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民主
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孿生兄弟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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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羅馬尼亞等前共產主義國家的選民在接受自由市場的同時，對政治變革逐漸失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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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凡-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
克勒斯特夫指出，有些人曾擔心中歐地區在接受民主的同時會排斥市場經濟。但目前的情況是，中歐地區接受了自由市場，卻逐漸對民主進程產生不滿情緒。克勒斯特夫是設在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的自由戰略中心(Centre for Liberal Strategies)的主席。
今天的歷史學家在記錄中歐和東歐地區的後共產主義變遷時，總想將其描述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之間不可抗拒的相互結合。但20年前卻有很多人擔心這個時期將會不堪回首。
儘管政治理論家大都認為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相輔相成以及自由市場與競選政治在長期內相互促進，但他們卻擔心東歐社會轉型所必需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會相互阻礙。
後共產主義轉型時期的難題是：在給予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後，又怎能指望他們支持那些在實行初期會造成物價上漲、失業率上升、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政策呢？
德國社會學家克勞斯•奧菲(Claus Offe)指出："市場經濟只有在民主尚未形成的條件下才能起步。"波蘭著名政治學家及團結工會領導人雅德維加•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kis)堅信："只要一個名副其實的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建立起來，就只有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才能對人口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
簡言之，中歐地區在市場社會主義與專制資本主義之間看似沒有出路。但可喜的是，理論上行不通的東西有時卻能在實踐中奏效。
中歐和東歐的市場經濟與民主轉型同時獲得成功。這種成功歸功於理性與感性因素、客觀條件以及領導作用的奇妙結合。
支持經濟變革
共產主義遺留的影響反而自然而然地推動了改革人士為中歐社會轉型所做的努力。該地區人民迫不急待地要擺脫共產主義，因而對改革給予耐心的支持。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期，工會組織提倡精簡工作崗位，前共產主義政黨急於實現經濟私有化。
工會成員，如照片中這些波蘭工會成員，認為自己的利益在後共產主義轉型時期受到損害。 |
有人對資本主義心懷不滿，但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甚至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口號能將轉型期的失利者動員組織起來。共產主義已使社會喪失了以階層劃分採取集體行動的能力。對市場提出的任何批評都被視作對共產主義戀戀不捨。反共產主義的反對派精英從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發，前共產主義精英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都對經濟改革予以支持。
廣大民眾"回歸歐洲"的願望，在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和北約組織(NATO)的召喚下愈發強烈，使各國社會能夠保持民主制度重新分配的特性，同時使民眾具備作為經濟成功先決條件的長遠眼光和長期耐心。上述因素在不同國家發揮了不同的效力，但歐洲-大西洋一體化確保了經濟改革的持續性，並避免了政治上的反彈。
後共產主義轉型的成功經驗促使新一代政治理論家重新思考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同時形成的可能性。他們宣稱所謂歷史偶然性實際上是一種必然規律。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不再被視為一對和睦夫妻，而是被比作一對孿生兄弟。
對民主的懷疑
以往的流行做法是忽略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但只要看一下俄羅斯、中國或委內瑞拉等國的演變，就足以對資本主義導致民主和民主支持資本主義的必然趨勢產生懷疑。
對中歐的經驗也需要作一些重新思考。中歐的民主國家成為歐洲聯盟成員國一年後，該地區因民粹主義(popul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日益高漲而受到震動。對民主的不滿正在增長，據《人民之聲》(Voice of the People)2006年的全球調查，與所有的預期相反，中歐是世界上公民對民主的優越性最持懷疑態度的地區。
在整個中歐地區，公眾對政客與政黨不予信任。政治階級被視為腐敗與利己的階級。對中歐來說，這種轉型是絕對的成功，但卻導致社會階層迅速分化，少數特權階層發達榮耀，許多民眾卻受到痛苦的傷害。
在轉型階段，許多生命受到摧殘，許多理想被出賣，主要獲益者為受過良好教育、與舊政權有密切聯繫的人，這一事實使公眾難以接受。後共產主義的民主國家現在不是被視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的勝利，而是反平均主義的共產黨精英與反共產主義的反對派精英的勝利。
歐洲聯盟對新成員國施加的外部限制對於各項改革取得成功是必要的，但助長了一種看法，即這是一些民眾不享有真正選擇權的民主國家。
理論家們在20年前曾擔心：新興的民主國家可能不太熱衷於資本主義。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歐的大多數人民對市場比對投票箱寄予更大的信任。
(完)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www.america.gov/mg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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