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繁榮

作者約瑟夫·西格爾(Joseph Siegle)是向全球發展中國家提供多種開發協助的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c.公司的民主施政問題高級顧問(Senior Adviso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該公司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

我們生活在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民主伸展時代。就在並不久遠的1988年，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國家是獨裁政府。而如今，世界各地有70%的政府走上了民主道路。全世界大多數公民現在生活在某種形式的自治性政治體制中，而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儘管有倒退現象，但整體趨勢仍是積極的。

民主的發展有希望帶來相應的繁榮增長。人們有目共睹，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在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富創新力、生產力最高。這些民主國家享有的穩步發展和作為這種發展的基礎的金融機構的誠信度以及對產權的保護，帶來了其國內幾代人生活質量的持續提高。

然而，目前正處於民主轉型中的國家有80%是發展中國家。這引起了一些人的憂慮，他們擔心"在具備條件之前"就開始實行民主化的國家更有可能陷入經濟停滯。這種憂慮因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生活條件似乎並未隨著其民主發展得到改善而進一步加深。

我們因而看到一種現象：雖然幾十年來人類已向更有參與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體制大步邁進，但人們對於這種變化將對全球繁榮產生何種影響仍持矛盾態度。

歷史記錄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便可看到，上述擔憂大都是沒有依據的。在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或1800-2004年政體資料庫(Polity IV)獨立評估的施政指數確定]近40年來的每10年期內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都比獨裁國家至少高出25%。即使是在低收入國家中，民主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平均增長率也與獨裁國家持平。鑒於自1960年以來有四分之一的獨裁國家沒有報告其國內生產總值數字，而一般認為隱瞞不報經濟資料的國家往往經濟表現不及預期，因此民主國家在增長率方面的相對優勢甚至可能更大。

除東亞地區的某些獨裁國家以罕見的速度增長外，發展中民主國家的人均增長率比獨裁國家平均高出50%。換言之，博茨瓦納、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加納、拉脫維亞、立陶宛、毛里求斯和塞內加爾等發展中民主國家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白俄羅斯、 喀麥隆、剛果、古巴、敘利亞、多哥、烏茲別克斯坦和辛巴威等獨裁國家。自1990年以來，隨著支撐許多獨裁國家經濟的超級大國的對抗結束，增長率方面的平均差異更加擴大。

同樣重要的是，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要穩健得多。在任何一年，發展中民主國家發生經濟急劇收縮(即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0%)的可能性要比獨裁國家低70%。在那些確實經歷了"經濟災難"的民主國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由共產體制經濟轉型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社會福祉的水平，發展中民主國家的表現則更加出色。發展中民主國家與收入水平相當的獨裁國家相比，平均而言，公民平均壽命長12年，新生兒死亡率(能夠替代其他很多福祉標準)低20%，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高40%，生育率低30%，穀物產量高25%。

拉丁美洲和非洲出現民主脫節？

民主擴展與生活改善之間的聯繫同樣體現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33個國家中，除三個國家以外(委內瑞拉、海地和巴拉圭；古巴資料不詳)，自1990年以來都出現了經濟增長。這一增長表現為人均收入平均增加了25%，生活條件也顯示有相應改善。自1990年以來，整個地區的新生兒死亡率下降了15%，有乾淨飲水的鄉村人口從61%上升到77%，中等學校入學率上升了20%，達到65%。因此，儘管拉丁美洲的前進步伐可能比預期的緩慢──而且收入差距繼續存在──但該地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下取得並保持了實際發展成果。

民主國家平息動盪局勢的能力也在拉丁美洲得到體現。在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的年通貨膨脹率超過100%的情況共有36次。但自1992年以來，這種情況只出現過五次──都發生在蘇里南和巴西。與此同時，造成人均收入比前一年下降10%的急劇衰退也從20世紀80年代的15次減少到自1990年以來的兩次。由於避免了拉丁美洲經濟史上慣有的危機和動盪，這些實行民主化的國家能夠更好地鞏固已取得的發展成果。

非洲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差異很大。非洲的48個國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可被視為正在鞏固民主的國家，另有四分之一的國家正在走上民主道路。不過，還有一半的非洲國家仍屬實行獨裁統治的國家。非洲在過去10年中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精確地反射出民主與不民主的差異。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非洲的民主國家和正在民主化國家使人均收入中間值累積增長15%。相比之下，獨裁政府和半獨裁政府在同期的收入平均增長率為7%。這其中包括蘇丹、喀麥隆、加蓬、安哥拉和赤道幾內亞(自1995年以來經濟增長了五倍)等主要在石油的帶動下實現增長的國家。在非洲的24個獨裁和半獨裁國家中，有一半國家自1995年以來出現負增長或增長停滯。

非洲民主國家的經濟穩步發展帶來了生活條件的改善。自1990年以來，新生兒死亡率在鞏固民主的國家平均下降了18%，在正在民主化的國家平均下降了14%。相比之下，非洲半獨裁國家和獨裁國家的新生兒死亡率自1990年以來基本沒有變化，變化中值分別為2.4%和零。換言之，加蓬、喀麥隆、剛果、斯威士蘭、辛巴威和安哥拉等獨裁統治國家的絕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條件基本沒有改善。

