些影片最大的成功之處在於大量生產模仿美國的作品。七十年代﹐當時新湧現的天才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羅伯特‧奧特曼(Robert Altman)﹑斯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伍迪‧艾倫（Woody Allen)都是美國人。美國人熱衷採用即興手法和自傳體形式﹐歸功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New Wave)的影響。採取這些手段促使美國影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也使其他各大陸的電影工業更難以達到美國影片在全世界流行的廣度。
與此同時﹐每一個時期的美國導演也在模仿外國藝術家和電影製作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影片的風格和技巧﹐強調通過視覺形象講述故事。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畫家希望觀眾注意到﹐他們看見的是畫布上的線條和色彩﹐不能視其為自然界的復制品。很多美國影片也著意提醒觀眾﹐他們在欣賞電影﹐不是觀看拍攝的現實景像。例如影片《公民凱恩》(Citizen Kane)採取多人敘事的形式﹐《安妮‧霍爾》(Annie
Hall)通過分割的畫面描述一對戀人對相互關係的想像﹐《低俗小說》(Pulp Fiction)則頻繁運用時空閃回的手法。美國影片(不僅是影片﹐而且也包括音樂電視片)常常對最奇巧的剪接和攝影技術趨之若騖﹐其中很多靈感來自
外國導演﹐力圖創造現代派影片系列﹐反映當代人類生活的快節奏和魅力。
好萊塢對現代派視覺表現手法的迷戀﹐特別明顯地表現為美國眾多當代演員往往基本不依靠語言進行表演。自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在1947年《慾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舞臺劇和1951年的同名影片中採取面目一新的表演方法以來﹐不依靠語言表現人物已成為美國演員崇尚的技巧。相形之下﹐30年代諷刺喜劇片和打鬥片的男女主人公則靈牙利齒﹐說話如連珠砲﹐挖掘人物內心的風格毫不見蹤跡。
白蘭度曾接受過這方面的表演技巧訓練。這種表演流派發源於俄羅斯革命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創始的莫斯科藝術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員即興培養感情﹐調動兒時的記憶和內心感覺﹐時常可以不考慮劇本和影片作者的原意。因此以白蘭度及其後繼者為代表﹐美國表演藝術以情感表現力見長﹐往往更強調未說出口的東西﹐發掘無法通過言語表達的感情。
這種表演方法不僅對美國產生了影響﹐而且擴展到海外。這種情況很典型地敘述﹐外來的﹑原創於舞臺的觀念如何在戰後的美國被運用於電影﹐然後又傳播到全世界其他地區﹐成為影片製作和社會行為的一個範式﹐讓-保羅‧貝爾蒙多( Jean-Paul Belmondo)和馬塞羅‧馬斯托依安尼 (Marcello Mastroianni)的表演風格即敘述了其在海外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種表演方法要求演員少考慮語言﹐主要依靠形體﹐甚至在無聲的情況下詮釋人物。這也有利於全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理解和欣賞美國影片的內容。
重人之常情
最後﹐美國文化的現代派艷麗色彩不僅很有限﹐而且具有非政治和反意識形態的傾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相比較﹐拒絕向聽眾灌輸某種社會意識是美國娛樂形態在全世界流行的主要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影片以人與人的關係和個人感情為主體﹐不強調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的種種問題。美國影片講述有關愛情﹑勵志﹑成功﹑失敗﹑道德衝突和生存的故事。 三十年代最膾炙人口的影片是喜劇片和音樂片[除《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以外]﹐情節往往是男男女女如何陰錯陽差陷入愛河﹐並不觸及貧困和失業等問題﹐不屬於社會意識很強的影片。同樣﹐在描述二次大戰和越南戰爭的影片中﹐《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和《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等佼佼者很注重戰事結束後人的心理活動﹐發掘人物內心最深處的情感﹐並沒有在當時的重大事件上多費筆墨。
主人公經歷的這種種煎熬也正是其他地區人們的親身體驗。所以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曾出現滿城爭說《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盛況﹐重現當年《飄》(Gone With the Wind)上映時萬人空巷的景像﹐並不是因為這些影片宣揚美國價值觀﹐而是因為全世界的人們都從纏綿悱惻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某些影子。
一些批評人士經常指責美國大眾文化粗俗不堪﹐喧賓奪主。但是外國受眾從來不覺得美國文化如此不可接受。充其量﹐美國文化只不過接受了別處的文化﹐然後轉化為每一個地區人人都能接受的一種文化。對於全世界千百萬人來說﹐這種文化不論在情感方面還是在藝術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儘管目前不僅在中東﹐而且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再次出現反美情緒﹐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影片﹑電視節目和主題公園的所謂"帝國主義"色彩並不如世界大趨勢那麼濃烈。總而言之﹐美國大眾文化並沒有把全世界改造成美國的復制品。相反﹐美國對外國文化的依賴已經使美國成為全世界的復制品。
(全文完)
本文選自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2006年2月的電子期刊《全球化的挑戰》(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本文表達的看法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觀點和政策。
譯注﹕
巴納姆馬戲團(P.T. Barnum), 美國早期著名馬戲團。
布法羅‧比爾西部荒野秀(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 1882年在美國首演﹐表現美國西部拓荒精神。
nickelodeons﹐門票低廉的劇場和演出。
audeville﹐綜合性演出。
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1882-1971﹐美國俄裔作曲家。
《公民凱恩》(Citizen Kane) ﹐又譯《大國民》﹐1941年出品。
《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7年出品。
《低俗小說》(Pulp Fiction)﹐ 1994年出品。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1863 -1938﹐俄羅斯戲劇家。
讓-保羅‧貝爾蒙多( Jean-Paul Belmondo)﹐法國演員。
馬塞羅‧馬斯托依安尼 (Marcello Mastroianni)﹐意大利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