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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與詩歌中的現代聲音
Modern Voices in Prose and Poetry 重要的事件，通常會迅速催生文學作品，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文學的影響卻姍姍來遲。這場戰爭雖然迅速地催生了一些平庸的散文與詩歌，然而主要取小說形式的傳世之作卻於多年之後才嶄露頭角。曠世之作來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筆端。之前他已發表一些優秀的短篇故事，出版了一部一流小說《東山再起》(The Sun Also Rises)，可是直到1929年他才出版了一部完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小說。然而事實證明，等待是值得的。 《告別戰爭》(A Farewell to Arms)描寫一位受傷的美國中尉和一位英國護士的戀情，情節扣人心弦，在以一戰為題材的小說中堪稱佼佼者。作者海明威(Hemingway)在法國戰地救護隊服役過，後轉入義大利步兵直到戰爭結束。小說的男女主人翁一起在義大利鄉下度過夏天，妻子懷孕後兩人便移居瑞士，生下小孩。但不久母子雙亡，拋下中尉，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小說主要是描寫戰爭，美國中尉隨義大利步兵參加戰鬥、慘遭失敗、倉皇撤退等經歷。海明威(Hemingway)不願刻畫一戰的殘酷，著力描寫經世歷劫的勇氣，讀後使人頓生敬意。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迥然不同的是，大蕭條從一開始就成為美國文學尤其是小說的主題。在大蕭條開始後十年間，許多以大蕭條為題材的作品就開始問世。這些小說不乏佳作，其中之一是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然而大蕭條的到來並沒怎麼改變海明威(Hemingway)的寫作方式。他在30年代仍舊出版長篇小說及發表短篇故事。這些作品題材廣泛，但都反映出他對勇敢的諡美之情：勇者並不都能逃脫厄運，但他們的生活都充滿意義。到了30年代後期，大蕭條才悄悄地流淌於海明威(Hemingway)的筆端。但即使那時，在他的作品中，大蕭條也只是若隱若現。且不是以抨擊貧窮與失業的形式出現，而是以重新燃起對集體政治行動的興趣形式出現。當西班牙戰爭於1936年打響之際，他也來到了西班牙報導及描寫這場戰爭。戰爭一結束，他就出版了一部馳名小說《喪鐘低迴》(For Whom the Bell Tolls)。那是一部戰爭小說，他欲傳達的訊息為使真善美與世長存，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必須相互支持、集體行動。此外，那也是一部委婉曲折，引人入勝的愛情小說。 戰爭雖對他影響很大，但海明威(Hemingway)從不描寫草莽英雄。他深知戰爭可能帶來的苦難，悲劇最終都要由平民來承受，更加劇了戰爭的苦果。對此，他的短篇小說《異國他鄉》(In Another Country)展現得淋漓盡致，本書也節錄了這篇短篇小說。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也深知戰爭會造成傷害，會引起心靈創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在加拿大接受訓練，但還沒來得及到國外執行任務戰爭就結束了。當他回到他成長的密西西比州時，他意識到戰爭不僅會使身體傷殘，也會使心靈受創。他對這南方環境感到陌生疏離，於是他在1926年出版小說《戰士的代價》(Soldier』s Pay)描寫這種感覺，三年後又出版小說《薩特裡斯》(Sartoris)，更深入地刻畫了這種感覺。在後一部小說中，男主人戰後回到家鄉，很難融入家鄉的環境。他原本對家鄉的小鎮難割難捨，可現在卻格格不入。死亡似乎是他唯一的解決方法。他魯莽地駕駛一架設計特別的飛機，結果機毀人亡，終於如願以償了。 福克納(Faulkner)逐漸對環境感到熟悉，他領悟到他就是南方的一份子，他永遠無法逃避這個事實。所以他寫了更多關於他家鄉的書，他倣傚他自己生活的郡建立起一個密西西比社區。