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民主
中國：沒有民主化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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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企業家得以在共產黨統治下發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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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欣怡(Kellee S. Tsai)
位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蔡欣怡認為，民主在中國的興起並非指日可待，經濟的繁榮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只會加強善於應變的共產黨政府。
1978年，中國甚至沒有有關民營企業的官方統計數字，因為民營企業在那時屬非法經營，而且屈指可數。但短短30年後，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2008年，民營企業超過了3400萬家，雇員總數超過2億人，產值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0%。
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促使很多觀察人士預言中國的資本所有者階層正在形成，而這個階層將會提出民主訴求。這一預言的邏輯前提是，一個日益壯大的商賈階層將本著"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的原則推翻專制政府，重複英國和美國的民主發展模式。
然而，這種關於自由市場與政治自由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傳統認知並不符合中國的現狀。民營企業家並沒有團結起來共促民主，那些堅持批評中國共產黨的人遭到了審查、壓制甚至流放。市場力量的擴展不僅沒有帶來政治自由，反而鞏固了中國的專制政權，使之更加持久。
資本所有者多種多樣
中國的民營企業所有者沒有形成一個擁有共同特徵和利益的"資本所有者階層"。街頭商販和飯館老闆與房地產大亨和《財富》500強(Fortune 500)企業的擁有者所關注的問題不同。剛剛起家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是在當前的政治制度下發家致富的。沿街叫賣的小販和家庭作坊主只顧忙於生計，無瑕考慮通過民主變革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即使是資本所有者的中間階層也缺乏共性，儘管共同的經濟利益似乎應當促使他們參與政治，以確保實行法治和保護私人產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特性不同，阻礙著他們以整個階層的力量共同行動。
鑒於市場化改革的時間相對較短，中國的民營企業由背景十分不同的人員組成。有些企業家過去是農民，他們在改革初期放棄了公社式的務農生活，建立起各類工商企業。有些人過去在國企任職，他們因下崗或無正式工作而進入民營企業。還有一些人是被排斥的知識份子或不滿於現狀的政府官員，他們放棄政治尋求較為富足的生活。許多民營企業家是共產黨員，他們利用自己的政治關係優先取得銀行貸款、土地及其他國家資產。
上述種種差異抑制了階層的形成及基於階層的集體行動。的確，民營企業家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是"資本所有者"，他們寧願告訴別人自己以前從事的職業。
多重化的中國社會階層
可能提出的一種觀點是，中國不統一的資本所有者階層僅僅是一個短期現象，也許新一代民營企業家將形成更大的統一性並認識到民主型政權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也許他們會團結起來，推動民主轉型。這樣的局面雖然不無可能，但仍然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在我對民營企業家的調查中，大多數受調查者表示，他們更願意自己的孩子──通常是獨生子女──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專業人員或政府官員，而不希望孩子成為辛苦勞作的企業主。在大多數情況下，今天的資本所有者在其商業活動中並不謀求子承父業。對於有幸創業成功的父母來說，個人發財只不過是獲得更體面的謀生手段的過渡辦法。從今天民營企業傳給下一代的狀況看來──鑒於註冊的企業所有權變化率很高，這種情況應當不多──他們仍然不太可能凝聚成一支主張民主的政治力量。
中國共產黨改變政策，實行經濟改革，並取得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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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地民營企業面臨的政策環境存在差異，在類似行業中經營和營業規模相近的資本所有者抱怨的事情及其政治觀點也不相同。正如他們因背景不同而各具特性，其經營體驗也因地而異。
一些地區為民營企業提供特別有利的條件，並因此而知名。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浙江省溫州市，這是一個南方沿海城市。早在中央政府使民營企業合法化以前，溫州地方政府官員就已經允許一貧如洗的農民經營小賣攤和小工廠。
與此相反，其他一些地方在整個改革時期一貫歧視民營資本。在那些繼承了毛澤東時期(1949年-1976年)的大型國營或集體企業的地方，政府一直不大願意讓民間創業者獲得經營企業所需的關鍵資源(如銀行貸款)。同樣，得到大宗外國直接投資的地方繼續為外國投資商提供優於國內投資商的待遇。
因此，取決於其所在地區，中國的資本所有者面臨不同類型的挑戰，他們影響政策的能力也因此不同。溫州自行組織起來的商會積極促進本商會成員的利益，而其他地方的商會則受到政府的控制，對業主不那麼有幫助。在這個意義上，資本所有者的內部個人特徵差異與民營經濟活動的地方差異形成對照。如果某地企業所有者因不滿現狀而謀求政治影響力，那麼他們在全國各地爭取對其訴求的支持時就會遇到困難。
不同觀點受到壓制
就有組織的政治行動而言，民營企業家並非中國社會中面臨地區性限制的唯一群體。對現狀不滿的農民、工人及知識份子在爭取跨地區支援方面也面臨相同的挑戰。
近年來，大規模抗議和示威活動明顯增加。官方統計數位顯示，2003年、2004年及2005年的抗議次數分別為5.8萬、7.4萬及8.7萬。雖然人口流動的增加以及新通訊技術的普及已突破了改革前在組織上的某些障礙，但這些示威活動仍局限於具體地區。
現政權曾經面臨的唯一一次嚴重挑戰是歷時短暫的中國民主黨(CDP)運動。1998年，中國民主黨在全國24個省市建立了地方委員會。然而，當局立即拘留、逮捕或流放了中國民主黨負責人，挫敗了建立民主黨中央組織的所有進一步努力。
後來發生了1999年至2000年期間對法輪功學員的鎮壓、2003年薩斯(SARS)爆發期間對公民的隔離、以及2008年對西藏示威者的迅速鎮壓，這些事件均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在危機出現時仍具備控制民眾的能力。
共產黨的韌性
那些指望中國出現民主轉型的觀察人士看到，市場力量的延伸產生了一系列造成社會不穩定的結果，如貧富分化加劇和官員腐敗的機會增多。雖然抗議活動不斷增多，但資本所有者──預期中未來民主的代理階層──卻明顯沒有參與此類不滿情緒的渲泄。而且，這些抗議活動很少挑戰中國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即使中國民主黨的建黨嘗試也是通過正常的行政途徑，並沒有逾越當前政治體制的規則。
中國在集權統治下推行的市場改革最終產生了超乎意料的高經濟增長率，給許多社會階層帶來好處。這一集權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受惠者無意呼籲推行可能造成社會動盪和妨礙經濟繼續增長的政治改革。
而且，中國共產黨在其87年的歷史中已表現出非凡的能力，通過在意識形態、黨員構成及政策目標等方面進行重大調整而重新定位和重整旗鼓。迄今為止，為適應形勢向市場化的轉移為該黨提供了合法性，而非奠定其垮臺的基礎。鑒於此等原因，當代中國繼續證明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相輔相成的流行觀點與之無關。
(完)
本文表達的見解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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