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個人和社會的關係
美國民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美國城市主義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立憲制民主
分析美國制度的內部結構
焦點透視：人民的憤怒
建議讀物
政府的合法目的是為某個社會的公眾去做任何他們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全憑他們各自單獨的和本人的力量是無法做到的。
──亞伯拉罕．林肯
政府是人類群體為保護自身免受內在和外來威脅，並制訂政策為人類謀求生存提供最好條件而建立的一種體制。由於政府是人類社會公共機構中最為普遍的機構，所以人們自然地會把政府看成是理所當然地存在著的，因而也就對政府缺乏理解。如果任何一種事物司空見慣到人們不大會對它的存在產生懷疑，也就不會充分地認識它所產生的影響。不少人也許關注著政府的不同存在形式，或某些具體政策、決策的詳細內容，但他們卻很少考慮政府本身的性質是什麼。
政府差不多每天都以某種形式與我們保持著聯繫。郵差每天給我們送郵件；警官坐在警車裏巡邏；聯邦稅務局的官員坐在地區辦事處工作；某一特工人員正在調查某位公民或團體的信仰及行為規範，這些現象都能證明政府在我們周圍起作用。有時它的這些作用對社會有益，可有時又是有害的；無論有益有害，政府的作用總是重要的。如果政府是由普選產生的，那麼，人們對於那些能對他們產生巨大影響的政策草案尚具有一些潛在的支配力。但是，如果對問題以及政府是如何運作的缺乏足夠的瞭解，人們就無法有效地影響這些政策。因此，研究政府及其政治是對每一位公民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要想弄懂政治，我們必須先瞭解美國國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基本結構和決策程序。這僅僅是瞭解政治的第一步。基礎知識掌握以後，還要瞭解美國各級政府內部、同級政府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關係、對政府和政治的研究的不同方式方法、以及常常與表面現象相背離的真實情況。首先，要想弄懂政治，還必須提高批判地分析問題的能力，判斷何時應該接受某一政治論點，何時應該拒絕，何時持疑問態度直到獲得了更多更詳細的資訊為止。即使難以做到這些，嘗試一下也是令人振奮的。
政治無處不在。很多起先看上去與政治似乎毫無關係的事情，事實上極富政治意義。政治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態度，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影響我們的是非標準，還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政治，簡要地說，就是人類集體地、有意識地組織起來處理自己的事務的一種手段。政治的中心問題是個人如何使自己適應群體生活，反過來，也是群體以哪種方式接納個性迥異的個體。亞裏士多德曾稱政治為「建築學式的科學」，政治是所有其他科學的基礎學科。只有通過政治，社會才能判斷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和已經做了什麼。參與政治生活，可以通過自身幫助構築一個更大的社會群體來實現個人的潛能。
在美國，從群體和個人角度考慮，政治既是集體性的，又是個人性的。政治既要顧及個人享有公民權利，又要顧及公民履行義務。同樣地，政治既要顧及群體履行義務，又要顧及群體享有權利。民主的使命從來都是，而且仍然是：建立一個社會，這個社會同時要保護和承認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確保群體和個人對社會履行各自的義務。由於個人和社會需求之間時常存在著矛盾，至今尚未有一種政治制度成功地完成這一使命。當然，民主的目標不在於達到至善盡美，而在於朝著這個目標做不懈努力，並盡可能地做得完美無瑕。
在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裏，參與政治不僅是公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但是遺憾的是，在美國，公民的義務往往被忽視。早在兩千年前，古希臘人就認識到人類是最基本的社會動物。政治生活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不參與政治，一個人就失去了他或她做為人的潛能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美國公民最基本的公民權利是選舉權，可是美國公民參與選舉的程度仍然驚人的過低。公民參與選舉僅僅是衡量某一政治制度成功與否的小小的因素，但它卻是較為明顯的標誌之一。最近的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總統選舉照例比其他各級選舉會使更多的人參加投票，但許多年來，也只有50％多一點的人參與投票選舉。因此，即使在某一候選人完全佔優勢的選舉中，也僅僅只有l/4到1/3的選民投選舉獲勝者的票。這些數字令人不安，它反映出許多美國公民不願意花費力氣參與政治生活，這種不情願的心態必將導致憲法制政府的終結。1988年的選舉不那麼令人滿意，達到選舉年齡的選民只有一半參加總統選舉，這是自1924年以來最低的投票率。值得慶幸的是，1992年總統選舉參加投票的人數已呈上升趨勢，這是近幾十年來的第一次。原因有以下幾個，其中包括選民對經濟的不滿、渴望變革、反現任官員的情緒、候選人在電視談話和多次辯論中露面、使用新式音樂電視中「震憾選舉」、不再只偏重傳統式的競選宣傳等等。不可低估的是總統候選人羅斯‧佩羅(Ross