他將他觀察到的主角放入社區中，並使用才華洋溢且複雜多元的文學技巧講述他們的故事。雖然他的主角生活在唯一的南方郡，但是他讓這個郡代表了一個世界。他的故事不但眾所皆知也很獨特。福克納(Faulkner)還撰寫不可調和的衝突：年長者與年輕人的世代衝突；富者、準富者與貧者之間的經濟階級衝突；白人與黑人的種族衝突；好人與壞人的人類衝突；以及善與惡的心靈衝突。他的哲學理論為唯有秉持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念才得以獲得最終勝利。福克納(Faulkner)的書不但讓他聞名世界也讓他在1950年贏得諾貝爾獎。 20世紀初期，小說仍舊是叱吒美國文壇的主要形式。但是，嚴肅的詩歌也繼續創作中。美國詩歌復興及現代美國詩崛起的時間點應為1912年，同年女詩人哈里特‧門羅(Harriet Monroe)及一群訂閱者創辦了《詩刊：詩的雜誌》(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雜誌創刊號便陳述了雜誌的創辦目的：「讓詩歌有創作及發展的空間。」雜誌從創辦以來，不但發揮了令人欽佩不已的良好功能，也向詩歌賞析群介紹了許多新詩。 兩次戰爭之間產生的新詩其共同想法之一為反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詩歌，從他們以行動表示反對維多利亞主義即能看出端倪。然而，他們反對的其實是新興詩人他們表達自己的方式，而非維多利亞詩人所表達的內容。他極力反對當代的傳統詩歌技巧。 實驗法在當時非常普遍。鑑於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觀察「嘗試以沒有標點符號的方式作詩；嘗試以沒有大寫字母的方式作詩；嘗試以眼睛看不到的任何形象作詩…嘗試以非純詩名義的內容作詩；嘗試以沒有片語、雋語、連貫性、邏輯及一致性的方式作詩；嘗試以沒有才能的方式作詩…嘗試以沒有感覺或感情的方式作詩…」 新興詩人感知的人生比大多數浪漫詩人感覺的人生還要複雜難懂，於是他們開始揭露人生的衝突及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因此，大部分這些兩次戰爭之間崛起的新興詩人，不但著墨生活存在的不和諧，且利用幽默、諷刺及風趣的手法探討人生多層面。 兩次大戰之間的美國詩人從20世紀初的意象派詩人(imagist)身上學習到，他們應該以直接探討主題的方式作詩，而不應有太多道德說教或附加評論，且應該僅使用能加強詩歌力量的文字，而詩歌的節奏也應從接近說話的較長片語中形成。他們也盡量使用一種輕描淡寫或迂迴曲折的手法以避免過多的多愁善感，期待讀者能自行體會其中含意。 對照19世紀的詩歌，新興美國詩歌不但比較理智也比較符合現實生活。新興美國詩歌的另一個特徵則是排除除了必要形象的所有印象做出最可能的集中表達。 在20世紀早期反對詩歌的期間，還興起一場為自由詩奮鬥的重要戰役。多年來，非正式讀者都認為「新詩」和「自由詩」是同義字。創作這種詩歌的作家中，除了華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以外，還有威廉‧卡羅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以及華萊士‧史蒂史斯(Wallace Stevens)。 自由詩逐漸廣被接受，但是當大家開始逐增使用它之後，自由詩反而不再普及流行。許多主要詩人在1941年以前都認為自由詩是老式的詩，然而在它針對詩歌的可能變化形式提供新興觀點後，自由詩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即使像是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如此「古典派」的詩人都不免受到自由詩的影響。 從第一次世紀大戰於歐洲展開序幕後，弗羅斯特(Frost)就開始出版一些他的詩集。雖然他受過不少大不列顛英國的文化洗禮，但是他基本上還是新英格蘭詩人。他也曾是一位農人，所以他經常運用與鄉村生活相關的純樸簡單來作詩。他撰寫有關建造籬笆、採摘蘋果、採集花卉、播種收割等等的主題。他也撰寫如福克納(Faulkner)在他小說中寫的有關生與死、善與惡之普遍議題。不論是兩次世界大戰還是大蕭條都並未沾染他的詩作，平靜鎮定的國家與國際議題才是他作詩的主題。弗羅斯特(Frost)的詩嚴格限制感情與語言風格的發揮空間，基本上他是以暗示手法來傳遞訊息。