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

麻塞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媒體與社會中心主任埃倫·休姆

埃倫·休姆

當人們看到新聞媒體能夠挑戰和揭露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領導人時可能會問：為什麼要容忍自由的媒體？為什麼不重新依照政府控制媒體的觀念，限制人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權利？

回答是：沒有資訊的自由流通就不可能有最大程度的政治穩定、經濟增長與民主。

資訊就是力量。一個國家要享有法治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優勢，權力機構就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科學和技術要進步，思想就必須得到公開交流。

要有向人民負責的受尊重的政府，就不能沒有自由與獨立的新聞媒體。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弗遜(ThomasJefferson)堅持必須將公眾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公共集會權利寫入《合眾國憲法》(U.S. Constitution)的原因。

傑弗遜於1787年寫道："如果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他任總統期間報紙對他是友善的。他也曾經歷由新聞揭短而造成的難堪。

但傑弗遜依然堅定不移地支持媒體進行哪怕是令人痛苦的監督，因為他認識到，如果沒有這種問責，如果沒有不受限制的思想流通，一個國家的創造發展就會受到阻礙，其人民就沒有自由。

自由媒體在民主政體中發揮四個重要作用。第一，自由媒體對當權者發揮監督作用，要他們向人民負責。第二，自由媒體將需要得到關注的問題公佈於眾。第三，自由媒體使公民知情，進而讓他們能夠作出政治抉擇。第四，自由媒體增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給公民社會帶來凝聚力。

向政府問責

監督作用往往最不易得到有效發揮。政府機構和官員並不總是願意做到透明，而在沒有公眾監督傳統的環境中尤其如此。例如，在後蘇聯時代的格魯吉亞，魯斯塔維電視二台(Rustavi II)播出了經核實的有關政府腐敗問題的調查報告。但政府的反應是關閉這家電視臺而不是糾正問題。然而，這導致了民眾的大規模抗議集會。最後，捍衛獨立媒體的民眾示威迫使政府撤銷了腐敗內閣成員的職務，並允許魯斯塔維電視二台恢復廣播。

另一個例子來自印度。互聯網站tehelka.com的一名記者暗中攝下了印度人民黨(Bhartiya Janata Party)主席班加魯·拉克斯曼(Bangaru Laxman)接受金錢的錄像，據認為這筆錢來自武器交易。這一醜聞引起了公眾強烈的抗議，迫使幾名資深內閣部長下臺。

媒體正直地履行向政府問責的職責有助於加強法治，給國家帶來更穩定的局面。這種穩定局面有益於國家吸引長期經濟投資。

Internews是一個在50個國家幫助培訓和發展獨立媒體的國際非政府機構。它的創始人大衛·霍夫曼(David Hoffman)說："言論自由和資訊交流並不僅僅是奢侈品，而是全球商務、政治和文化越來越需要依賴的手段。"

將問題公佈於眾

沒有自由、獨立的新聞媒體，提供公共資訊與安全的責任就只能全部由政府承擔。缺少與公眾的聯繫有可能給國家安全與經濟增長造成嚴重損害。

例如，2003年，中國媒體沒有準確報導正在開始流行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非典型肺炎)，因為中國媒體遵循政府的旨意，需儘量縮小危機的影響。因此，公眾沒有得到關於這一致命疾病已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區大肆蔓延的警告。不知情的民眾繼續著一些導致非典傳播的危險生活方式。當一些人發現非典病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自己周圍時，開始變得驚慌失措，旅遊者和國際投資界也緊張不安起來。當獨立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逐一走訪北京各個醫院，報導了非典病例的實際人數時，一些外國投資者不再相信中國政府的官方之詞，開始將雇員撤出中國。中國政府這才認識到，需要將真正的危險和問題程度告訴公眾，以便阻止疾病的流行，恢復政府的信譽。在這個例子中，是外國獨立的媒體在當地媒體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替人民促使政府承擔起責任。

教育民眾

能夠自由運作的地方報紙、電臺和電視臺可以成為民主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對地方機構實行監督和幫助公眾瞭解同安全有關的問題之外，它們還能幫助民眾瞭解政府的運作，拉近民眾與政府的距離。

