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直都是個工作過量的機會主義者，我首先重回一篇十多年前自己寫的反思性概論，題目是《房間裡的人才》(The Talent in the Room)。當時的目的和現在很類似，就是將文藝小說中的主要趨勢及人才突顯出來。我希望最少能將前一篇文章的基礎與架構保留下來，可是一旦開始閱讀後，才發現不是這回事。不知怎麼，當注意力擺在前景事物時，如回顧各個作者的生平，背景卻已令人吃驚地緩緩轉移。

那篇早期的評論，是受到其他文章的激勵，其中包括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1959年發表的《評論：對〈房間裡的人才〉一文快速而昂貴的評語》(Evaluations-Quick and Expensive Comments on the Talent in the Room)，還有湯瑪斯‧沃爾夫(Thomas Wolfe)1989年在「哈潑斯」(Harpers)雜誌上發表的鼓動性文章《跟蹤十億隻腳的動物：新社會小說的文學宣言》(Stalking the Billion-Footed Beast：A literary Manifesto for the New Social Novel)，我在該文的結論為：當代美國小說正處在退後狀態。由於越來越多的作家無法應付急劇變化的後現代電子社會，遂大規模轉向比較簡單的世界圖像。小說家和短篇小說家不再以城市中的資訊文化為題材，轉而以鄉村與小鎮為主題，不是以極簡主義(minimalist)就是極大主義(maximalist)的手法來呈現。

我在這篇文章選擇了拉塞爾‧班克斯(Russel Banks)﹑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安‧泰勒(Ann Tyler)﹑安‧貝蒂(Ann Beattie)﹑威廉‧甘迺迪(William Kennedy)﹑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休‧米勒(Suc Miller)和喬伊絲‧奧茨(Joyce Carol Oates)，這些作家都能強而有力地呈現美國經驗，然卻沒有一人處理到我所認為的中心題材，這是我的看法。當然也有例外，像是唐‧德利洛(Don DeLillo)﹑湯瑪斯‧品欽(Thomas Pynchon)﹑羅伯‧史東(Robert Stone)﹑理查‧鮑爾斯(Richard Powers)﹑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湯妮‧莫裡森(Toni Morrison)和保羅‧韋斯特(Paul West)，他們的作品比較能跟得上前述轉變的律動。即使把例外考慮在內，我整體的評斷仍是保守悲觀的。

新一代的崛起
《房間裡的人才》刊出後的十多年間，許多事情有了變化，我為此覺到得有意思及開心，然這些變化不是經由革命動亂產生，而是漸進式的轉變及替換。這事關年輕一輩人才的逐漸成熟，要讓自己的感性更帶有新的後現代主義味道，而老一輩的作家，則多半要讓掉把持已久的鎂光燈焦點。

在我看來，最大的轉變是新一代野心勃勃作家的崛起，他們不但有全景式的動能，還能自我調適，和大家一起進入一個超級複雜與多語言的資訊文化。此類作家最著名的是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他的小說《修正》(The Corrections)是關於中西部地區蘭伯特家族兩代間的故事，是一篇表達豐富且多重的故事，曾於2001年連續數月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作者在提醒各地的嚴肅讀者，一篇會讓人一直翻下去的好故事，也能表現出這個充斥著「後什麼」術語的年代，特有的破碎性複雜生活。

