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社會變動更為快速，人們從都市遷移至郊區，然後開始快速地在國內四處變換他們的生活圈。就如其它美國人一樣，作家自然也是這種變動的一部份。本文討論此趨勢以及其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英國評論家史丹納（George
Steiner）寫道：「美國文學的優勢，就在於其獨特呈現出一連串區域與在地特質匯聚的特色。」我認為，史丹納的意思是，由於我們歷史的特色—殖民化、緩慢地朝西部發展—美國的藝術傳統因此與地方密不可分。
回顧過去，他提到霍桑、梅爾維爾、愛默森、亨利．詹姆斯的例子。「不要在乎霍桑作品中的意大利背景、梅爾維爾栩栩如生描繪的南海，詹姆斯通常將他故事中主角幽會的地點選在歐洲各國首」—這是史丹納的觀點。美國作家，就像其它全世界作家一樣，書寫他們最熟知的事物，他們熟知的事物中，包括他們周圍的世界。我們的文學充滿著地方，還是地方—從亞吉（James
Agee）的田納西州納克斯維爾，爾德瑞奇（Louise Erdrich ）的達科塔平原，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加州鹽場，還有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密西西比河。
不過時代變了。我們突然發現自己活在一個分水嶺時代，所有的基本條件與傳統都都在電子通訊的普及與快速傳遞中產生變化。愈來愈少人深植在一個社區、區域裡成長，而且少有人對當地有基礎而深入的瞭解。人口調查顯示我們遷徙的頻率愈來愈高，就像遊牧民族貝都因人一樣，我們逐漸習慣拆營地移居至他處的流浪生活。現代作家一生都住在同一地，如薇爾蒂（Eudora
Welty）一直住在密西西比州傑克森一樣，在現代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符合我們時代精神的例子像是福特（Richard
Ford），他也來自傑克森，但他卻穩定地從一地遷徙到另一地，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滿不同區域背景描寫。
此外，地方的樣貌也在改變。我們現在處於同構型時代。購物中心的建築與房屋發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無論我們走到哪裡，將會發現如葛楚．史丹（GertrudeStein）所說的「虛無空間」。我們的芳鄰多數都從別處搬遷而來，當我們與密友或親戚溝通時，親自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愈來愈少，反而更常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溝通。無論電子通訊有多少好處，這些工具都無法產生地理上的歸根感。
我們或許會期望，美國文學以四處漂流的角色以及呈現疏離與溫柔的狀態，反映這個時代的轉變，某種程度上，情況的確如此，即使這種情況極少在主流文學作家作品中看到。回顧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極簡主義，
或者是德裡羅（Don DeLillo）、歐斯特（Paul Auster）、包爾斯（Richard Powers）與瓦勒斯（David Foster
Wallace）的後現代小說，我們可以輕鬆推論地方立即性的解構。當德裡羅在《白色噪音》中寫到：「我們穿越兩處停車場，走到中村購物中心的主要建築體，這棟十層樓的建築物圍繞著瀑布、人行步道與花園組成的中心廣場而建。」我們瞭解到，我們可能在美國的任一個地方。這就是重點。
但我們也發現一個明顯且有力的反向趨勢：作家與讀者一樣，都會為地方所蠱惑，而且也會過往所蠱惑。的確，兩者通常是一種結合的狀態。想想古特森（David
Guterson）作品《愛在冰雪紛飛時》（Snow Falling on Cedars）、麥克墨崔（Larry McMurtry）的《孤獨的鴿子》（Lonesome
Dove），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以及自傳性作品瑪麗．卡爾（Mary Karr）的《大說謊家俱樂部》（The Liars'
Club）都受到廣大的歡迎。前三本小說作品都回顧一些年代，而且都充滿著地方感—普吉灣、大西部平原與愛荷華鄉下，都跟任何角色或情節轉折一樣重要。我們難以想像，卡爾的回憶錄竟呈現了德州東部風情。