Perot)的復出，他作為非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使得許多本來不滿的選民也前往投票。
美國政治思想和美國政府體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北美13個殖民地建立以前。「人人生來平等」的信條淵源於古代一流的思想家及基督教誕生的初期。就像古希伯來人和一些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樣，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作品包含著這樣一個觀點：一個合乎道德準則的政府必須依法管理事務。就像古希伯來人和一些其他古老的民族對此也持相同看法一樣，多年來，這一原則已發展成為現代政治的信條。政府應該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英國長期以來一直盛行有限性政府執政和憲法立國主義，這一傳統始於1215年的大憲章運動，那時，約翰國王被迫接受對他的統治的限制。這些思想後來被移植到美洲新大陸上來了。
最早自願來美國海岸定居的殖民者大都是出於經濟或宗教的原因。那些由於宗教原因前往美國的，被稱為英國清教徒，他們於1620年乘「五月花」號來此創立普利茅斯殖民地。10年後，清教徒們又在麻薩諸塞灣開闢了另外一塊殖民地。這兩批清教徒都為他們自己尋找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他們卻沒有把宗教自由給予他人。例如，他們曾把羅傑‧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逐出麻薩諸塞灣，就因為他向當時盛行的正統教挑戰，否認國家有權控制宗教，宣揚其他宗教信仰的自由，否認白人有權奪取土著美洲人的土地。羅傑被逐後創立了羅德島殖民地，試圖將他的信仰付諸實踐，羅德島率先向民主化轉變，成為其他各殖民地效仿的榜樣。雖然清教徒們不是心甘情願的，但他們對民主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因為他們所持的那種教會式的政府信仰，導致了教會會眾掌權，擺脫基督教會等級制度的束縛。清教徒在教會管理上的這種做法政治意義深遠，遠遠超出宗教本身。
還有很多人來到美洲大陸，因為他們在舊社會中無法得到發展。其中包括家族中排行老四的兒子們、冒險家、犯人、欠債人，他們蜂擁來到這個新世界。很多人在這裏都獲得了成功。許多商人、生意人、農民懷著某種抱負和願望，橫跨大西洋也來到美洲，這些人多數都定居在中部和北部各殖民地；種植園主在南部建立了大型種植園，以發展商業性的農業，很快就形成了一種建立在人類奴隸制基礎上的勞動制度。後來，德國和蘇格蘭－愛爾蘭來的農民移向西部偏僻的農村地區，開始了西進運動，差不多從歐洲人在新大陸一開始定居就鼓勵獨立思想和個性發展。
美洲人從很早就試圖藐視權威，提倡個人獲得成就。因為他們對歐洲暴君統治記憶猶新，所以他們在創立新政府時，謹慎地限制政治權力的運用。殖民地人民相信，所有的人有自治的權利，任何政府都不能在未得到被統治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一直在殖民地的討論中佔了首要地位，也最終導致了革命，使殖民地徹底與英國決裂。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他把革命的思想原動力用文字表述出來，他的言論即使今天聽起來也頗為激進。在《獨立宣言》中，他主張人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政府只能從民眾中獲取其合法的權力；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確保每個人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些思想是英國數千年來傳統思想的延續，早已在英國理論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作品中得以充分體現。這些思想是經過幾十年在美洲創辦殖民地所產生的經驗中形成的，加上法國孟德斯鳩(Montesquieu)權力分立的理論補充，再由傑弗遜做系統闡述，成為美國政治思想的基石。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最主要的一條原則就是，政府只是人民的公僕，絕不是他們的主人。