和弗蘭岑一樣40幾歲，同屬能見度高﹑通過嚴格檢驗的備受尊崇作家，還有博學多產的理查‧鮑爾斯(Richard Powers)。《耕耘黑暗世界》(Plowing the Dark)是他的第七部小說，裡面探討虛擬(對於現實的數位模擬)的含義，下一部小說《我們歌唱的時代》(The Time of Our Singing)，是篇關於一個混血家庭的大故事，混合了音樂﹑種族政治及理論物理。還有傑佛瑞‧尤金尼茲(Jeffrey Eugenides)，他的《處女自殺》(The Virgin Suicides)，是一部反映出世代間焦慮的經典之作，《中性》(Middlesex)則融合了複雜的歷史序列及變性人成熟所經歷的痛苦。對許多年輕讀者來說，大衛‧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直代表著支離破碎和文化錯置之新時代精神，他1996年的長篇巨作《無限詼諧》(Infinite Jest)，就是一部標竿作品，好比數十年前湯瑪斯‧品欽的《萬有引力彩虹》(Gravity』s Rainbow)。比較近的作品有《與可怕男人的簡短訪談》(Brief Interview With Hideous Men)，裡面一些令人不安、心有所苦的角色，會把讀者捲入其中。

再稍微年輕一輩的人才還包括瑞克‧穆迪 (Rick Moody)，他的創作囊括短篇小說《魔鬼的信仰》(Demonology)﹑長篇小說《紫色的美國》(Purple America)和回憶錄《黑色的面紗》(The Dark Veil)等不同文學類型的作品。還有年輕的非裔美籍小說家科爾森‧懷海德(Colson Whitehead)，他在一部描寫電梯安全視察員緊張不安的離奇古怪小說《直覺者》(The Intuitionist)問世後，便以小說《約翰‧亨利的日子》(John Henry Days)加入了極大主義的行列。該作品對現今種族關係進行全面的嘲諷，與媒體自我宣傳(boosterism)文化產生衝突。大衛‧埃格斯(David Eggers)前幾年出版的活力小說/回憶錄《驚人天才的傷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獲得相當大的成功與暢銷，該書將個人懺悔的衝動與小說中的恣意敘事混合在一起。

霍姆斯(A.M.Homes)﹑瓊安娜‧斯科特(Joanna Scott)和海倫‧德威特(Helen DeWitt)這三位女性作家都決心呈現室內鴿巢(仍舊存在的刻板印象)之外的事物，她們在創新能力及反映時代精神(zeitgeist)方面與男性作家不相上下。她們不像《愛骨》(Lovely Bones)的作者愛麗絲‧西博德(Alice Sebold)﹑《白色的夾竹桃》(White Oleander)的作者珍妮特‧菲奇(Janet Fitch)及《從克勞森橋墩上跳水》(The Dive From Clausen』s Pier)的作者安‧派克(Ann Packer)一樣享有暢銷的際遇，但有趣的是，她們的小說都以創傷般的失去為前提。

國際視野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趨勢轉變是，文學主流有國際主義者觀點及主題的注入。中國出生的小說家及故事家哈金，在《等待》(Waiting)及《瘋狂》(The Crazed)中，開啟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故事大門。烏克蘭裔美籍作家艾斯科‧梅尼朱克(Askold Melnyczuk)在《死亡使者》(Ambassador of the Dead)中藉由兩個烏克蘭裔美籍家庭，生動地帶出隱藏在二次大戰期間的可怕事情。來自賽拉耶佛(Sarajevo)的移民作家亞歷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寫過《恐怖份子》(The Question of Bruno)，另一部小說《尋找自尊的男人》(Nowhere Man)則來回探索一名住在芝加哥之年輕賽拉耶佛男子的過去與現在。李昌來(Chang-Rae Lee)在《手勢生涯》( A Gesture Life)中生動地表達一位韓裔日籍男子移民到美國的生活，他試圖擺脫被犧牲之過去所帶給他的陰影。普立茲獎得主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寫過《固疾的詮釋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朱諾‧迪亞茲(Junot Diaz)則是《沈溺》(Drown)的作者，這兩人和另外幾位更年輕的作家，都用短篇小說的形式，來探究印裔美人與多明尼加裔美人間因生活在種族分隔中，而產生的複雜摩擦。

