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資本和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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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洛恩·格林(Lorne Greene)在電視連續劇《大淘金》中扮演本·卡特賴特。(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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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蒂·什萊斯(Amity Shlaes)擔任美國對外關係理事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經濟史高級研究員，著有《被遺忘的人：大蕭條歷史新編》 (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出版商：Harper Perennial)。戈拉弗?蒂瓦裏(Gaurav Tiwari)和楊梅(May Yang)為本文提供了研究資料。
1959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播放了一出連續劇《大淘金》(Bonanza)。這個每集一小時長的西部電視劇採用了新技術──它是第一部彩色連續劇。電視劇描述卡特賴特一家(the Cartwrights)──父親及三個兒子──在內華達州太浩湖(Lake Tahoe)畔的龐德羅薩(Ponderosa)經營牧場、建立新生活的故事。卡特賴特一家與工薪階層不同，他們是開拓者──其中一個兒子創建了家庭牧場。他們生活在一個因銀礦而繁榮的城鎮，在那裏，辛勤勞動和突如其來的好運偶爾會使一個貧困潦倒的人成為富翁。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大淘金》象徵著依照自己的選擇生活和賺錢的自由。這部電視劇不僅在美國非常受歡迎，而且風靡世界。到1969年，《大淘金》已經在80個國外市場播放。理查?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 )曾經因為他的一次重要政策講話被安排在播放這部電視劇的時間而感到關切。其他如《篷車英雄傳》(Wagon Train)、《槍煙》(Gunsmoke)和《皮鞭》(Rawhide)等西部片也有眾多的觀眾。
自力更生的卡特賴特一家和其他西部電視片裏的類似人物使我們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文化產生深刻認識。雖然1945年以來的歷史教科書理所當然地側重於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提出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和民權運動的勝利等，但它們往往忽略了另一項重要的發展：金融創新調動和發揮了美國人固有的強大創造力和創業精神。甚至在被視為社會變革的1960年代，就已經湧動著一種我們可以稱為美國大淘金的潮流。當時的美國處在新創企業和我們現在所稱的風險資本興起的時期。
在美國於二次大戰後解除戰爭狀態時，大多數美國人想的並不是創建新企業。其原因之一是，由於缺乏資本，這種想法似乎不切實際。當時只有三個渠道提供建立新企業所需的資金：政府、大公司──如果你幸運的話──還有銀行。1950年代初期，最大的金庫就是政府。防衛開支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約為今天比例的三倍。無論如何，資本的象徵是身著細條紋制服的權勢集團，而不是牛仔。對1929年股市崩盤和隨之而至的大蕭條仍然記憶猶新的美國人擔心重蹈覆轍。想在電腦這一新領域成就事業的年輕技術人員不是去父母的車庫裏創建新企業，而是爭取到設在紐約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的IBM工程實驗室工作，或許去研製650型磁鼓電腦(650 Magnetic Drum Calculator)。
但是，就連那些在華爾街或大公司工作的人都在問，美國的金融體制是否太保守？他們知道，傳統的三個資本來源無法使美國以足夠快的速度增長，特別是在和平時期。另外，他們也知道，華爾街金融家或國防部的技術官員在各種相互競爭的應用研究專案中進行選擇時，他們往往支援那些不合適的項目。
最後，他們認識到，最重要的是他們太缺乏去開創新企業的動力。如果在IBM做一名"本份的"職工可能賺更多錢，為什麼要花費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經營一個未具雛形的企業呢？人們認識到，那些有才華的人如果能獲得相稱的回報，必定會以更大的熱忱去工作和創立企業──掀起一場大淘金。
喬吉斯?多裏奧的理想工廠
這一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是喬吉斯?多裏奧(Georges Doriot)。這位法國裔美國公民在傳統體制下飛黃騰達：他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戰時加入美國陸軍，由於領導了出色的軍事研究項目被任命為軍需兵部隊(Quartermaster Corps)軍事計畫部(Military Planning Division)部長，並被擢升為準將。後來，麻塞諸塞投資信託基金(Massachusetts Investor Trust)董事長梅裏爾?格裏斯沃爾德(Merrill Griswold)、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卡爾?康普頓(Karl Compton)和一些政界人士推薦多裏奧主管新成立的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RD)，該公司專門為被傳統資本市場忽略的小型創新公司提供資金。
多裏奧向他的學生以及所有的人解釋說，需要用更有效的手段來為新創企業融資，將風險資本與有希望成功的新概念掛鉤。在這個制度下，投資商不是把錢借給新企業，而是購買這個新公司的股份，然後──至少在有些時候──幫助管理公司。失敗的幾率會很高，但一旦企業成功，投資商就能得到巨額回報。
如多裏奧的傳記作者斯潘塞?安特(Spencer E. Ante)所記述，多裏奧最初依靠傳統的資本來源。後來，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成為上市公司。但是，多裏奧也持有很多非傳統的觀點。他懂得，吸引力對於創新者和投資者同樣重要；傳統企業內的等級制可能會降低這些吸引力，最好是制定出讓更多人的利益與新創公司的成功掛鉤的辦法。他贊同讓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的人員在該公司投資的企業裏擁有個人股份的想法，他也贊同如果認為新創公司有前途就應當注入更多資本的想法。他的西裝與牛仔褲可以說相去甚遠，然而像西部牛仔一樣，多裏奧不喜歡受約束。