他的詩歌節奏非常規律固定，雖不是很流暢平滑，但聽起來非常順耳好聽。雖然他的表達方式較偏向傳統，但是很快他就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他的詩具有口語直接性，所以一方面可以讓他避免誇張牽強的片語，另一方面也能排除平庸陳腐的措辭。 弗羅斯特(Frost)表面上似乎很平靜沈著，不過他深知悲傷與邪惡的真實意義。就如他在一首抒情詩中所述，他對夜幕低垂的黑暗再熟悉不過了。他大部分的詩均反映出他個人生活陰鬱不快的悲劇。隨著他日復一日的寫作，他的作品也逐漸顯露出他那非凡的智慧。雖然他已年近90歲高齡，然而他從未失去他的作詩天分。他最後一本書是在1962年發行的。 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愛德華‧阿靈頓‧羅賓遜(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以及其他有特色的現代詩人，都順利地讓讀者習慣於各種類型的詩歌，不論是固定格律的壓韻詩亦或是自由詩。它們不但擁有確實的節奏還具有20世紀美國的特色。此外，《詩刊》雜誌也提供讓試驗性詩歌發揮的空間。這類新詩在這樣的氛圍下，便與威廉‧卡羅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藍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及阿契博得‧麥克列許(Archibald MacLeish)所作的那些詩一樣逐漸廣被接受。這群新興詩人中許多人僅比那些一次世紀大戰前廣被接受的詩人稍微年輕，但隨著時間的歷練也逐漸成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他們成為超群絕倫的現代詩人核心。 然而，20世紀前葉仍是散文的天下。小說家為了能吸引大眾的注意力而繼續創作，所以最值得注意的作品仍是小說。像是約翰‧朵斯‧巴索斯(John Dos Passos)、維拉‧凱瑟(Willa Cather)以及托馬斯‧沃爾夫(Thomas Wolfe)之類的作家都廣受大家的讚譽。至於有位女文豪，她的著作對評論家及公眾毫不讓步與妥協，於是開始受到文學界嚴肅認真學生的注意。她是名為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南方人。 波特(Porter)小姐在德州成長且曾旅居於墨西哥。她經常利用這兩個地點作為她豐富、複雜的故事背景。她將她早期寫的故事彙集於一本稱為《盛開的紫荊》(Flowering Judas)之小說，之後她撰寫的故事集也著稱於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即為《蒼白之馬、蒼白騎手》(Pale Horse, Pale Rider)。故事主軸是講述一位女孩深愛的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紮營期間死於流行性感冒。這類吸引人的故事是以一種優美精緻的風格撰寫但又走在時代的尖端。由於波特(Porter)小姐在故事中技巧性運用象徵手法而讓她廣受讚嘆。 有些故事顯示出波特(Porter)小姐對兩種文化之間的緊張氣氛特感興趣，尤其是墨西哥與美國，以及黑人與白人。她的超短篇小說《偷竊》(Theft)即為激烈衝突的完美結合，它包含了種族衝突、國家衝突以及性別衝突。波特(Porter)小姐在她另一本名為《愚人船》(Ship of Fools)的長篇小說中，同樣以巧妙熟練的手法完美處理各種衝突。她生動地描繪在納粹政府(Nazi regime)掌權之前，一艘德國船艦從墨西哥行駛到歐洲，船上的每位乘客都代表不同族群，一觸即發的敵意與緊張情勢籠罩整個海空，船艦上的每個人幾乎都感受到敵對氣氛。由於波特(Porter)小姐對人性的徹底瞭解，所以此一為予人新的體悟與啟發的長途航行。僅有少數乘客認為這是一次令人愉悅的航海之行。 波特(Porter)小姐的陰柔著作《愚人船》(Ship of Fools)與索爾‧貝婁(Saul Bellow)的流暢著作《阿奇正傳》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貝婁(Bellow)是加拿大人，並在1924年隨著家人移居美國。他在芝加哥成長也在芝加哥念大學。他逐漸展露他寫散文小說的優秀才華並獲得一致好評。他頭兩本小說在架構上比較偏傳統既定及緊湊精鍊的結構。