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根基
創新的世界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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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的晶片製造商英代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是矽谷重鎮的主要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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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和其他地區創新中心的出現有其實際原因。G·帕斯卡·聖紮迦利（G. Pascal Zachary）是一位新聞記者、作家兼教師， 曾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過多篇文章。本文刊載於《美國電子期刊》（eJournal USA）2009年11月號:《創新的根基》（Roots of Innovation）。
作者：G·帕斯卡·聖紮迦利
2009年夏，北加州矽谷的一位知名金融家募集到令人難以置信的10億美元，投資于高風險的“綠色技術”，這一點提醒世人，至少在創新領域，地理位置決定命運。
募集到這筆資金的風險資本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經歷，體現了地理位置對發明創造和技術變革的極度重要性。30年前，科斯拉離開他的祖國印度，到加州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攻讀商學。1981年畢業時，他幫助創辦了頗有影響的電腦製造商太陽微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近來，科斯拉積極從事替代能源研究，運用他的技能和在第二祖國建立的關係解決一組新的問題。
當然，世界其他地區也在進行替代能源領域的創新，從而不會使這些新興技術為一地方獨佔。然而，矽谷能夠擴展開發前瞻性的能源技術，向人們顯示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創新不是任意出現在任何地方，而是最常源于集中了這些因素的地區：投資者、主要的研究型高校、已有的科技公司以及眾多願意嘗試新事物的工程人員和科學家。
科斯拉在談及他的新基金時說：“其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去冒其他人不會冒的風險。”
承擔風險和再創造是矽谷的核心所在。近半個世紀以來，該地區一直位於創新的前沿，先是在計算和電子領域，後來是在軟體、互聯網、媒體和通信產業。每當矽谷的名聲似乎快要逝去，即將被世界其他創新中心超越時，新一輪的突破又讓它重新居於全球至高點。
1990年代，生物技術在北加州迅猛發展，部分原因是電腦在分子工程和制藥研究領域所起的作用。在近10年前，穀歌（Google）的興起使該地區成為搜索引擎的領導力量。更近些時候以來，矽谷催生了Twitter（推特）和Facebook（臉譜）這類大規模社交媒體公司以及Wikipedia（維琪百科）之類的內容開源運動。蘋果公司在其矽谷實驗室設計製造出的iPod和iPhone，掀起了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消費電子革命。
創新者在北加州取得的各種突破是對該地區為什麼能夠吸引多達全美40%的風險資本投資的最好說明。若將洛杉磯和聖達戈地區包括在內，加利福尼亞州在某些年得到的風險資本幾乎占全部風險資本的二分之一。這些資金鞏固了這個地區的優勢，因為在一定程度上財力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
集群效應
即使技術人才返回本國，地區引力也在發揮有力的影響。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區域創新領域專家安娜·薩克森尼亞（Anna Lee Saxenian）指出，創新者可以有效穿梭於加州和其他的創新集群之間，有的遠至印度和臺灣。薩克森尼亞所稱的“新冒險家”基本上是利用地區差，把亞洲的較低成本生產與美國和歐洲的較高價值活動銜接在一起。
集群有一個自我強化效應；一旦佔據優勢，不會輕易消失。英國歷史學家彼德·霍爾（Peter Hall）列舉了世界歷史上大城市的興起過程，把它們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因部分歸結于最先建立主導地位和人才的流入。正如曼聯（Manchester United）和皇家馬德里（Real Madrid）能夠年復一年組建頂級球隊一樣，城市或區域中心也會保持優勢。畢竟，頂級人才希望加入領先勢力，而領先的城市或組織因此而得以維持強勢。
這裏的寓意很清楚：投資者把創新者的地址看得與他們的技術和履歷同等重要。對電動車電池有更好創意的巴西人最好將在日本和德國設立辦事處納入商業計畫中；印度的火車設計師應當把經常去歐洲出差的費用納入預算。一位元高超的新型微處理器設計師，如果堅持住在俄國，很可能籌措不到資金，但如果遷到矽谷，他的收銀機很快就會作響。