從這些近期最暢銷名單的作品中，我們發現一些更具價值的例子 – 包含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所有漂亮的馬》（All The
Pretty Horses）以及《十字路口》（The Crossing），威廉甘迺迪（William
Kennedy）的「美國首府」（紐約）等書，珍斯邁利（Jane Smiley）的「一千英畝」（A Thousand Acres），東尼默瑞森（Toni
Morrison）的「蘇拉與其珍愛」（Sula and Beloved）、還有安妮普露（E. Annie Proulx）的作品。普露，是一位在作品中納入最多地方背景可能性的作者，她得獎的小說《真情快遞》（The
Shipping News）、故事背景在海邊省分岩石岸邊與海灣，而最近的新作《手風琴罹罪史》（Accordion
Crimes），時間橫跨1890年至今的時間，對美國每一個地區的不同特色、都有可信度高的詳細描述，像是紐奧良、緬因州鄉間、蒙大拿州以及密蘇里州等地。
Proulx的詞彙運用相當豐富多元，能傳遞完整的感官意識：
透過雨中的擋風玻璃，緬因州像是間隔交替的雲杉，輪廓清晰，大片枯萎的白楊樹與櫻桃樹、捲起的樹葉像是燒黑了的紙片附著在樹上，路邊的麋鹿在白胡桃樹蔭下，陰暗的色彩並未因微弱的天空顏色改變，乾涸的河流和一連串的湖泊，被破碎的地平線區隔起來。
她也以同樣敏銳的筆觸，呈現出對德州里約大峽谷的印象：
他模糊地記得站在某個男人旁邊，不是他的父親，混雜了紅椒干、黑色含羞草、金合歡的味道，西洋杉榆樹與黑檀木之中，看著一條深藍色的蛇在樹葉之中蜿蜒前進。
The這些文句是從作者較長篇幅作品之中節錄出來的，但即使在這樣節錄的內容之中，我們也能感受到與作者親密的接觸；文章本身的轉折呈現出細膩微妙與深刻的體認，普露闡述的方式並不是少見的特例。在當地居民之中也有同樣的轉折特質，包括他們的古怪的說話方式，他們故守的獨有癖性等等。關於地方的特性，必須由它們以人類的詞彙告訴我們，我們才能理解。普露做過一陣子的記者工作，在一次與阿曼達畢雪（Amanda
Bichsell）的訪談中，他苗述了她作研究的方式，在筆記本中記錄所有對土地、地方習俗等等的觀察結果；「那通常是我所做的第一步」，普露解釋道：「建構環境，包含氣候、土地的形狀、街道與道路的形式、我們所吃的食物…天氣與風、岩石，這些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益發重要的角色，所以當這些事物成為小說的內容後，對我來說，書中角色才能生動地從景色中呈現出來。」
有些人也許會反對這種以地方為主、而非以生活為主的研究，這些是由局外人所抓住的細節 – 人類學研究者 –
用來增加文學影響力的作法；但這等於是對藝術的起源、也是持續到今天都還被當作準則的作法、提出異議，理查德德福特（Richard
Ford）是近期以作品《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獲得普立茲小說獎的作家，據他自己的說法，他曾在九個州有過14個家，也在這些不同的地方做過深度觀察、創作出
「最真實」的故事和小說。接著還有威廉渥曼（William Vollmann），是個具有創造力的當代作家，在他發瘋似的研究任務之翁，強迫自己進入異國環境，到現在為止，他已經針對阿富汗、越南、加拿大凍原地區以及舊金山畜牧區做過研究
– 而他的年紀還不到四十歲。
很明顯地，不同的作家之間，存在著不同形式的研究方式，普露和福特不同，福特也與渥曼不同，這些相對屬於局外人的作家之中，沒有一個是一樣的，拿安得烈度布斯（Andre
Dubus）、這位新罕布什爾州的作家為例，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瑪瑞馬克峽谷之中的勞工世界，而賴瑞布朗（Larry
Brown），居住於密西西比州福克納當地的牛津區，創作的內容就以當地人對於地吸引力的特殊興趣為主軸。
但是，在說明遊歷過的各個地方、和深入瞭解的地方，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呢？另外，如果真的存在差異性，誰能分辨出來？不止多數讀者對於所閱讀的內容來說是局外人，讀者和作者一樣都會受限於長期以來不同的感知所影響，主觀性主宰了這種藝術形式，就如主觀性主宰其它藝術是一樣的。沒有兩個或十個作家會看到同樣的巴黎、紐約或塔斯卡盧薩（Tuscaloosa），除非藝術家承認有了嚴重的過失
– 譬如說描述在北方建築物外觀有著九重葛植物 – 否則很少人會對其產生任何懷疑。
純粹主義者有不同的看法，當然，作品和想像力可以有極大的發揮，忽略這些細節，因為讀者不會在意這些，也沒有人比當地人更能正確、自然地瞭解自己居住之地。當一位作者瞭解所描述的世界之後，其區別就很明顯了，那就像在忍受過一段善意模仿出來的表演之後，在欣賞一段真正的藍調音樂一樣。維提（Welty）,