林肯(Lincoln)在他的《葛底斯堡演講》中精闢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應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他進一步闡述道，美國革命中誕生的國家，應該致力於實現傑弗遜提出的這一理想：人人生來平等。那時，這一理想成為林肯進行內戰和贏得勝利的政治策略中明確的原則。
由傑弗遜和林肯表達的這些思想也僅僅只是理想而已。作為有關美國現實的論述，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確，美國政治的現實與美國制度中的這些原則之間的鮮明矛盾過去就存在，現在依然存在。其中最明顯的矛盾就是，強行剝奪了一些群體的權利，例如黑奴，土著美洲人或美洲印第安人(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傑弗遜雖然政治上反對奴隸制，可他自己就是一個奴隸主，去世之前只解放了極少數幾個奴隸)。即使是居支配地位的白人群體中，也有一半人無法參與政治；所有婦女都被剝奪了投票權和其他政治參與的權利。1776年，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鼓動未來的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支援一份旨在脫離英國的獨立宣言，但在她給丈夫的信中，她強烈地抗議，要求亞當斯和他的同僚們在建立新政府時，「不應該忘記女士們」。她主張新的法律體制中應該包括婦女的解放和公正的待遇。但亞當斯忽視了她的鞭僻入裏的分析，把她的要求當作兒戲。而且儘管美國的創始者們設計社會制度時，就限制政府行使權力，但他們卻不關心限制行使私有權力。這些始創者們幾乎不可能預料到，很快到來的公司化和工業國的建立，權力會如此高度地集中。自相矛盾的是，第14條憲法修正案常常抑制對商業公司的權力進行限制的努力，因為該條修正案在內戰後生效，旨在確保人人，無論膚色如何，都應得到法律平等的保護。法院擴大此項修正案的適用範圍，允許作為「法人」的商業公司為了自身利益，對規定公司活動的任何章程都可能提出複雜的、耗時的、正當的質疑。
進入20世紀，美國社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城市的出現，人們的社會和地理方面的流動以及工業企業的興起。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像美國人那樣紛紛爭先恐後地離開農村，湧入城市。儘管如此，人們仍保持著早已形成的許多基本價值觀念，仍舊認為美國是白人的、新教徒的、鄉村式、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國家。許多美國人仍用適合於更簡單純樸的方式去接觸政治。例如，仍有許多人傾向於同意傑弗遜的觀點，認為城市是個充滿罪惡和腐敗的地方，高尚美德是與鄉村和農耕生活相聯繫的。但與此同時，這些人享受著，也依賴著城市生活的許多便利。這種對城市生活方式的譴責說來也令人費解，鑒於大約有2/3以上的美國人都居住在中心城市中，或至少也是大城市周圍的郊區。美國的這些大都市就像一塊塊大磁鐵，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人們關於城市的這種矛盾心理對於當今城市中的社會問題多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然而，在考慮城市問題時，我們須理智地對待這些難題。儘管許多問題確是城市特有的，可有些問題在農村也出現。有些問題，例如失業和不健全的醫療保健等，在農村可能更為嚴重。美國的貧困問題和低水準住房都位於城市以外，那裏交通條件變得更差，更昂貴；而且鄉村學校的教育質量也遠比不上人口較稠密的地區。
鄉村生活方式的停滯，甚至可以說是衰落，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許多家庭農莊被農業聯合體收購，這使得更多的人遷移到本來已經十分擁擠的城市。另外，隨著鄉村電氣化、電話、公路、電臺、電視和其他設施的發展，城鄉差別逐漸消失，鄉村孤立現象也一去不復返，本來城市的許多優勢已不僅僅是城市特有的了。因此，認為美國城市問題與美國其他地方毫無聯繫是不明智的。
無論城市或是鄉村，美國的許多定居地大都是交通模式的結果。早期聚居在一起的人們傾向於定居在靠近自然港口或河畔，這樣，可以利用水道運送貨物和旅客。隨著鐵路的發展，遠距離交通成為可能，鐵路通向的地方往往就是城鎮和城市的定居地。交通的發展導致了現代城市的出現，並無計劃地擴展。有一段時期，城市是比較集中的。後來有了電車，城市便無拘無束地發展起來，商業地區也隨著電車線路遠離了市中心，向城外延伸。汽車的發明使城市無計劃地發展。有了汽車，城市便漫無目的地向外延伸，只要有公路，它就一個勁地向那裏擴展。這是技術發展如何帶來巨大且無法預料的變化的突出範例。
這並不是說城市發展的過程完全是偶然的。遭到破壞的公共運輸系統就很說明問題。多年來公共運輸系統，相對來說是有秩序、講效率的，在美國各地很普及。曾有一個時期，你不僅可以在幾乎所有大小城市裏乘火車旅行，而且還可以到國內其他不少地方去旅行，你只消從一個城市的公交系統換乘另一個城市的公交系統就可以了。這種狀況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生了急劇變化。當時美國一些最有實力的大公司為了給汽車的發展鋪平道路，有意地取消火車，鼓勵人們依靠汽車，鐵路成了汽車的犧牲品。