李明博總統在韓國大田觀看由路面電源驅動的模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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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業績有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一地區在特定領域占決定性優勢。在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近20年後，俄國的太空發射技術仍居世界領先地位，並且是“太空旅遊”業的中心。甚至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有時也依靠俄國火箭把美國人送入太空。
政府也在創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國政府對火車和核能技術投入鉅資，並通過集中決策為創新者降低風險和消除不確定性，提高他們的全球競爭力。美國為經常屬於軍用的先進電子技術作出的開支，推動了民間創新，這也是英代爾（Intel）公司幾十年來佔據微處理器製造頭把交椅的部分原因。印度和巴西實行的對本國生產商有利的政府政策，分別為印度的工業創新和巴西的航空創新創造了良好環境。
並非一成不變
儘管地理位置是重要的創新優勢，但有利的地理條件並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絕對保證。歷史學家霍爾在他開創性的研究著作《文明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問道：“為什麼某一城市在某一時期突然變得極富創造力，格外具有革新精神？為什麼這種精神在興盛數年以後，通常最多10年或20年就像當初興起那樣迅速消失？”
一個城市或地區喪失技術優勢的原因，或許只有在回顧歷史時才能看清。底特律汽車業主宰地位的衰退，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的技術、經濟和商業決策，甚至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理解。重拾失去的主導地位可能很困難，部分原因在於新的優秀技術中心似乎能夠、而且也的確會突如其來地登上世界舞臺。
芬蘭的赫爾辛基崛起為世界移動電話技術中心，可能是近年來最戲劇性的例子。諾基亞（Nokia）一家公司的成功便把芬蘭推到這一領域的前沿，讓北歐，特別是附近的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變成了重要的移動技術集群。1990年代，幾乎全世界每個移動通信創新者都在那一地區設立辦事處，吸引當地的人才。這種集聚也催生了Skype這類重要的新電信公司。
諾基亞是一個小國的龐大的創新公司，它的成功激發了其他眾多小國和邊緣化城市希望找到自己的諾基亞的夢想。然而，政府從零開始打造中心是困難的。取代另一地區的代價可能很高，因為發展起所需要的大學要有巨額資金，而不可或缺的風險資本也許並不現成。
1970和1980年代，全世界有數十個城市嘗試打造自己的矽谷。其結果大多變成了工業招攬，即吸引技術公司將工廠或研發機構建在某一地區。
有時候，這種努力能夠逐漸形成創新集群。例如，島國新加坡起初是小型電腦存儲裝置的低成本製造地，現已在這一領域領先全球。然而，另一個島國愛爾蘭，在一定程度上基於它相對於歐洲其他地區較低的人工成本，雖然吸引到大批電子產品製造商，卻仍未能帶來創新。
技能再利用
政府或民間社團的另一個角色是，將往往帶有地區局限性的專有知識和技能應用于新的商機，為一個地區的技術再造鋪平道路。例如，矽谷的優勢之一是能夠找到途徑，對老一套技能或文化模式給與重新利用：電動汽車和可持續能源產業之所以出現在矽谷，是因為那裏的人們在電池設計（由於電腦需要電池）和電網電腦管理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
即便在一些沒有很大潛力取得創新主導地位的地區，私營行業仍然至關重要。以肯雅為例。世界上被稱作M-PESA的最具革新意義的資金移動技術誕生在肯雅。這項技術由該國最大的移動電話運營商Safaricom發明，它將手機短信技術與該公司向隨用隨買客戶銷售“儲值”的龐大經銷商網路結合在一起。通過M-PESA，人們使用手機發送電子貨幣；收款人從零售商那裏得到現鈔，而零售商則從收款人的手機中扣除“儲值”。
M-PESA的成功在部分程度上促使內羅畢現在成為一批移動電信創新者的聚集地。穀歌、微軟（Microsoft）和諾基亞都在這個城市雇有研究人員，附近也在出現一批手機和互聯網的應用編程公司。
內羅畢尚不能與班加羅爾或上海並駕齊驅，無法像它們那樣在發展中國家為蓬勃發展的創新群體提供支援。但是，即使非洲也能出現創新的事實突顯一個重大轉折，即商業顧問亨利·切斯布羅（Henry Chesbrough）所稱的“創新開放”。知識的傳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迅速，落後地區追上甚至躍過傳統領先地區的能力無疑在增強。地理位置仍有重要意義，但重要性顯然已經不及以往。
本文所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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