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基本文獻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吉米卡特
人權與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1977)
Jimmy Carter
在美國當代總統當中，很少有像卡特總統這樣，堅信外交政策目標應反映美國最高道德理想。正當美國仍在努力解決其本身的種族關係與人權問題之際，卡特卻很有前瞻性地提倡一種政策，主張其他國家應盡可能達到最高的標準，而他認為那也是美國人希望被用以評價的標準。例如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卡特政府為抗議入侵行動，取消美國參與預定在莫斯科舉行的夏季奧運。
卡特在1977年6月為聖母院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畢業典禮致詞時，討論到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應有的理想與現實。這與美國首任總統對外交政策的演講，表達了迥然不同的訊息。
For further reading: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1982); Robert C. Gray and Stanley I. Michalak, Jr.,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Detente (1984); Burton Kaufman, The Presidency of James Earl Carter (1992).
人權與外交政策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國家：應更有效率地滿足人民的需要，應證明與當代人的灰暗信念相反：政府可以既有能力又更注重人性。
不過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是，我國的海外行動與本國基本特徵之間有關聯的部分。我相信外交政策可以是民主的，以基本價值觀為基礎，並為人道目的去運用我們的實力與影響力。我們的外交政策可以讓美國人民支持，可以和以前不一樣，也就是讓他們知悉與了解。
我對我們的政治制度深具信心。我們知道民主行得通，所以可以反駁那些不給人民人權的統治者的說法。
我們有信心，民主的範例將使人折服，因此我們希望讓過去幾年與我們隔離的人們，以及對於我們這種生活方式的優點尚不信服的人們，更認識這個典範。
我們有信心，民主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們無意於在國內外採取不當的作法。
我們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因此我們可以在核武競賽上，尋求大幅度的裁減。
我們也對美國人民的高明見識有信心，所以讓他們一起參與制訂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於是我們發出的是兩億一千五百萬人的聲音，而非只是有限的一小撮人。
民主最近在印度、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大大成功，這顯示我們對美國制度的信心並未錯置。由於我們對本身的未來有信心，所以現在不會過度恐懼共產主義，這種恐懼曾經使我們接納任何懷抱同樣恐懼的獨裁者。我很高興情況已經改變。
太多年來，我們情願接受對手有問題且錯誤百出的原則及作法，有時為他們的價值觀而捨棄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以火攻火，卻從未想過用水比較易於滅火。這種作法失敗了，越南便是其不智及道德缺失的最佳範例。好在我們現在從錯誤中，找到回歸本身原則與價值觀之路，也重拾失去的信心。
就歷史來說，我國立國兩百年是很短，而我們在世界居首要地位的歷史更短。那是從1945年，歐洲與舊國際秩序成為廢墟時開始。在之前，美國多半在國際事務的邊緣。但從那時起，我們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事務的中心。
此期間我們的政策是根據兩個原則：一是相信蘇聯對外擴張幾乎勢不可免，必須加以圍堵，一是對應的想法：囊括大西洋兩岸幾乎所有非共國家結為聯盟十分重要。那種體系不可能永不改變。歷史潮流已削弱其根基。即便競爭更加激烈，因與蘇聯對立而促成團結的威脅已減弱。
越戰造成深遠的道德危機， 損傷全世界對我們本身政策和生活體制的信任，信心危機因某些領導人物隱含的悲觀想法而變得更加嚴重。