這些大公司為了不暴露他們的意圖，通常通過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司，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挨個收購公共運輸系統。經常是一夜之間，他們便接管供火車和電車通行的鐵路線，扯下供它們以及它們通常的夥伴──無軌電車行駛的空中電纜，無軌電車靠中央發電系統供電，但可以停靠路邊，也可以隨車流行駛。摧毀電氣系統之後，這些耍弄詭計的人們開始使用公共汽車，並將路權賣掉，這樣一來，電氣系統無法恢復。然後，他們再將公共汽車系統也出賣掉，做完這一切，再去下一個城市依樣行事。
這些做法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出售公共汽車、輪胎和汽油，而且也是鼓勵修建新的道路和公路，而這些道路和公路的建設必將刺激汽車和卡車的銷售量日益增長。乘客們自然還是喜歡老式交通方式，不喜歡取而代之的公共汽車，這樣一來，更多的市民開始把小汽車作為交通工具。使用汽車的巨大轉變還造成許多不良後果，例如空氣的嚴重污染，老式居民區和中心城市的解體，過分依賴外國石油，而石油又頗具外交意義。在當今的美國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複雜的。
目前，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急需公共運輸系統，但價格高得令人無法想像。價格之昂貴以致如果沒有聯邦政府的直接資助，開發它們通常是不可能的。當然，公共汽車系統能否完全代替鐵路運輸不得而知。現代美國人對汽車情有獨鍾，可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公共交通已更加糟糕，而這種變化完全是為了滿足私人贏利目的的。但明顯的是，假如老式交通體系能夠發展成為我們現在需要的公共運輸系統，我們也支付不起。
1949年，一些美國最知名的大公司，由於在毀壞公共運輸系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而被聯邦法院判決犯有違背反托拉斯法的罪狀(美國訴全國城市幹線一案；U.S.
vs. National City Lines)。這些公司中有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火石輪胎橡膠公司‧(Firestone Tire
and Rubber)，麥克卡車製造公司(Mack Manufacturing，即麥克卡車製造商)，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和菲利浦石油公司 (Phillips Petro1eum)。他們對此判決提出上訴，但被駁回。假如參與同謀都能獲利的話，所有那些公司就都會那樣做了。例如，根據審判時的證詞，合謀此事的各公司試圖爭取得到德克薩斯石油公司(Texaco)的合作，並許諾該公司享有向大多數剛剛興建的公共汽車系統銷售原油和汽油的專賣權。值得大加讚賞的是，該公司拒絕染指。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歷史鮮為人知。在美國歷史上，公司作為很少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然而今天卻沒有什麼人知道曾經發生過這麼一場陰謀。即使在審判期間，當全國幾家知名大公司被宣判有罪時，也幾乎沒有任何報導。有關判決結果的消息極不起眼地登在1949年3月13日《紐約時報》的第79頁。文章簡短，隻字不提大公司給公共運輸系統造成的巨大破壞。
在一定程度上，隨著公共運輸系統被毀壞和汽車發展帶來的影響，一些現代城市已意識到許多該做的事僅憑稅收財力已不足以做好了。除了典型的鄉村和城市利益的分裂以外，城市自身也包含著各種各樣的裂變：在種族、族裔和宗教團體之間；窮人和富人之間；市郊利益和市中心利益之間；以及許多其他的裂變。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全國城市委員會將住房匱乏列為國家一大醜聞；認為美國絕大多數城市的主要特點是：學校效率低下，時有暴力事件發生；存在失業、疾病、吸毒問題；福利開支數目龐大；員警和少數民族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進入80年代，隨著雷根政府扶植那些相信只能靠減少聯邦幹預，各城市無論財力大小應憑藉自身財力來改變現狀的人上臺掌權，以往認為應該增加聯邦補助來解決一些城市問題的關注態度消失貽盡。自布希上臺以來，政府仍致力於「不再徵收新的稅項」，但布希認識到有必要增加一些稅款，因為，聯邦財力和聯邦優先專案已受到如此的限制，以至於難以恢復對城市地區的資助。毋庸置疑，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的疏忽，造成了自1981年以來城市生活質量的下降。這種疏忽已使城市現狀再度升級，終於在1992年引發了洛杉磯暴亂。沒有幾個客觀的觀察者會懷疑這一事實：種族主義是這場極具煽動性的事件的主要原因。雖然幾名洛杉磯員警狠狠毆打了羅德尼‧金的情景被清楚地錄了像，但對他們的濫用職權卻宣告無罪。羅德尼‧金是一名黑人司機，因超速和違規駕駛被那幾位員警勒令停車。然而，即使種族問題尚不是爭論焦點，對員警的行為約法三章，尤其是在擁擠不堪的城市，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管情況有了多大好轉，員警暴行仍然存在。令人悲哀的是，20年前由城市委員會歸納的大多數城市問題，時至今日僅僅是變得更糟而已。所以，完全可以這麼說，在美國最難當的官不是美國總統，而是大城市的市長。