例如，在若干年前烏拉圭發生經濟危機、四家最大的銀行關閉時，圖瓜安坡鎮(Tucuarembo)的一位老人打電話給當地的一家廣播電臺求助。這位老人的妻子生病，可是他無法從銀行帳戶裏取錢讓妻子就醫。這家電臺(Radio Zorilla)的節目製作人同地區議員取得聯繫，這位議員幫助老人與財政部取得聯繫。老人得知一項緊急立法正在得到通過，使處於他這種情況的人能夠從自己的銀行帳戶裏存取錢。

圖瓜安坡鎮廣播電臺製作人其實經常這樣幫助本鎮人民與政府服務部門取得聯繫或幫助本鎮人民相互聯繫。聽眾會打電話進來請他們幫助尋找難找的書、丟失的狗、工作機會或者聘請雇員。但這家廣播電臺並不僅僅是充當社區的公告欄和政府的傳聲筒。據曾參與過這家電臺工作的美國廣播節目製作人瑪麗亞·馬丁(Maria Martin)介紹，這家電臺也提供新聞廣播、聽眾現場電話討論以及訪談節目。馬丁對這家電臺的工作成效印象很深。

烏茲別克斯坦安葛籣(Angren)的民眾也有一個類似的地方媒體──TV-Orbita電視臺。當地居民打電話給這家電視臺，電視臺在新聞節目中報導他們的投訴和當地的其他問題。不僅民眾觀看這家電視臺報導的新聞，政府當局也這樣做。政府一度曾為了限制電視臺的政治影響力而試圖將其關閉，但是由於公眾和贊助人的抗議，政府不得不讓它重新開播。

聯繫民眾

能夠聽到地方新聞甚至可以救命。在2005年8月卡特裏娜颶風肆虐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的時候，當地的一些越南移民家庭就是通過當地小功率的越南語社區電臺得到警報，得知他們應到哪里避險和找到其他越南裔鄰居。

當2005年3月29日位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南兩小時車程的蘇丹水壩(Sultan Dam)開始決堤時，加茲尼電臺(Radio Ghaznawiyaan)記者給省長打了電話，省長隨即通過電臺發出通告，要求所有居民撤離。老百姓得以在大壩坍塌、沖毀很多商店和房屋前收聽到這則消息。一位村民說："當時我正在收聽加茲尼電臺的節目，當它提到蘇丹水壩的時候，我調大了音量，明白我們必須迅速撤離。" 電臺的快速行動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後來，這家電臺繼續在被洪水隔為兩地的居民之間發揮橋樑作用。

世界銀行將媒體開放程度視作一項經濟與政治發展的積極因素給予跟蹤。世界銀行發表的《2002年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對97個國家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具有民營的、獨立的地方媒體的國家，其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較高，腐敗較少，經濟更為透明。

當然，自由的新聞媒體也並不是總能保持專業化運作，媒體開放也可能帶來非預期的效果。但是，新聞媒體越能夠提供不偏不倚的新聞和社區討論，公眾就越重視其價值。這種公民社會資訊是民主制度的能源。人民能夠變得更知情，為自己的福祉承擔更多的責任。

媒體可以通過為各種不同的聲音提供論壇，讓各種聲音得到表達而起到安全泄壓閥的作用。媒體具有的這種在社會中傳播和介紹各種觀點的重要作用，可能是人們始料不及的。恐怖主義問題研究專家潔西嘉·斯特恩(Jessica Stern)指出，羞辱感，也就是當人們覺得被社會主流排斥在外或得不到尊重時，往往就會助長恐怖主義行動。

誠如Internews的大衛·霍夫曼(David Hoffman)所指出的，"從尼加拉瓜的桑地諾解放陣線(Sandinistas)到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族反政府力量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即讓反對派成為國家政治中的一員，可以使社會衝突轉為非暴力形式。"

。世界銀行的另一份報告"Consultations With the Poor"是一個對23個國家的20000名貧困者進行的訪問調查。調查結果發現，窮人與富人的最大區別是他們缺乏聲音。沒有人代表他們。他們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傳遞給當權者。他們無力讓別人看到他們的不平等處境。這些接受調查的人中沒有博士學者，但他們熟知貧窮。他們談的第一件事不是錢，而是缺乏聲音，缺乏表達自己的能力。"

一個由相互競爭的、獨立的報紙、廣播、互聯網站和電視構成的生氣勃勃的媒體能夠使那些聲音得到表達。這些媒體能夠揭示問題，促使本國人民與政府官員解決問題，讓即使一貧如洗的人也掌握真正的資訊。如果窮人能夠利用由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權利所提供的機會，改善自己的命運，那麼，每個人都將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