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雖然在選擇案例上受到限制，但對如何做成判決，則限制少了許多。
每個案例的判決結果受幾個因素影響，包括每個大法官個人的意見，他們對前任大法官對某個問題的解釋，可以贊同也可以不贊同。
不過不管個人的意見如何，一旦他們決定受理某個案子，就必須共同做成最後的判決。若訂有日期進行口頭辯論，則兩造僅各有三十分鐘的辯護時間。
每次審理案件，九位大法官中至少要有六位出席。
聽完當天所有的辯論後，只有九位大法官齊聚一堂討論案例。首席大法官先說明案情並表達個人意見。他發言完畢後，接著由其他八位大法官依年資的先後次序發言。除大法官個人做的私人筆記外，這些集會不保留正式記錄，
每位大法官發言時，可對案子本身發表意見，也可設法說服與他意見相左的 同僚，或是因本身無法決定而徵詢更多的資訊。
當首席大法官認為勿需再繼續討論時，就請大法官們投票表決。投票次序與發言次序相同，由首席大法官先投第一票。
投票完畢，接著指派判決文起草人。若首席大法官的意見屬多數，則他可指定意見相同的大法官中的一人來寫，或是自己寫。若首席大法官的意見屬少數，則由佔多數的大法官中最資深者來指派。若他願意可以自己寫，也可指
定多數中的另一位大法官來寫。
判決文起草後，主筆的大法官將它送交其他大法官傳閱。其他人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或補充，彼此的主張往往可能完全相反。在起草判決文時，大法官們也有改變立場的情形，或是由少數轉向多數，或是由多數轉向少數。
雖然最後的判決文僅由一位大法官撰寫，任何其他大法官均可自由撰寫個人對某一案例的意見。最後的判決文必須有至少五位大法官的認可，始得正式
發佈為最高法院的判決文。
目前最高法院分為兩派，這並不表示他們的判決意見從無交集，而是兩派依 不同的看法而決定其所得出的意見。
史帝文斯（John Paul Stevens）、蘇特（David Souter）、金斯柏格（Ruth Bader
Ginsberg，兩位女性大法官之一）與布瑞爾（Stephen Breyer，最資淺
的大法官）被視為最高法院現代自由派大法官。借用某位學者的話，他們「是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革命的後繼者」，因為他們相信美國的「社會景觀」需處於不斷改變的狀態。
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史卡理亞（Antonin Scalia）、
甘乃第（Anthony Kennedy）、奧康諾（Sandra Day O'Connor，另一位女性大
法官）、湯瑪斯（Clarence
Thomas，目前的唯一非裔大法官）被視為現代保守派大法官。這五人是「費城（制憲）會議的後繼者」，因為他們以制憲代
表們制定憲法時的原始用意為依據。
保守派大法官雖佔多數，其中卻有兩人有「搖擺群」之稱。奧康諾與甘乃第兩位大法官常不分界限，或與保守派或與自由派結合形成多數。
同時，湯瑪斯大法官以其嫻熟的法學素養，不僅是對解釋憲法，更有個人對制憲代表原始用意的研究心得與認識，使他能夠說服其他大法官接受他的觀點，而成為最高法院的一位主導人物。
雖有個人的意見，但最高法院的判決始終基於一個歷史先例：司法審查。
不但是最高法院，整個美國司法制度都有一個極為特殊的特點，即憲法中從未談到司法審查。但司法審查被視為不成文的規定，它允許法院對其認為違反憲法含意或解釋之「立法或行政行動宣示無效並藉此將其廢止」。
司法審查這個觀念首次受到挑戰，是在最高法院最早也最有名的案例之一： 一八０三年的「馬伯利對麥迪森」（Marbury v.
Madison）案。當時馬伯利（William Marbury）由即將卸任的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任命為治安法官，但因亞當斯與新上任的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不和，馬伯利從未收到委任狀。馬伯利請最高法院發出「執行令」，強迫政府官員即使不
同意執行的結果也要執行其職務。
最高法院以一致表決通過的判決，首席大法官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其判決文中，為最高法院未來的權威奠定基礎，他指出政府司法部門有責任
「說明法律的含意...。這是司法責任的基本要義。」一七八九年的司法法雖
允許最高法院發出執行令在先，但大法官們卻認為此舉違憲。
由此，馬伯利對麥迪森案確立了最高法院以及美國所有其他法院的使命。雖然此案確定了大法官不能修改法律或憲法，只能加以解釋，這個司法審查的前提卻賦予最高法院更大更多的權力。
在此情況下，最高法院這些年來陸續因其某些解釋而遭批評。例如在早期，
最高法院偏好中央化干預式的聯邦制政府。但自一八六０年以迄今日，最高法院多半時間是審查各州如何對待其州民，這一點令很多人不滿。
有人覺得，既然最高法院是個自治的機構，就應實行「司法節制」，即在解釋由民選機關通過的法律時應更為寬容。
多年來，最高法院對其身為美國最高司法裁判機構的職責，曾採取各種不同
的態度。雖然有人可能不同意某個裁決，但最高法院從未受到個別的挑戰。若最高法院對某聯邦法律或憲法內涵做出不得民心的判決，唯一的反制方式
就是由國會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憲。大致來說，這正是當年制憲代表所希望的：一個三權制衡的制度，不許立法、行政、司法任一政府部門的地位高於其他
部門。
正是在這種安排下，最高法院享有最高的地位。