儘管如此，甚至在一些最大的，問題最棘手的城市，也還是有許多好的方面。雖然，人們總是抱怨大城市的生活缺乏人情味，互不關心，可這一點也不是一無是處，它至少可以給人們些許隱私權，否則生活在擁擠的人群中，根本不可能有個人隱私。城市仍然提供了很多發展的機會，這些機會往往來自於由很多較小規模的團體或社會群體組成的一種結構，這可以抵銷大城市帶給人們的那種龐大無邊的感覺。許多調查已表明美國人中還是有絕大多數更喜歡城市生活，而不是鄉村生活。他們的行為反映了他們的選擇，尤其是中上階層的人們。他們返回大城市居住，使老式的，但條件卻完好的居民區重新恢復了活力。社會學家有時稱這一過程為「市區居民區的紳士化」。事實上，今後10年的主要問題很可能是搖搖欲墜的市郊地區，那裏的住房和設施很難修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城市郊區已變得對居住極少具有誘惑力的時候，許多少數民族團體終於能夠搬了進去。
美國政府體制的三大基本原則是：平等，遵從公眾的意見治理國家，保護少數民族的權利。在美國歷史上找出與美國政治思想原則大相逕庭的實例來，並不是件難事。贊成奴隸制的存在，有計劃地迫害美洲土著居民，僅是眾多例子中的兩例。另外，種族隔離和二次大戰中拘留日裔美國人，都是公然侵犯人權和尊嚴的最好例證。
美國白人也曾受到過違背《人權法案》中的權利保障的侵害的經歷。從1798年客籍法和懲治煽動叛亂法(the A1ien and Sedition Acts
of 1798)開始，美國政府及各州總能輕而易舉地通過一些法令來極大地限制那些威脅現存社會秩序的持不同政見者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僅國會本身，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有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後被稱為眾議院國內安全事務委員會，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最終被取消)的許多行為以及已故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的行為多次侵犯公民權利，違背基本的行為規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例子中當然還有聯邦調查局及其它政府機構濫用職權的事實。這些事實說明政府無法無天就可能成為美國「法律和秩序」的主要問題。雖然目前情況有了較大好轉，但問題遠遠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只有公眾保持警惕，才能防止再次發生。
誠然，只考察缺點是無法公正地評價一種政治制度的。政治學的學生所面臨的任務是要確定美國政治目標的適宜性，以及美國政府總體上為實現這些目標努力的程度，並且在呈現出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建議。
儘管80年代後期，許多信仰共產主義的政體瓦解了，但今天世界上許多地方仍處在不同形式的專制制度的統治下，那裏的人民的生存權利是由政府賜予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在美國體制中，權力存在於人民身上，由人民賦權給自己的政府，再由政府在嚴格的界限內行使權力，這在理論上至少是這樣的。這種共和國政府的觀念－－即自由代議制的共和國政府是建立在兩個基本原則之上的：一是民主，一是立憲制。這兩條基本原則不時會發生衝突。民主意指要徵得被統治人民的同意，人民通過多數派原則來管理政府；立憲制則指對權力，甚至包括對民主權力的界定。換言之，多數派有決定權，但不到多數派可以壓迫少數派的程度。不受限制的民主可能是混亂無序的，損害少數人利益的；而沒有民主的憲法制國家也可能是專制跋扈的，或者是腐敗的。一部憲法包括將權力分給各個機構，並規定權力使用界限的原則。因此，在民主制的國家中，多數派原則是最基本的原則，但同時需要一部憲法來限制多數派潛在的對權力的濫用。一個法治之下的民眾政府一旦成立，我們就有了共和國形式的政治，或稱之為立憲制的民主國家。
近年來，政治學家們試圖建立一些評估公眾政策的效果和影響的方法，這是一項令人生畏的複雜的任務。在一個更為基本的水平上，的確有各種各樣的「模式」或框架供政治學家分析和解釋一個政府的體制，其中許多模式已經應用於美國的政治中了。最簡單不過的是建立在公眾參與或公眾裁定基礎上的民主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人民擁有權力，可以指導他們的政府。這種模式，往往就是在公共學校裏教授給學生們的那種模式，也很可能就是年輕人日後面臨錯綜複雜的現實而倍感理想破滅的原因所在。與此完全相反的是精英權貴的模式，它認為一群為數不多的精英權貴控制著工業、政府的軍事和民用部門、專業行業、貿易和勞工組織，是他們支配著美國的政治體制。這些精英權貴的成員可能會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外一個部門，但他們從整體上組成一個團體，置人民的利益於不顧，該團體做出決策，甚至決定美國生活中最細小的許多方面。