在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裡，我們看到世界出現戲劇性的轉變。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及抱負已經改變。殖民主義幾乎消失。過去一個世代所建立的將近一百個新國家中，已形成新的國家意識。知識更加普及。人心志向更高。隨著更多人擺脫傳統的束縛，於是有更多人有生以來首次下定決心，要爭取社會正義。
世界仍然因意識形態爭議而分裂， 為區域衝突所支配，受危險所威脅，所以我們欲解決種族和貧富差距，無法不使用暴力或令主要軍事強國陷入戰爭。我們不能再將傳統戰爭與和平的議題，與正義、平等、人權等新的全球問題分隔。
現在是新世界，但美國不應對它感到恐懼。現在是新世界，我們應協力來塑造它。現在是新世界，它要求美國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其基礎在於始終一致的價值觀，以及對我們歷史願景的樂觀看法。
我們的政策不可再僅以工業國為全球穩定的基礎，我們必須回應新的現實，即這個世界在政治上正逐漸覺醒。
我們不可再期待其餘一百五十個國家，會順從強國的獨斷獨行，我們必須持續、有信心地努力於鼓舞、說服和領導。
我們的政策必須反映我們的信念：世人可以在單純求生之外有更多的期望；尊嚴與自由是基本的精神需求。我們的政策必須塑造一個比秘密外交更能持久的國際體制。
我們不能以操弄手法制定這種政策。我們的政策必須是開放的；必須是公正的；必須是建設性的參與全球事務，並建立在五個基本原則之上。
從去年一月起，我就努力向美國人民說明這些論點。且讓我講述我們過去的作法以及展望未來的計畫。
首先，我們再次肯定對人權的承諾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們美國人在血統、宗教、膚色、祖籍與文化背景上，是世上罕見的多樣化國家。沒有共同的血緣或土地神話把我們結合在一起。結合我們最有力的因素，或許當屬對人類自由的信念。我們要讓世人知道，我國所代表的不只是經濟繁榮。
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用嚴格的道德準則來執行外交政策。我們活在不完美的世界裡，而且它永遠不會完美；這個世界複雜又混淆，而且永遠會維持此種狀態。
我完全了解道德勸說的限制。我們沒有改變是輕而易舉或一蹴可幾的幻覺。但是我也認為，低估言辭和言辭體現的思想的力量就錯了。在美國歷史裡，從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到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美國夢》(I Have a Dream)，均展現了這種力量。
在人類精神生活中，言辭就等於行動，這可能比我們當中許多人所意識到更為強烈，而我們住在言論自由被視為當然的國家。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很清楚這一點。證據就在於那些國家的異議人士，正是因為言辭代表的行動而遭到迫害。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保護個人不受國家獨裁力量之害方面，全世界的戲劇化進步。我們若忽視這個趨勢，就會失去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與道德權威。要領導世界就得恢復我們曾有過的高道德標準。
偉大的民主國家不是因為強大繁榮而自由。我相信我們是因為自由而強大繁榮、具影響力。
在今日世界各地，不分自由與極權國家，人們均關注自由、人權的主題。我認為在美國的我們，有責任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辯論和爭議繼續下去。沒有國家比我們更有資格做為榜樣。美國有美國的短處及缺失，但我們應持續、勇敢地努力確保，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既有的成就感到自豪。
其次，我們一直刻意採取行動，強化各民主國家之間的連繫。在最近的倫敦會議中，我們同意擴展經濟合作，推廣自由貿易，強化世界貨幣體系，設法避免核子擴散。我們為即將舉行的有關貧困、發展及全球福祉問題的南北會議，準備了建設性的提案。我們也同意攜手努力，加強共同的防禦並使之現代化。
各位可能有興趣知道，在這次二十五年多來的首度北約(NATO)會議上，所有會員皆為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我們全都再次肯定對民主制度的前景抱持基本樂觀態度。我們充滿信心的精神正在擴散。我們各個民主國家同心協力，有助於形塑更廣泛的全球合作架構。
第三，我們推動促使蘇聯與我們共同努力終止戰略性武器競賽。這種競賽不只危險，在道德上也十分可議。我們必須終結它。我知道達成協議並不容易。我們的目標是做到雙方公平待遇，以期達到相互穩定性、等同性以及安全性。我們希望凍結進一步現代化及生產武器，並持續大幅減少戰略核武。我們要求全面禁止所有核子試爆、禁止所有化學戰、不發展攻擊太空人造衛星的能力，以及印度洋限武。
我們希望可以與所有國家共同邁向最終協議，將核武從死亡軍械庫中完全淘汰。我們將堅持努力下去。