民主國家表現出色的原因

民主國家取得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成效的原因不在於有了更多的資源：民主國家的財政赤字沒有上升，它們也沒有得到更多的援助。民主體制的出色表現看來應當歸功於它們自身的運作方式。民主國家成功發展的"秘訣"之一在於，他們有防範災難的相對能力。民主國家絕少聽任經濟崩潰。在1960年以來有記錄的80次最糟糕的年度經濟表現中，只有5次發生在民主國家。由於大多數貧困社會都需為生存而掙扎，民主國家平息動盪局面的能力是一重大優勢。由於不必一次又一次地經歷危機後的複元，民主國家更能夠逐年積累財富。正如儲蓄帳戶一樣，只有持續不斷地累積才能達到繁榮。

民主國家穩健全面的發展歸功於很多因素。從基本概念來看，有三個各不相同而又相互聯繫的因素特別值得注意：權力分享、開放性、適應性。

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或國家首腦必須得到其所屬政黨、內閣、立法部門、有時司法部門的主要成員的支持，才能推行政策。公民社會的意見通常也被考慮在內。這種共同的橫向責任制使決策過程中和化。這種體制有助於避免尋私情，從而更有可能做到在調撥經費或雇用人員時從實際需要而不是人際關係出發。此外，定期舉行的自由而公正的選舉成為一個明顯的動機，促使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要顧及廣大民眾的利益，否則他們就會被選民趕下臺。

與此同時，民主國家的開放性直接促進了經濟效益。買方能夠從獨立來源獲取資訊的市場令人更有信心、價格更具有競爭力、吸引的投資更多。獲取資訊的渠道更加通暢還有助於在決策前加強知情的政策辯論和分析。當政者不得不對他們可能不願面對的資訊和觀點作出回應。在危機時期，例如，在有可能出現饑荒之前，媒體對日益惡化的局勢進行報導的能力可以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早期預警系統。政府迫於這種壓力而採取緊急行動，從而有助於緩解災情。在缺乏這種反饋機制的社會，災區以外的公民對災情可能一無所知，從而當政者不會受到多少必須採取行動的壓力。

民主體制本身具有適應性。政治競爭使當政者時時有著尋找解決公民需求的新途徑的積極性。政策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得到調整。因此，民主國家永遠在調整變化中。如果某屆當政者不能找到正確的前進路線，民主體制具有的自我修正的性質便會促使其他一些能夠帶來新鮮觀點和策略的人取而代之。換言之，民主國家並不是絕對正確。但它們絕對有權利為達到正確而不斷調整。事實上，民主國家有序更換領導人的能力，可能是它們保持穩定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專制政府的例外

當然，民主與繁榮之間的關係並非千篇一律；並非所有發展中民主國家的增長率都高於發展中獨裁國家。例外情況是存在的。確切地說，有九個專制政府自1980年以來將經濟增長保持了至少10年之久──不丹、中國、埃及、印尼、新加坡、韓國、臺灣、突尼斯和越南。但是，其中只有在東亞地區同時也做到了使社會發展水平得到相應提高。此外，東亞政體中的問責程度指數是獨裁國家平均指數的兩倍。因此，可持續經濟發展有可能在獨裁統治之下實現。只是這種情況非常罕見。從政策的角度而言，必須將東亞獨裁體制在發展方面的巨大成功與其他大約85個專制政府在同一階段的有限、在很多情況下微不足道的增長放在一起看待。(事實上，自1990年以來，有45個獨裁國家至少經歷了一次重大經濟危機，即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0%。)東亞各實體的例外情況告訴人們的最重要一點是，它們同大多數獨裁國家極不相同。

中國是當代獨裁國家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30年來，中國的增長一直令人驚歎。這使很多人忽視了中國的特殊情況，進而得出結論說，是中國的獨裁制帶來了這種增長速度。但這個結論忽視了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行市場經濟政策以前持續了30年的經濟停滯。在那段時期，中國經受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1959-1961年的嚴重饑荒的重創，據估計這場饑荒奪去了3800萬人的生命。與此同時，中國危機四伏，不論是無力償還債務的銀行、非典疫情、農民抗議、與鄰國的衝突、禽流感還是環境災害，都顯示出中國發展的脆弱性。

結束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充滿希望的時代。民主在全球的擴展有可能對世界各地增進繁榮和安全產生深遠影響。但這有賴於民主化國家建立權力分享、開放及自我修正的機制。民主制度承認受保護的私人空間，並在此基礎上更有力地支持財產權和所有權保護。民主的先決條件是所有公民，包括國家首腦在內，都受到法律的約束，這為法治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民主的開放性為政策辯論提供了可能的手段，迫使當政者糾正無力的政策，暴露違法行為，將腐敗揭露在透明的陽光之下。雖然民主不能保證經濟成功，但它確實能在一個國家走向歧途時，提供糾偏的權利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