當時有一個名叫肯?奧爾森(Ken Olsen)的海軍退伍軍人認為比IBM主機更小、更廉價的電腦可能代表未來發展的趨勢，但傳統的借貸機構拒絕了他提出的貸款申請。多裏奧和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為奧爾森提供了資金，數碼設備公司(DEC)就此誕生。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成了著名的多裏奧夢想工廠(Dream Factory)。他的靈感和熱忱造就了波士頓郊區128號公路沿線的一批科技園和公司，現在這個科技城已經名聞遐邇。
喬吉斯·弗雷德里克·多裏奧(Georges Frederic
Doriot，1899?1907)推動了現代風險投資的發展(Bethmann/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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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投資獲得了巨大的回報。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持有的數碼設備公司的股權從最初的70,000美元增至數億美元。但是，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的成功未能超越公有和私營模式之間的樊籬。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受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這使多裏奧很難對他所投資的企業追加投資。證券交易委員會一再反對該公司讓雇員擁有所投資企業的股票期權。監管機構和多裏奧的視角不同，看不到這些期權是至關重要的激勵機制。忿忿不平的多裏奧得到了很多風險資本家已經深有體會的教訓──公司上市要付出代價。有時還是不上市為好──可以自由自在。多裏奧氣憤地說："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為這是在保護我們的股東，但其實是讓他們遭受損失。"
創新：進展和挫折
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這才打破了政策僵局。由於擔心“斯普特尼克”1號顯示美國沒有能力與蘇聯在技術革新方面競爭，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因此提出並簽署了《小企業投資法》(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Act)。該法律允許小企業向政府申請優惠貸款，但它們必須接受苛刻的條件。該法律並沒有導致很多發明，但它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即政府將採取對私營新建企業有利的政策。
與此同時，一批像多裏奧那樣的創新者和年輕的風險資本家對傳統的管理模式日益不滿，因此採取行動來實現自己的設想。當時有一家公司叫做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老闆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是位典型的公司主管，強調服從和等級觀念。在籌集到民間風險資本後，八名極有才華的工程師從該實驗室辭職，成立了飛兆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這就是加利福尼亞矽谷的起源。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戈登?莫爾(Gordon Moore)等人發明瞭今天所有電腦的基本要素──"積體電路"。
後來，飛兆公司的一些雇員也獲得了民間風險資本，於是他們又另行創建了自己的高科技企業。其生產的處理器驅動今天億萬台個人電腦的英代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只不過是"飛兆子孫"(亦稱"仙童公司")之一。當我們今天聽到西海岸某一家公司沒有老闆而且很多雇員擁有股票期權時，我們就會想到微軟公司。其實，開此先河的是"飛兆子孫"，它們還創建了矽穀。
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有時繼續阻礙風險資本模式取得進展。例如，聯邦政府對大學的研究項目投入?資，但研究結果往往得不到利用，原因之一是這類研究所產生的知識財產的所有權不明確──在法律上它們可能仍然歸政府所有。因此，沒有人能夠放心地利用這些知識創建企業。
國會在1969年把資本利得稅從25%增至50%，給投資人設置了又一個障礙。投資人由於只能從其創新中獲得一半利潤而感到氣餒。從1971年起，新專利逐年減少。1970年代某個時候，來自印第安那州的民主黨參議員伯奇?貝赫(Birch Bayh)的助手發現，有大約28000項獲得美國專利商標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批准的專利沒有進行開發，只有4%在商業得到應用。人們在想，美國企業創新的時代是否已經一去不復返。就連電視節目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大淘金》因失去觀眾而停播。
二次淘金
1978年，對此深感關切的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維廉?斯泰格爾(William Steiger)提出一項計畫，把資本利得稅實際上降低至28%，專利商業化因此變得較有利可圖。另一項較大的政策變化發生在1979年，當時美國勞工部更改了有關規定，允許退休基金從事風險投資。
1980年，貝赫參議員和來自堪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多爾(Robert Dole)發揮主導作用，促使國會通過了《貝赫-多爾法案》，允許高等院校和小公司在一定限度內將政府資助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知識產權。在確保利潤分成的情況下，各研究機構獲得了為自己的創新尋找開發商的動力。
此後，風險投資活動急劇增加。在1970年代上半期，全國只有847家公司從事風險投資，而在1975年至1979年間，此類公司增加至1253家，到1984年進一步增加至5365家。現金投資增加了七倍。蘋果電腦公司便是及時得到風險資本的新創公司之一。
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變化聽起來可能枯燥乏味──英代爾公司的安德魯?格羅夫(Andrew Grove)或星巴克的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的那些崇拜者，有多少人聽說過《貝赫-多爾法案》或多裏奧？但是，新法律不僅催生了矽穀和128號公路科技園區，還推動了創新文化的蓬勃發展。如今，作為《大淘金》背景的太浩湖已經成了風險資本公司開會的固定地點。如果健在，那些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為美國的前途擔憂的人一定會感到驚喜──牛仔精神依然如故。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完)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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