絕大多數政治學家傾向於接受「最能勾勒美國立憲制民主內部結構的模式是『多元化』模式」這一說法。在這裏，「多元化」並不意味著社會的多樣化，它歸諸於一個政治的集團理論。根據這種「集團理論」模式，美國社會是由勢力強大並組織起來的集團支配著的，而政府基本上成了他們當中的掮客，或是裁判，有時它自己還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每一個利益集團為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工作，政府則從中協調，促進各集團妥協，讓最有勢力的集團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最大利益，從而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指責。人民可以通過介入這些利益集團得到權力，這就使得觀察家們強調利益集團的公眾性，然而一些評論家視利益集團為精英壟斷政治的渠道。誠然，把美國政府看成為一個整體力量，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因為美國政府各機構是一些相互間缺乏協調，有時甚至工作目標截然不同的強大利益集團。比如說，公共衛生局(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提倡少抽煙，可是農業部(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卻要給煙草種植園主發放政府補貼，還花錢拓展海外的煙草銷路。
許多研究政治集團理論方面的作者都認為，政治上的集團理論不僅是準確的，而且是可取的。他們認為這種政體下的政治是「現實的」，因為它是基於各集團自身利益的，而不是出於「道德」或「理想化」的考慮。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試圖將政治建立在原則之上，只會導致各派別之間的鬥爭加劇，社會結構的分化瓦解。他們堅持認為，各集團自身利益的相互妥協為社會發展的最佳的指南，正如同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論述資本主義的理論時所指出的，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指導經濟的發展。「集團理論」反映了大多數人對現狀的滿意心態，這種現狀注重物質佔有，趨同性，對政治漠不關心。「集團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態度並不是件壞事，至少它可以維持目前的這種體制，因為，假如公眾充分利用他們的政治潛力參與政治，他們就會對社會的多樣化和公民自由懷有敵意(然而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結果尚不明確)。儘管批評家看不起作為集團理論政治實質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認為這種生活方式平庸無奇，有趨同性，物質利益至上，「集團理論」家們還是發現了該理論的優點，它至少可以使千百萬人民穩定、繁榮。實際上許多人認為，一種社會政治體制能提供的也就是千百萬人的穩定和繁榮。
與堅持美國政治應趨於按「集團理論」模式運行的人爭論不是件易事。但是，政治體制有時確實超越模式運轉。許多政府的決策不完全是為了滿足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正義，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這樣的實例包括：禁止核子試驗條約；20世紀60年代民權和投票權利法；還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達成的軍備控制協定。不過，總的來說，「集團理論」模式似乎較準確地描述了美國政府的日常運行情況。
那些不同意這種觀點的人一般也不否認這種模式相當精確地描述了政治現狀，但他們不認為這種模式是可取的。首先，他們指出，這一模式過分強調集團組織的作用。在多元化政治體制下，只有組織起來的集團才有足夠的實力參與多元政治，它不把沒有組織起來的集團考慮在內，除非他們與組織起來的集團擁有共同的利益。當然，人們可以說，沒有組織起來的集團也可以組織起來，不過，批評家堅持認為，通常，現實環境使得沒有組織起來的組織組織起來是困難的，假如這不是不可能的話。「集團理論」另一不足之處是，在考慮集團理論模式運作過程時，往往忽視公民個人。而從理論上說，民主社會中公民才是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公民個人的意見即使是正確的，也不大可能引起注意，除非他們能成功地組織起來。因此，政治的集團理論已經在民主體制中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而且從某些方面看，實質上是未經檢驗的變化。它把政治的焦點從個人轉向集團。公允地說，一個擁有2.5億人口的社會幾乎沒有機會把基本重點放在無組織的個人身上。不過，這一事實足以引起對整個人口規模的關注。另外，集團理論提供的只是公,眾利益的初級概念，它僅將公眾利益限定在各個競爭集團力量之間諒解和妥協所形成的利益上。這樣一來，與個人一樣，廣大公眾的利益也未被考慮在內。
