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民主
民主與發展：拒絕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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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權、問責和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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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爾?考夫曼(Daniel Kaufmann)
世界銀行研究所(World Bank Institute)全球治理專案主任考夫曼指出，就長期而言，言論和新聞自由加上民主問責制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沒有民主是否可能實現經濟發展？
有人斷言：民主是發展高效市場經濟和經濟增長的根本條件，或者說某種民主體制(如我們熟知的存在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民主制)是促進世界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唯一途徑。
模棱兩可的事實依據
有關民主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並無明確的證據。
有十多份嚴肅的研究報告探討民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見本期刊《參考文獻》)，其結論並不一致。一部分研究採用了大型的跨國樣本並發現，一般來說，民主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大(Baum and Lake; Przeworski)。但是，另一項同樣認為民主化對增長率的直接作用不明顯的研究卻揭示了一些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的間接影響：民主可能與人力資本發展水平、宏觀經濟和政治的穩定以及市場的自由化相關。而這些條件對提高增長率有利。
其他研究人員發現，有事實表明，在採用高壓手段的政治體制中，向民主化過渡的確與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關(Barro等)。但他們指出，在政治自由化達到一定程度後，進一步的民主改革並不一定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相反，此類研究結果表明，在政治自由化的中間階段可能會出現增長速度減緩的狀況。但是，最近又有一項研究顯示，向民主過渡與經濟增長減速沒有聯繫(Persson and Tabellini)。
總之，根據這些研究，民主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線性和因果關係。但是，也沒有足夠證據可以得出結論說，政治自由化導致增長減速。
短期與長期
這些研究一般根據的是短期到中期的發展。另外，我們需要牢記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政權形式如何，一般而言收入較低的國家經濟增長比工業化國家更快。這是因為較貧困的國家有可能通過應用較發達國家的現有技術提高生產力，從而縮小差距。發展中國家一般比較富有的國家增長速度更快。對中國(或印度)與美國(或德國)加以比較即可印證這一點。
事實上，在政治自由化過程中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本國的工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發展中國家利用技術趕超先進國家的機會逐漸減少，這與國家政治體制的變化沒有關聯。無論如何，從短期看來民主與增長之間並無令人信服的正比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從更長期和更廣泛的角度來考察民主的作用。
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對民主的定義過於狹窄，即僅僅把它視作舉行選舉和允許多黨制的一種制度。很多在20年前不實行選舉的國家現在已經在這麼做，它們一般允許多黨制，即使有時不是那麼情願。
當然，這些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舉行"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又是一回事。另外，鑒於肯雅和辛巴威最近選舉中出現的問題，因此應當將"自由和公正"的概念擴展到包括"廉潔"，以便正視腐敗、收買選票、公然的投票做弊和以其他形式破壞廉正選舉的行為。這種廉正選舉的概念只有一部分包含在"公正"一詞中。再者，鑒於政府的政治和籌款機器在一些國家佔據壟斷地位，因此多黨制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實質性的政治競爭。
發言權、問責和控制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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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也不一定意味著言論自由。確實，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統計，被認為實行民主的國家從1990年的75個(占全球總樣本的46%)增至2006年的123個(64%)。然而自由之家也指出，從1995年至今，世界各地在新聞自由方面一般未取得顯著進步。2007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的國家實行全面的新聞自由(發展中國家的比例為27%)。另外，同樣根據自由之家的報告，世界上超過40%的民主國家(幾乎占發展中民主國家的一半)沒有新聞自由。
擴大發言權的作用
結果，對民主的狹窄定義忽略了"發言權"這一涉及面更廣的概念──即言論自由和參政議政，同時也忽略了民主問責制。在我們為衡量治理而進行的研究中，六項全球治理指標(WGI)中有一項──發言權和民主問責制──就是基於上述範圍更廣的定義。我們以及其他學術界人士的研究表明，在改進治理與提高收入水平這兩者之間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
圖1顯示了發言權和民主問責與全球各地人均收入之間的關係。與前面提到的有關短期效果的研究相比，這種關係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長期趨勢。這一事實表明，雖然民主體制與經濟增長之間在短期內的聯繫可能不甚明確，但是，從較長時期看來，在寬泛定義的發言權和民主問責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
由此可進一步推測，參與和發表意見的作用之一是遏制腐敗，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更廣泛的言論自由、更高的透明度和更開放的政治競爭會構成防止制度性腐敗的重要機制。為經濟發展而控制腐敗的重要性已經為過去的研究所證明。擴大發言權和制止腐敗之間的具體聯繫可參見圖2。
但是，從圖1和圖2中也可以看出，這些聯繫不是絕對的，如圖2中的新加坡即屬於例外情況(離群係數)。當然，新加坡是一個特例，除言論自由外，這個單一城市國家在政府治理的各關鍵領域得分很高，因此這種情況在較大的國家難以複製。
海盜船的啟示
社會科學在對這些類型的聯繫進行分析時，需要進一步研究大量跨國綜合資料。同時，深入的國家個案分析和微觀資料考查也必不可少。
十多年前，我們對由世界銀行資助的發展中國家投資項目的成功之決定性因素進行了研究。毫不奇怪，我們發現經濟政策的質量能夠導致差異。對經濟學家而言較令人驚訝的是，公民自由也發揮了顯著作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公民自由度越高，其投資項目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微觀"歷史案例分析可以提供其他洞見。經濟歷史學家利森(Peter Leeson)在他剛發表的一篇精華文章中比較了十八世紀的商船、軍艦和海盜船的內部組織結構，發現商船和軍艦實行的是絕對獨裁，船長擁有絕對的和不可挑戰的權威。與此成鮮明對比的是，海盜船有著正式(常常是書面形式)的民主結構和規章(即內部的法治)，船長和船員分享權威，制衡船長。海盜定有分贓的規矩。最根本的是，海盜規則在促成一幫手持刀劍、嗜血成性的匪徒的內部合作方面超常地成功。他們的事業非常成功，而當時採用專制式管理的商船和軍艦上卻充滿爭鬥、經常發生反叛，二者形成了鮮明對比。
民主是經濟迅速增長的一個關鍵性先決條件嗎？反言之，民主問責對於長期經濟發展是否並不重要？對這兩個問題我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不僅僅是選舉
總的來說，增進政治競爭、問責制和制衡機制的政治和治理體制能夠在長期內推動經濟發展。短期而言，雖然這一聯繫往往存在，但不那麼明顯，也不那麼緊密。
有一個包含言論自由、發言權和民主問責制的更廣的視角也具有重要意義。對民主的狹窄定義──即只根據是否實行選舉(或者是否名義上實行多黨制)──往往忽視了更廣泛的參政議政特徵。
由於事實表明民主轉型並非易事，因此採取更長期和更寬廣的視角也很重要。在民主轉型後，經濟效果在短期內會各有不同，甚至可能出現逆轉。發展是一個複雜、困難並且容易中斷的過程。宏觀經濟穩定和遏制腐敗等發展經驗適用於一般情況，但沒有獨一無二的成功發展模式。
然而事實表明，公民自由和言論自由能夠導致更高的透明度、更好的治理體制和更有活力的參與式經濟發展。除了廉正、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以及效率更高的多黨制以外，一個富有生命力的自由媒體和其他傳播媒體也非常重要。在今天的世界上，博客和電子短信等社會媒體創新與貧困農村地區的社區無線電廣播相配合，正在改變發言權和民主問責的意義，它們帶來了改善治理和促進發展的巨大潛力。
(完)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世界銀行或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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