再來，我認同與蘇聯關係和解。和解對我來說意味著向和平更進一步。但和解的效應不該只限於我們兩國。我們希望說服蘇聯，一國不能將其社會制度強加於別國之上，無論那是透過直接軍事介入或利用從屬國的軍力，如同古巴介入安哥拉(Angola)。
合作也意味著義務。我們希望蘇聯加入我們與其他國家，一起為援助開發中世界盡更多的力量，因為共同進行援外工作有助於我們雙方建立互信的橋樑。
第四，我們費心的採取步驟，以改善在中東建立永久和平的機會。透過與以色列、敘利亞、約旦及埃及等相關國家的領袖進行廣泛諮商，我們發現一些意見相同的領域，也有一些邁向共識的發展。有關協商必須繼續進行。
我經由公開發言，也試著建議以更有彈性的架構，來討論三項到目前為止十分棘手的關鍵議題：全面和平的性質──什麼是和平；它對以色列人是何意義；它對阿拉伯鄰國是何意義；其次是安全與國界之間的關係──國界劃分的爭執，如何以雙方均感到安全無虞的方式加以確立和解決；再是巴勒斯坦國土的議題。
美國與以色列的歷史友誼不只仰賴於兩國的國內政治；它衍生自我們共有的對人類自由的尊重，以及對永久和平的共同追求。
我們會持續推動各方均需要的解決之道。我們的政策不會受中東任何國家的政權轉變所影響。因此我們期望以色列與其鄰國持續為他們之前所接受的聯合國第242及338號決議案所約束。
這是也許是近三十年前以阿衝突爆發以來，達成真正解決方案最有利的時機。若讓這個機會流失，不但可能意味著中東的災難，或許也會危害國際性政治、經濟秩序。
第五，即使可能與友邦產生些許磨擦，我們仍試著減少核子擴散及傳統武器遍佈世界的危險。
在最近的高峰會議上，我們發動由國際共同判定，一面減少核子產品被挪用於製造炸彈的風險，一面運用核能於和平用途，哪些是最好的方式。
我們已經完成對我國武器轉移政策的全面檢討。軍售競爭有損和平，也對窮國的經濟發展造成傷害。
這目前已是我們的國策：我們會尋求減少年度軍售金額，限制先進武器轉移，並減少與外國共同生產武器的規模。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正嘗試號召別的國家，無論自由與否，與我們共同在這方面努力。
不過以上我所說的只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瞄準著一個清楚的目標：創立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架構，並使之切合新的快速變化的歷史性情況。
我們會更密切地與亞、非、拉丁美洲的新興有影響力的國家合作。隨著世界權力結構改變，我們需要這些國家的友誼與共同合作努力。
百餘年前林肯總統說過，一半人是奴隸、一半人是自由公民，我國不可能長治久安。我們知道，三分之一的人富有、三分之二的人餓肚子，這種世界也不可能長久和平。
大部分國家認同我們的信仰，即長久而言，擴大進行平等的貿易最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自立，但饑餓、疾病、文盲和鎮壓等問題卻迫在眉睫。
西方民主國家、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會員國、和已開發共產國家，可以藉由現有的國際機構合作，以提供更有效的援助。這是替代戰爭的良方。
我們特別需要與這半球的其他國家合作與諮商──包括向北與向南。我們不需要再喊口號。雖然它們是近鄰和友邦，我們與他們的連結和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所建立的平等連結是一樣的。我們視它們為全球、區域和雙邊關係組成的嶄新、多元世界的一環。
重要的是，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有所進展。我們視美中關係為我們全球政策的一個重點，中國則是全球和平的關鍵力量。我們希望與富創造力的中國人民密切合作，解決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也希望找到可以使隔離我們雙方的困難獲得彌合的一帖良藥。
最後我要說，我們承諾為南非危機找出和平解決之道。在承認民主制度中少數的權利也必須加以保護的條件下，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做為政治秩序基礎的時代已經來臨。
為求維護和平，改革必須馬上付諸行動。美國有決心與歐洲盟國及相關的非洲國家一起有所作為，為南非社會快速且進步的轉型，塑造協調的國際架構，並協力保護它不受無理的外來干預。
綜合以上，我的結論是：我們的政策是以對美國角色的歷史願景為主。我們的政策衍生自對全球變化大局的看法，我們的政策根植於我們的道德價值，這些價值永遠不會改變。我們的政策受物質財富和軍事力量所強化，我們的政策以造福人類為宗旨。我希望這個政策會讓各位以身為美國人自豪。
Source: Jimmy Carte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vol.1 (1977), 954.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