透過反向觀點表達類似衝力的作品有亞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s)的《布拉格》(Prague)和喬納森‧佛耳(Jonathan Safran Foer)的暢銷小說《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這兩部小說都是從旅居國外或在國外旅遊之美國人的觀點，來探索其他文化的生活。菲利普透過一群旅居國外的美國人反映出現今的文化狀態，他在小說中開了一個小玩笑，即這群美國人不是住在布拉格，而是布達佩斯。佛耳則描述一位年輕美國遊客(也叫喬納森‧佛耳)來到現今的烏克蘭，與祖先之過去有了接觸。

與這些發展相對的是，仍舊保有強大延續力的主流作家。各類的美國寫實主義持續在一些作品中表現出來，這些作品來自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威廉‧甘迺迪(William Kennedy)﹑蘇‧米勒(Sue Miller)﹑瓦德‧賈司特(Ward Just)﹑安德魯‧杜伯斯三世(Andre Dubus III)﹑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與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羅斯最近完成的三部曲，裡面包括《美國牧歌》(American Patoral)﹑《我嫁給共產黨員》(I Married a Communist)與《人性污點》(The Human Stain)這三部小說，是過去10年顯著的成就之一。還有寫實風格不稍減、卻更為精細的變種小說，此類作家有安妮‧普露(Annie Proulx)﹑柯麥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及威廉‧佛爾曼(William Vollmann)。

可以列舉的作家還很多，無法一一介紹。在某些點上，範圍較廣的類型可以再往細分，現出一些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優秀作家，像是比較敢言的實驗派風格作家，他們包括羅伯‧庫佛( Robert Coover)﹑大衛‧馬克森(David Markson)﹑瑪麗‧羅賓森(Mary Robinson)與喬治‧山德斯(George Saunders)。還有偏離軌道的怪異小說家，像是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保羅‧威斯特(Paul West)﹑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霍爾‧諾曼(Howard Norman)﹑查理‧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道格拉斯‧鮑爾(Douglas Bauer)﹑強納森‧迪(Jonathan Dee)﹑艾倫‧科茲威爾(Allen Kurzweil)﹑亞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邁克‧沙邦(Michael Chabon)﹑馬格‧禮文斯(Margot Livesey)﹑莫林‧霍爾(Maureen Howard)﹑波義耳(T.C.Boyle)與安‧派契特(Ann Patchett)。以及用聲音來表達的南方作家，他們有帕吉特‧鮑威爾(Padgett Powell)﹑路易斯‧諾頓(Lewis Nordan)﹑吉兒‧麥克科(Jill McCorkle)﹑伊麗莎白‧考克斯(Elizabeth Cox)﹑李‧史密斯(Lee Smith)﹑南茜‧萊曼(Nancy Lemann)﹑巴瑞‧漢娜(Barry Hannah)﹑唐娜‧塔特(Donna Tartt)與埃倫‧吉爾克斯特(Ellen Gilchrist)。尼可森‧貝克(Nicholson Baker)應該可以自成一類，他的首部小說是《夾層》(The Mezzanine)，最近的《火柴》(A Box of Matches)以一名中年男子清晨坐在火爐旁的冥想，營造出一整串故事。我有沒有遺漏誰？肯定還有數十個，數百個。和我一樣有膽量做概論性文章的人，心中都會不斷浮現將某人遺漏的遺憾。

詩的語言
詩 壇也呈現類似的多重模式，然與多位詩人交談後發現，小說世界中感覺像是豐富與多樣的東西，到了詩裡卻成為一種令人沮喪的分裂。幾年前，流派的主要區分還是在「形式主義者」與各種不同類型的「自由」詩之間。現在的情況有些不同，主要的分別來自詩人對語言的運用，一派詩人用指涉性(referential)的方式運用語言，針對的是一般的世界，另一派詩人的運用語言方式是將語言當作自己創造的領域。後者包括著名的約翰‧艾許貝利(John Ashbery)和他的眾多追隨者，以及受喬莉‧格雷姆(Jorie Graham)影響的詩人，格雷姆以感知的流動過程為表達重心。與他們相近的是實驗語言派(L=A=N=G=U=A=G=E)，裡面包括邁克‧帕爾默(Michael Palmer)﹑查理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和林‧賀金年(Lyn Hejinian)。賀金年在長詩《奧克索塔》(Oxota)中寫道：「非關因果關係的連結原則，使我們不至墮入不好的無限/追逐文字不是隨著偶然伴生之物。」