貝婁(Bellow)1994年《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描寫一個與貝婁(Bellow)同齡等著徵召入伍者的日記體小說，故事描寫這個人等著被徵召入伍，同時他也活在不確定感中。有時他也試圖奮發圖強，但他總是因為惰性而繼續懶散下去。最後他反而欣然接受被徵召入伍，因為這表示他不需要自己去做任何決定。貝婁(Bellow)的下一部小說《受害者》(The Victim)是以紐約的盛夏為背景。它講述的是一位憂慮的商人與一位如寄生蟲般黏著他的友人。這位友人依賴商人而生活，且日夜都不斷地煩擾他。但是隨著故事發展，我們越來越不確定到底哪個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貝婁(Bellow)的《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與《受害者》(The Victim)這兩本小說文筆清楚、條理分明，但是他的《阿奇正傳》(Augie March)卻雜亂無章、混亂無序。這本在195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其主要連結章節的中心人物即為阿奇。他是一位開朗健談、寬厚仁慈，但有時會流露出無賴嘴臉的人。這種小說稱為「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是依照西班牙文的「無賴rogue」發展而來。故事背景發生在芝加哥，芝加哥在書中被形容為充滿生氣的城市。阿奇經常到處敲門博同情，而被打擾者也願意開門接納他。 貝婁(Bellow)之後也繼續出版了許多小說。這些小說讓貝婁(Bellow)成為美國今日引領潮流的小說家。我們難以在他最近發表的多本小說中挑出傑作：因為每本都值得推薦。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應該是《赫索格》(Herzog)，它是一部描寫一位神經質且性格孤僻的大學教授。就某種意義來說，貝婁(Bellow)最喜歡著墨的男主角即為性格孤僻的人。因為他是移民到美國的加拿大人，且他是受美國東部文化洗禮的中西部人，此外他是生活在非猶太國家的猶太人，所以貝婁(Bellow)多年來都視自己為局外人。他就像大多數作家一樣經常將他自己寫入書中角色。 貝婁(Bellow)是最出類拔萃的作家，但絕對不是唯一的一個。猶太小說家將他的疏離感轉變為一流的小說，現代文化中最具疏離感象徵的非猶太人莫屬了。不過還有一種人超越猶太人，那就是黑人。 黑人作家在美國文壇發表了最令人注目的疏離感著作。隨著黑人權力運動以及黑人獨立認同的興起，黑人逐漸嶄露頭角。黑人小說如洪水般快速地在文壇崛起，他們的小說題材往往與白人對黑人少數民族的壓迫有關。他們通常是以黑人貧民區為故事背景，描述發生在黑人年輕人身上的殘酷迫害。最著名的首部黑人小說即為萊特(Richard Wright)於1940年發表的《土生子》(Native Son)。這種類型的小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特別是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自1965年開始便出現大量新興的黑人詩人及散文家。 最才華洋溢的黑人小說家包德溫(James Baldwin)並未專門以黑人種族作為小說題材。他小說中個性孤僻的主角有白人也有黑人，《向蒼天呼籲》(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即為他首度於1953年出版的小說，且此本小說是關於哈林區教會成員透過倒敘回憶祖先的故事。他的第二本小說《喬凡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則是與白人相關的小說。他之後的小說與散文都以辛辣尖銳的口吻解釋身為黑人的重要意義。他的散文也描繪在美國文化中忽視黑人身陷困境可能引發的危機。 雖然包德溫(Baldwin)天賦異稟，然而埃利森(Ralph Ellison)於1952年出版的《隱形人》(Invisible Man)卻使他的著作相形見絀。這是過去20年間許多傑出著作評論家所做的評價。《隱形人》(Invisible Man)書中的主角是黑人，白人就是無法像看見一般人類般地看到他：這也是埃利森(Ellison)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他透過一位年輕人上黑人大學的經歷生動地表達這個想法，且這個年輕人基本上是埃利森(Ellison)的縮影。