批評家們進一步指責說，集團理論的價值觀公然宣揚少數派掌權，而且只注重權力，不考慮倫理道德。他們說，公眾太愚蠢，不懂得有效地管理國家，或者說，讓有實力的集團為各自利益相互競爭才是最「現實」的道德倫理觀，未免太憤世嫉俗了。其實，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這樣做等於是公開否定《獨立宣言》中的許多原則。政府不再是保護人民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變成維護某些強大集團與其他強大利益集團競爭或合作的權利。拋棄了政治平等，而公然接受政治不平等。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基礎上的政府變成了統治者憑藉權力統治的政府。反對派由此將這種模式看作是對美國革命戰爭的體面顛覆。
爭論主要限於學術界，但是意義卻很廣泛，涉及美國民主的真諦。這個題目應該成為更多人參與公開辨論的題目。
| 焦點透視：人民的憤怒 |
1969年，當公眾開始轉向反對越南戰爭，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宣佈退出總統選舉之時，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當選為美國總統。在尼克森執政期間，戰爭仍繼續了幾年，直到疲憊不堪為止，再無耐心的美國終於決定撤軍了。尼克森任職期間還發生了水門事件醜聞，總統辦公室竟然參與了偷竊和其他幾種犯罪行為，其中有的目的在於顛覆民主選舉。總統辦公室還採取了大量企圖掩蓋罪行的辦法。
水門事件內幕揭秘後，尼克森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辭職的總統。在此之前，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被指控犯有與水門事件無關的貪汙罪，極不光彩地辭了職。按照新頒佈的第25條憲法修正案的規定，尼克森任命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拉德‧福特為副總統，代替已辭職的阿格紐。因此，尼克森辭職以後，傑拉德‧福特成為總統，後來在他想連任下屆總統的1976年競選中，敗給佐治亞州前州長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卡特是作為來自華府圈外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的。
1978年6月6日，加利福尼亞選民投票通過《第十三條議案》，將財產稅削減一半，在全國掀起了減稅運動。整個80年代中，其他州，比如密蘇裏州，效仿加州的作法，限制稅收。俄勒岡州遲至1991年通過了一項大減稅政策。實施這些政策的結果，使公共服務水平大為降低，隨著學費的?額增長，高等教育開支急劇萎縮，公共基礎設施的日益衰退，如：橋樑、公路、排水管道等，給大眾生活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危害。
1980年，卡特在競選連任中輸給了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雷根是加利福尼亞州前任州長，他上任後，將減稅納入國家政策。1984年，雷根作為反對政府的局外人進行競選，雖然他在政府執政已達4年之久。這次選舉，他大獲全勝。當喬治‧布希(George
Bush)於1988年和1992年競選總統時，反政府成了為公眾接受的政治語言，稅收被譴責為罪惡的，沒有必要的。多年來，公眾有這麼一種看法，認為這個國家苛稅過重，即使「不增加新的稅種」，也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事實上，減稅是有益的。這一類政治論點，以及公眾輿論均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在雷根減稅舉措之前，按世界標準，美國的稅收也是很低的。雷根大舉減稅之後，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現下降，而那些稅收更重，經濟上超過美國的工業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則上升了。解除對儲蓄和貸款業的控制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以至於不得不實行對「儲蓄和貸款進行緊急援助」，以防止經濟混亂。代價將是無以計數的上億美元，到那時，雷根--布希執政時期的預算赤字已經是前輩總統們200年內積累的國債的3倍還多。減稅風波引出的政策產生更大的需求，可同時，政府政策讓人們感到已經愈來愈缺乏實施這些政策的資金了。
