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氣候事件，如旱災、水災以及沿海地區的颱風和北部內陸地區的暴風雪，往往會引發社會動盪和不穩定。1931年，長江洪水氾濫奪走了14.5萬人的生命並使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和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區均集中在沿海地區，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過去30年，海平面每年上升2.6毫米，而且這一趨勢還將繼續。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890人。長三角地區的15個大城市僅占中國國土面積的1%，但在2008年，這些城市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7%。在西北地方，人們的生活極度依賴喜馬拉雅山和天山的融雪，氣溫上升將意味著那裏的綠洲農業將消失。

隨著人口的增長、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以及經濟的整體發展，氣候變化無疑將成為一個安全問題。缺水則是另一個問題。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事件將降低糧食生產的保障。海平面上升將使數億人的生命和數萬億人民幣的資產受到威脅。因此，應對氣候變化和盡最大可能減少氣候變化的影響將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通過發展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不採取行動必然會削弱可持續發展。中國和世界的經驗表明，可以通過發展有效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1998年，長江發生了規模類似1931年的洪水，但這一次的損失與1931年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原因很簡單：現在堤壩堅固而且有更多的資源可用於防洪。在2000年以前，極端氣候事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占中國GDP的3%至6%。但過去10年裏，儘管實際金額的絕對數字更大，但損失卻只有1%或更小。在改革前的1978年，每年的颱風奪去很多人的生命，毀壞沿海地區的房屋。現在，建築物能夠承受最強的颱風。預警系統可有效地讓人們做好充分的準備，節水技術和灌溉能減少人們對水的需求。

根據《京都議定書》，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就絕對值而言並不需要減少溫室氣體（GHG）的排放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採取減排行動。事實上，中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所做的努力與所建議的減排目標是一致的，並為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作出了顯著的貢獻。在中國第11個五年計劃（2006-2010年）中，一個強制性目標是到2010年從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20%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單耗。通過行政和獎勵措施加強執法力度，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造林和再造林的努力，包括過去30年的封山育林，使森林覆蓋率從70年代末的12.7%增加到現在的18.7%。新建房屋與舊房相比具有65%以上的節能效益。根據全球能源協會的統計，中國新增風力發電能力緊隨德國之後，占2008年世界新裝機總量的23.1%。中國已大量投資於風能和太陽能，使中國可能成為開發可再生能源的真正先導。社會政策和倡導可持續的消費也有幫助。中國已經制定了國家和省級氣候變化計畫。進一步規劃和行動將使發展進程更為氣候友好，例如，制定跨河調水、海堤建設和城市發展計畫時均須把減緩和應對氣候變化考慮在內。

國際合作

 

雖然中國積極採取緩解措施，但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在不斷增加。 2007年以來，中國的排放量被認為超過了美國，而且人均排放量已相當於世界的平均水平，但這個數字仍大大低於經合組織的數位。由於中國仍處於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很可能繼續下去。顯然，中國採取的氣候變化緩解措施將超越國界，國際合作將有效地減少中國的排放量。

《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已展現出國際合作的潛力。雖然流入中國的資金不多，但它使風力發電商業化和能源效率投資變得可行。過去幾年風力發電的快速增長即是一個明證。清潔發展機制專案認證的減排（CER）碳價格給市場發出了信號：低碳技術具有競爭力。技術合作是關鍵的因素之一。緩解氣候變化是全球的公共利益所在。政府必須在開發、轉讓和使用對氣候友好的技術中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非常重要，因為發展中國家開發的適當技術不僅可行而且具有成本效益。此外，示範減排如何使發達國家具有更高質量的生活將有助於中國形成對氣候友好的消費模式。在應對和緩解氣候變化方面，我們應伸出手來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