這位年輕人並未犯錯卻被學校開除，之後他便遊蕩到哈林區。在那他意外成為黑人領袖，並為那些被逐出家門的黑人努力奮鬥。當地的共產黨注意到他的才能便邀他加入，但是最後他也開始反抗共產黨紀律，因為此紀律與他接觸到的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一樣令他難以接受。在故事結尾，他完全與社會脫離，獨自居住在密封的地窖中。 這本小說是以活潑生動、靈活變通的手法撰寫。書中角色都各具特色，且他們似乎都想有所作為並擁有他們自己的人生。埃利森(Ellison)書中的白人與黑人角色都令我們難以忘懷，尤其是主角本身以及稱他自己為告誡者雷司(Ras the Exhorter)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儘管埃利森(Ellison)的小說滲透著一股沉重的悲觀主義情緒，旨在傳達絕望、喪失信心的訊息，然而他那幹勁十足的活力又使我們充滿著希望。埃利森(Ellison)的著名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今日的美國文學，他透過持異議及疏離感兩種手法使小說積極有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詩歌開始反其道而行，不再以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Eliot)及新評論家建立的對稱性、理解力、諷刺性與機智風趣的正統格式作詩。後期的詩人發現他們需要一些與前30年標準化的理智、諷刺及客觀風格截然不同的元素。這些詩人(蘭道爾‧賈瑞爾[Randall Jarrell]即為其一)為了交流經歷，他們以訴諸情感及涉及私人領域的方式在充滿感覺與洞察力的詩中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們也堅持透過他們自己的觀點洞悉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用他們自己的方式深度解讀之。 同時，新的詩歌元素開始脫穎而出。其他詩人則運用美國詩歌採納的安靜平和及謙虛保守的特質作詩。威廉‧卡羅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有效利用口語；羅伯特‧羅威爾(Robert Lowell)檢視自我的疏離感；西奧多‧羅特克(Theodore Roethke)(以及羅威爾[Lowell])著重在瀕臨絕望的邊緣。羅特克(Roethke)與自我疏離的否定論形成對比，透過內在的歡愉以及反抗心驚膽戰的現代生活來表達詩歌。許多詩人寧可從平凡日常生活的經歷，而不從奇異事件或不尋常遭遇中找尋作詩靈感。
當代美國詩歌流行的兩種獨特詩即為內省詩(introspection)與社會批判詩(social
criticism)。這兩種主題經常與我們所稱的反思社會評論合而為一，詩人從這類型詩中探索他在不公正社會中的情感深度。 當代詩人努力揭露隱藏在複雜表面下的「單純事實」本質，他的指導性原則即盡可能採用千真萬確的元素建立起誠實感並極力反對虛偽不實。通常這些原則是依據每位詩人的性格與表達手法而有不同表現力：也許是反對與文學相關的刺耳謾罵、直言不諱、平凡乏味、辛辣尖銳的風格，亦或是最微妙難捉摸、敏感靈敏、拐彎抹角的詩性隱喻。事實上，當代詩歌其迂迴曲折的重要特質與之前的詩歌的確有所差異。當代詩歌為了符合當代想法及風格，不論是字詞及形象上都充滿直言不諱、唐突魯莽且注重實際的特色。這類詩歌的整體架構包含含蓄、精簡與挑釁的元素，與傳統詩歌其拘泥於字面意義及符合邏輯的結構形成鮮明對比。諷刺挖苦、冷嘲熱諷及自相矛盾即為現代詩的特色。 當代美國詩歌其有趣及重要的主題及方針，應該如同所有創意藝術的新潮流般，與其說是永恆成就不如視其為進化活動。詩歌不斷在進化，明天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另一種趨勢的詩歌，或是以新穎模式表達的詩歌，剛開始可能不為人所知，但是未來某天也許會脫穎而出。唯有時間可以檢驗這些使20世紀美國詩歌發展的當代著作之重要性及持久品質。
1. 意象派詩人(imagist)：英國與美國詩歌學派的擁護者，1909年至1917年為其興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