公眾憤怒了，開始從總體上抨擊執政者。「向所有在位者投反對票」已成為呼聲。強勁的「限制任期」的呼聲在某些司法領域獲得了成功。限制任期運動在國家一級進展緩慢，僅僅因為許多國會議員在1992年宣佈他們不再謀求重新當選。不過該限制任期提案在14個州的投票中，都得以通過。這充分表明選民對他們所瞭解的政治制度不滿，並轉而採取「快速修整」的解決方法，以謀求改進現狀。
這些懸而未決的政治狀況在1992年給女性候選人提供了特別的時機。在某種程度上，即使是已在位任職的婦女也被看作是政府圈外的人，似乎與已經產生的麻煩無關。在伊利諾斯州，卡羅‧摩思利‧布朗思(Carol
Moseley Braun)戰勝了參議員阿蘭‧迪克森(Alan Dixon)，成為民主黨提名候選人，她指責說，迪尼森在投票贊成克萊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被提名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上，有不可原諒的責任。儘管，財力不足，但她技巧嫺熟地進行競選，成為美國參議院主要政黨的第一個黑人女性，最終成為第一名黑人女性參議員。在加利福尼亞，不尋常的局面出現了，有2個參議員的席位供同時競選。2名經驗豐富、幹練、受尊敬的婦女脫穎而出，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共和黨參議員彼特‧威爾遜就任加利福尼亞州長後，空出了還剩2年任期的參議員席位，舊金山市前市長黛安尼‧費恩斯坦競選這個席位。美國眾議院資深議員巴巴拉‧伯克斯則競選民主黨參議員阿蘭‧克蘭斯頓退休後將空出的職位。她們的成功當選極有歷史意義：一個州的2名參議員同時是女性，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新當選的參議員布朗恩，伯克斯和費思斯坦，加上另外一名新當選的華盛頓州女參議員帕蒂‧默雷，這4位參議員全都是民主黨人士。她們4人連同馬裏蘭州民主黨人巴巴拉‧米卡爾斯基和堪薩斯的共和黨人南茜‧卡斯伯恩使參議院史無前例地總共擁有了6名女參議員。
公眾對眾議院議員由「銀行支票使用」引起的爭議更加憤怒。1992年年初，各大報刊不斷出現眾議院議員在眾議院「銀行」開「空頭支票」的醒目標題。考慮到公眾的情緒，即使公眾能理解當時的情況，他們也很有可能會憤怒不已。報導中提及「透支」和眾議院「銀行」的事，可現實中，根本就沒有銀行，也沒有透支。議員們把他們的資金放在一起，按資金總累積開出支票。如果議員的帳戶上沒有足夠的資金(這種情況的確時有發生)，但資金總積累足夠支付他們開出的支票。他們這樣做等於是在借用自己日後的薪金，或是借用其他議員的錢，這不牽涉政府資金，沒有損失什麼錢，也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當然，這樣做會在政治上受到損傷。然而，公眾大多對此誤解。在一封寫給編輯的信中指出，政府一定損失了相當數量的金錢，因為支付每張已兌現的支票要花費15美元，
因此，所有這些透支支票都須由政府來支付。
因為共和黨控制了總統職位，民主黨控制國會，共和黨傾向於挑起民眾對作為一個機構的國會的憤怒，希望比共和黨人數多的民主黨人受到傷害。基於同樣原因， 共和黨人還傾向於支援反在職官員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得逞了。1992年5月，對國會的不滿情緒顯然對憲法第27條修正案的通過起到了推動作用。這條兩個世紀以前就已提出的修正案，禁止現任國會議員在新的議員選舉產生之前，增加他們自己的薪水。共和黨在其他方面卻沒能把許多政策失誤的責任轉嫁到他人身上。布希總統的正式發言人說，1992年洛杉磯暴亂應歸咎於60年代林登‧約翰遜向貧困開戰的方案，或者像副總統丹‧奎爾暗示的那樣，有些責任應該歸咎於虛構的電視人物──一位元未婚母親，摩菲‧布朗。這兩種嘗試性的解釋都引得公眾噴飯。
卡特，雷根，在某種意義上也包括布希(儘管布希一生都在華盛頓任職)都聲稱自己是華府圈外人士，借助這一點，他們贏得了公眾的擁戴。公眾對政治，對他們一次又一次選舉出來的人已經表現出厭惡，最明顯不過的例子是獨立總統候選人羅斯．佩羅在1992年受到選民的青睞。億萬富翁佩羅稱自己是「小人物」。儘管他沒有什麼確的觀點，可很快擁有了一大批追隨者，有些民意測驗甚至表明，公眾對他的支援已超過了對布希總統和民主黨候選人克林頓州長的支援。佩羅的支持者們認為，看來政治上的解決措施已宣告失敗，這個國家最終應該轉向由完完全全的政府以外的人來領導。
然而，其結果是佩羅就像當初突然宣佈加入競選一樣，突然宣佈退出1992年競選。那種「什麼都勝過政黨所作的許諾」的論點似乎被放棄了。這倒是一種良性發展。縱觀歷史，這種情緒在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常常成為災難的直接基礎。因此，佩羅重新加入競選震驚了整個競選運動。儘管遇到了一些小挫折，他的競選還是相當有成效的──當然，他身後有無法計數的金錢作後盾。他最終得到了19％的選民選票，超過了本世紀所有非主要政黨候選人的得票數，除了1912年西奧多‧羅斯福作為進步黨候選人所得的選票。無疑，佩羅不會就此作罷，我們還將聽到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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