彼得泰勒（Peter Taylor）, 約翰岱克阿普岱克（John Updike）,魯道夫阿娜雅（Rudolfo Anaya） –
他們都是瞭解當地民眾與土地的作者，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深刻瞭解，不止透過細節的安排、而是在內容的各種層次皆然。我們能從節奏和措辭中感受到作者的信心，知道內容是正確的、每個角色都被安排在最適當的場景之中。
柯麥麥卡錫（Cormac
McCarthy）是將當地人/局外人的概念、拿來作了有趣測試的作者，他成長於田納西州，早期的小說都以成長地區作為背景，這就是從作者基於對某個地方特別的興趣進行創作的例子；在他首部小說中的一段「果園守門人」（Orchard
Keeper）中，有以下的闡述：
晚夏時節，山脈在天空烘烤下成為藍色，果園路上的紅色塵土就像磚窯旁出現的粉末，你無法用手抓起一把，熱風從山谷傾瀉而下，有些令人作嘔、如野參氣味、腐壞植披的味道。紅色泥土覆蓋在路上，上面有著枯萎的忍冬植物，豌豆籐乾枯散落在泥土中。七月下旬的小麥田乾涸枯萎，莖梗歪斜地排列著。所有植物都蒼白乾枯，泥土乾涸產生裂痕、四散產生無止盡的微型劇烈變動，石灰岩在被磨損的土地之下，就如一群受日曬的海豚，灰色一直連結到陰暗的天空之中。
麥卡錫在離開阿帕拉契山區、移往德州厄爾帕索市時，已經是個成熟的作家，十年之後，他出版了《血紅天頂》（Blood
Meridian），第一本以美國西南部為背景的小說，從那時開始他撰寫了《邊界三部曲》（border trilogy）中的前兩部：《所有漂亮的馬》（All The
Pretty Horses）以及《十字路口》（The
Crossing），在內容中都呈現了該地區對人類強大的貢獻；而事實上，仔細閱讀接下來的篇幅，與早期的敘述比較，我們是否能找出任何跡象、證明該文章並不是一位土生土長的作者、而是在其它地方居住的作者呢？
小河相當清澈，綠色苔蘚在碎石沙洲上蔓延，慢慢地沿著灌木叢與仙人掌植物生長，從湯格林郡一直到寇克郡，從道路一直穿過植有西洋杉的山丘，那裡的土地覆蓋有卵石和岩石，還能看見雪覆蓋了通往北方數百哩的路上。
麥卡錫提出的答案是，當地人與局外人的分別，在於作者對於當地現象的細微差別能有所感應，能在字句中傳達出這種感應，不論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
結論是、我們不能為當代文學創作對地方的呈現、做出概略的結論，只能說在期待之中，這些作品都是相當突出的作品。
這種突出的成績並沒有難以理解地方，我們所居住世界的改變 – 疏遠的速度、最基本傳輸上的電子化滲透 –
是一回事，我們的心理反應又是另一件事，局外人與當地人的經歷是不同的，我們搜尋因特網，但我們渴望的其實是面對面接觸；佛瑞斯特（E.M.
Forster）曾說過「只有聯機」的說法，我們都瞭解他真正的意思。
文學在這裡扮演了現代的角色，如果每天的生活讓我們分心，就不太可能拿起小說找出共通點，而如果我們覺得 – 如同我相信我們都在做的 –
我們對於空間與時間的關連度降低，就無法如祖先一般向生態群落提出要求、或是做到過去一般的參與，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彌補這些缺乏的方法。
小說是我們最重要的創造感知的媒介，也是我們在過自己的生活時、也能進入其它生命的方法，看似在美國的我們擁有豐富的資源，得以瞭解我們正在進行的交易，那就是放棄地理上的根本，尋求行動與電子化的溝通
– 那是一種如果只透過中介媒介過活的方式，從中獲得滿足以及先進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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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班．伯克茲(Sven Birkerts)是「古騰堡輓歌：命運讀在一個電子時代」(The Gutenberg Elegies: The
Fate of Reading In An Electronic Age.) 的作者。他近期為灰狼出版社(Graywolf
Press)編輯了托爾斯泰的「錄音電話機: 技術和沉思」(Tolstoy's Dictaphone: Technology and the Muse)
,他的文學評論散見於多種期刊與報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