　比較直接的指涉派詩人還可以次分成不同流派，有表較年長的現代主義傳人，像是前桂冠詩人羅伯‧品斯基(Robert Pinsky)﹑法蘭克‧比達特(Frank Bidart)﹑路易士‧格呂克(Louise Gluck)﹑查爾斯‧斯米克(Charles Simic)和威廉斯(C.K.Williams)。

和他們同時並進的還有一群比較年輕的詩人，他們主張使用比較沒有受到歷史制約的語言。這些人包括湯姆‧斯萊(Tom Sleigh)﹑艾倫‧夏皮羅(Alan Shapiro)﹑羅莎娜‧沃倫(Rosanna Warren)﹑蓋爾‧瑪祖爾(Gail Mazur)和尤瑟夫‧科曼亞卡(Yusef Komunyakaa)，也包括形式上較多變化的威廉‧洛根(William Logan)﹑達納‧喬歐亞(Dana Gioia)﹑布萊德‧萊特豪瑟(Brad Leithauser)﹑格林‧麥斯威爾(Glyn Maxwell)﹑黛博拉‧葛雷格(Debora Greger)和瑪麗‧索特(Mary Joe Salter)。

在其他分支中，要注意的是個人裝飾意味較濃的詩人，如瑪麗‧豪威(Marie Howe)﹑馬克‧多帝(Mark Doty)和雪倫‧奧爾茲(Sharon Olds)，還有仁慈、略帶超現實色彩的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史蒂芬‧多賓斯(Stephen Dobyns)則沒有那麼仁慈，卻帶有一種晦暗的趣味。本篇文章還需要更大的篇幅，才能放下湯瑪斯‧魯克斯(Thomas Lux)和大衛‧雷曼(David Lehman)的作品，還有比較年長和知名的詩人，像是艾德安‧裡奇(Adrienne Rich)﹑羅伯‧布萊(Robert Bly)﹑ 唐納‧霍爾(Donald Hall)﹑湯姆‧岡恩(Thom Gunn)和大衛‧費裡(David Ferry)，他們具有強力獨特的表達方式。

嚴肅讀者仍在
從詩歌到整個文學領域，都可以這麼說，即社會和經濟領域裡的轉變，確實對它們造成衝擊。出版界如同其他行業一樣也是以金錢掛帥，最近由於財政的下滑，加上公司集團化的趨勢，因而擠壓了獲利的「底線」，獲利微薄的文學作品更是感到壓力。除了作家失去創作的機會，編輯更難說服他們的主管出版那些看起來不會大賣的作品。過去每家獨立出版商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出版業務，然而現在獨立出版商已不復存在。

同時，萌芽中的電子文化已開始入侵。然而，之前被大事宣揚的電子書籍(可對閱讀產生革命性變革的手持裝置)卻沒有造成風潮，這是個慘敗，也讓各地的專家百思不解。然不可否認的是，一些更為精巧的娛樂設備(錄影帶﹑DVD之類)卻已侵入我們的閱讀生活，因而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哀嘆嚴肅性的消逝。

在另一方面，或是事情總是有另外的一面，有價值的書持續有人在創作﹑出版﹑推銷和閱讀，《修正》和《愛骨》之類暢銷書提醒了這個行業所有的人，嚴肅的讀者並未消失。如果大趨勢是偏向炫目的娛樂選項，我們也必須提出，讀書會和閱讀團體正在穩定地擴展。做任何可怕的預言，都有風險在，也通常有誇張的傾向，然以前關於無馬拉車的預言，倒是例外。

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